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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一 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整订稿 …… (221) 附录二 略论《汤液经法》与张仲景论著的关系…… (247) 附录三 张大昌先生《处方正范》…… (257) 附录四 张大昌先生《三十六脉名义略述》…… (326)
第一章 五脏补泻草木方例 用药释义
药物味属的五行互含，是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（下简称《辅行诀》）主要学术特点之一，它是在《内经》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，用取象比类的方法，对所用药物性能的概括和归纳。
具体而言，药物的味属是根据药物的散、软、缓、收、坚的功用，分别概称辛、咸、甘（淡）、酸、苦五（六）味。而此五味中之辛，与四季之春天阳气宣发温和，植物的生发萌动之象比类；咸与夏季之水火蒸腾，植物得以润泽，枝叶柔软繁茂之象类比；甘（淡）与长夏之湿热蕴涵绵延，植物雍容舒缓之象类比；酸与秋季清肃凉爽，湿热收降，植物成熟收割之象类比；苦与冬日水火内潜而寒凝冰坼，植物之坚闭入藏之象类比。这些味与自然现象的类比，是五味从属于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五行的根据，使五味有了其五行属性，即辛木、咸火、甘（淡）土、酸金和苦水。这种药物效能所规定的五行属性，是药物作用的主要方面，故某味即某行所主，如辛为木所主，咸为火所主等。
然而药有万种，味只五类，一药又可兼数味而有多能。其物种基质、生成的自然条件、生长习性、品物形态、药用部位、炮制过程、口尝味道、色泽气息、特别性能等方面的差异，是形成药物味同功异的根本原因。因此在医哲五行分类的基础上，各行再分化出五行味属的方法是必要和可行 的。这种分类方法，可以表示同类药物之间的性能和功效的差别，是药物学以五味为中心理论体系基础上的深化，是由综合法向分析法进步的尝试，对理解药物味同功异区别使用的问题有所助益。
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药性探真
由于脏象、六淫、七情学说都可以用五行学说归宗，脏气法于四时之气的理念是脏腑辨证的基础，六淫之邪即四时不正之气，情志活动即五脏之气盛衰的表现，因此人体病证亦不外五行生克制化的失常而有所偏颇，药物对某种病证的功效，亦可认为是其五行特性的作用，据此而确定其五行名位。
陶氏手订《神农本草经》（下简称《本经》）之后，晚年又推出此更为深化的学说，应当说是一种进步。正是这种五味五行互含理论，丰富了陶氏体用化的医哲学术思想，成为经方组方用药规律的根基之一，在当今中医理论研究进退维谷的时期，对启发中医方药学的研究思路，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价值。掌握陶氏药物五味五行互含位次名目，对理解《辅行诀》补泻方例君、臣、佐、使的按需所取，有决定性的作用；同时对《辅行诀》与《本经》药物味属记载有所差别的情况，也有了比较合理的解释；并且对药学的五味理论的提高和发展有所裨益。
本章对《辅行诀》五脏补泻方例所用诸药，依拙作《〈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〉整订稿》（见附篇）五味五行互含名位推论，参考《本经》和《名医别录》（下简称《别录》）为主，旁及《本经疏证》（下简称《疏证》）、《本草纲目》（下简称《纲目》）等诸家本草相关内容撰成。间有参考其他论著处，文中亦予以标出。
第一节 肝木辛味门
肝法于春，其气温而宣散，主风，性疏泄，喜条达而恶抑郁，位在胁，在体为筋，其德散，辛者能散，为肝所主之味，即肝之用味。
辛味又为脾之体味，所谓脾之体味，实际上是辛温散之性在脾的体现。脾土为纳散水湿之所，水饮、津血、精液皆水湿之类，即所谓脾散精，运化水湿的职能要靠辛味之疏散来完成。
辛味又为肺之化味，所谓肺之化味，实际上是辛味宣泄舒达作用在肺的体现。肺主一身之气，司呼吸，为水之上源，主皮毛，为维持人体新陈代谢的重要脏器。浊液、废气、糟粕的排出，要靠辛味之宣泄来完成，如二便和汗液的排泄、呼气功能、气机的舒畅等，都是肺脏或其腑所司，这些功能不济则陈腐不去，而新气不生，所谓“辛者，新也”。肺气化象于秋，万物成熟之时，植物新的果实成熟，莫不符合于此，此即肺之化味为辛之据。
一、桂枝（木中木）
《本经》谓牡桂：“味辛，温，主上气咳逆，结气，喉痹，吐吸，利关节，补中益气，久服通神，轻身不老。”
《别录》谓牡桂：“无毒，主心痛、胁风、胁痛、温筋通脉、止烦，出汗。生南海山谷。”
《本经》谓菌桂：“味辛，温，主百病，养精神，和颜色，为诸药先聘通使，久服轻身不老，面生光华，媚好常如
童子。”
《别录》谓菌桂：“无毒，生交趾、桂林山谷岩崖间，无骨正圆如竹，立秋采。”
此药在《本经》《别录》中均称之为桂而有牡桂、菌桂之别，皆载其性味为辛温。《别录》载前者“生南海山谷”，后者“生交趾、桂林山谷岩崖间”。《唐本草》已另出桂枝一项，谓其味甘辛。
《别录》牡桂主治文中有“胁风”、“胁痛”、“温筋”、“出汗”等；《本经》主治文中有“主百病”、“为诸药先骋通使”。《吕氏春秋》谓：“桂枝之下无杂木”。《纲目》引《雷公炮炙论》云：“桂钉木根，其木即死”①；又称“《尔雅》谓之桜②者，能侵害他木也”。《本草经集注》云：“桂得葱则软，树得桂则枯”。
《别录》主治文中病位之“胁”为肝之位；病状之“风”，为肝之邪；所温之“筋”，为肝之体；可使汗“出”，均肝之病。
《本经》又谓“主百病”、“为诸药之先骋通使”，《纲目》引宋朝经学家陆佃（1042～1102，字农师，越洲山阴人，北宋神宗时为尚书右丞）所著名物和训诂书《埤雅》云：“桂犹圭也，宣导百药，为之先聘通使，为执圭之象也”。圭为古代帝王或诸侯在举行典礼时拿的一种玉器，可以区别爵位的等级。执圭，亦为爵位名称，陆佃所云之意为桂可宣导百药，如同执圭的通使，言其适用范围之广，并有一定的权威，是百药的控制和支配者。这也应当是《伤寒论》中由桂 枝为主的桂枝汤被誉为群方之冠的缘由之一吧。
纵观上述资料，可见桂之辛，为肝所主之味，主治病证在肝木，其对诸木具有统摄和决定的作用，虽说如此，仍有其克星，如陶氏所云“桂得葱则软”，葱当是其克星。葱是五菜之一，为肺金之菜，可使桂变软，乃肺金克制肝木之象。桂在木中位同霸主而受克制于肺菜，可见其为属木而纯正者，五行互含名位为木中木甚当。
《唐本草》中桂枝已与桂分论，言其味甘辛，甘为脾土主味，故桂枝又可属土；《唐本草》牡桂主治文中有“补中益气”，谓桂味“甘辛”，主治中有“温中”、“心腹寒热冷疾，霍乱转筋”等中土之证是其征。《辅行诀》阳旦汤以桂枝为君，而该方为阳土剂（详见《伤寒论阴阳图说》学苑出版社，2008），可佐证其理。《本经》牡桂主治有“心痛”、“通脉”、“止烦、出汗”，仲景治胸痹方用之，现代多谓其能振奋心阳，其皮色赤紫，其性温热，又当与心火密切相关，可类属心火。既有治中土之功，又具疗心证之效，其五行互含之名位又可称之为土中火。
桂的药用历史悠久，使用范围广泛，有“百药之长”之誉，为经方用药为数不多而又极其重要的药物之一。但是由于其品种多多，产地不一，所用桂皮有干枝、老嫩之差，“去（粗）皮”与否之别，采集时间的不同，各个历史时期诸家应用传承和使用经验的异同，以及文献资料传抄的舛错和佚失，历代医家和整理文献者的认识和理念的革新，乃至因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所致的物种变迁等方面的原因，导致经方中桂的名实问题的困惑，尤其在桂枝的“去皮”与否，用嫩枝抑或用干皮去粗皮？至今仍是莫衷一是，各种说法争奇斗艳，论讼不已。比较有说服力的论据莫如出土或现存的古代实物。
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极少。马王堆1号汉墓（公元前168年葬）出土的小片桂实物（浙樟），为已去皮的板状桂皮。又有资料说日本奈良时代的756年，孝谦天皇把从唐进口的桂心等药物献给东大寺，现存的当时进献目录上载有桂心的名称，其实物至今仍保存在正仓院，调查实物的结果为大小不一的板状或管状桂树皮，而且都削去了木栓层（外粗皮）。
笔者认为，经方中桂类药名有桂、桂枝、桂心之不同，现存文献中的名实已不易准确认定，有待日后出土文物或资料证实。其中桂为桂类药的统称，包括桂枝和桂心，桂心包括桂树的枝条皮去外粗皮者和树干皮去粗皮者。
桂枝之名出现很早，《吕氏春秋》（成书于前239年）“桂枝之下无杂木”一语可证。此固然是说桂的枝叶所荫之处无杂木生长，意不在桂枝的药用，但至晚在陶弘景时代已作药用了。《唐本草》桂项下云：“今案，桂二种惟皮稍不同，若菌桂老皮竖枝无肉，全不堪用，其小枝皮薄卷乃二三重者，或名菌桂，或名筒桂，其牡桂嫩枝皮名为肉桂，亦名桂枝，其老者名牡桂，亦名木桂”。“此二种”指菌桂和牡桂，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牡，畜父也，从牛，土声”；“菌，蕗。从竹，雨声。一曰博棋也”。《本经集注》中的牡桂所指为不结果实的桂，畜父即雄性的牲畜，树亦有雄雌之分，不结果者为雄，即牡。菌蕗为细长节稀的适于造箭的竹子，菌桂当指形象这种竹子的桂。《唐本草》菌桂项下已云“今俗中不见正同如竹者，唯嫩枝破卷成圆犹依桂用，恐非真菌桂也。《仙经》乃有用菌桂，云三重者良则判非今桂矣，必当别是一物，应更研访。”桂皮卷成圆筒状，则非嫩枝皮不可，老枝或树干之皮不可卷成圆筒状，更不可卷成二三层之筒状物。可见唐初即有嫩枝皮作药用者，但仍不是唐前之菌桂，似是今 所称之肉桂。经方中桂枝究为何物，仍不能十分确定。
笔者认为不易确定的问题不必苛求，立足现实，观察现用品物的临床实效是最重要的。一般而言，现代所用的桂确是气芬芳而味甘辛，桂枝味薄而肉桂味厚，桂枝治上发表，肉桂温下治里是有效的，正符合《内经》“气薄则发泄，气厚则发热”之训和“本乎天者亲上，本乎地者亲下”唯象学理。同时古今环境和生活习惯的变迁，人的病证亦不会一成不变，因此，即便现代通用之桂类非确是古代经方中所用者，也与事无妨。刻意追求经方桂类的名实，倒不如在临床实践中多费些精力价值更高些。
二、姜（生姜木中火、干姜木中水）
《本经》谓：“干姜味辛，温，主胸满，咳逆上气，温中止血，出汗，逐风湿痹，肠澼，下痢，生者尤其良。久服去臭气，通神明。”
《别录》谓“干姜大热，无毒，主寒冷腹痛，中恶，霍乱胀满，风邪诸毒，皮肤间结气，止唾血。生姜味辛微温，主伤寒头痛，鼻塞。咳逆上气，止呕吐。生犍为川谷，及荆州、扬州，九月采。”
姜原产于热带多雨的地区，现国内中部、东南部、西南部及山东省均有栽培。姜的生长对湿度、热度和土质的要求甚是乖舛，长期干旱则茎叶枯萎，姜块小而干瘪，水湿过多，排水不利则徒长而姜块腐烂；遇霜冻则枝叶枯死，姜块不长，高温则姜块亦不长，故夏须予遮荫，秋热则无姜；植于腐殖多的黏土沮洳之地则姜块产量高，但姜辛味淡，植于腐殖少的沙燥地，则产量低，但姜辛味浓。
农历四月取姜母种之，五月生苗，苗生四至五个叶时， 将母姜块取下，谓之老姜，至中秋前后，新姜开始长出，谓之子姜，因姜芽色紫，故又叫紫姜。霜降时则枝叶枯萎，姜已辛味浓厚，可作姜母，来年作种用。前此之姜嫩，亦可采收，但辛味不浓。
姜气芬芳，味辛辣，孔子《论语》中即有“不撤姜食，不多食”的记载，对食姜的利弊有了深刻的认识。《吕氏春秋》有“和之类者，阳朴之姜”，可见先秦时期对姜的质量，已有了蜀地阳朴产者为优的认识。《本经》中已提出姜“生者尤良”，可知汉代早期药用虽仍生干相混，但已有了生干分途的萌芽，《伤寒论》中生姜和干姜已分用，说明汉末对生、干姜的药用不同已有了成熟的认识。《别录》中已将生姜从干姜条下分离出来，是对《本经》时代生、干混用和分用对比使用经验的总结，是临床实用的需要。《辅行诀》中生、干姜不但分别使用，而且理论升达到了二者五行互含位次各异的高度，把生姜定为木中火，干姜定为木中水。
姜无论生干皆为辛味，属性为木无可异议，二者分属火水不易理解，况且传统认识多以姜色黄治脾胃病而属中土药，与火水不谋，陶氏是如何推论的？值得进一步思考。
首先应当说姜属脾土药亦与理不背，但却与陶氏以本脏用味为属性之制不符。姜味辛，脾土之用味为甘，辛乃脾土之体味，肝之主味。陶氏是以火土一家，心主火土和水土合德理念而论姜的五行互含属性的。关于心主火土的命题，拙著《伤寒论阴阳图说》和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》（学苑出版社，2009）中已有详说，有兴趣者可参考有关章节，至于水土合德的理念，在此简要说明如下：
五行之中水土的关系至关重要，二者必须相辅相成，互相协调，合力为一才能对世界万物有所恩泽，即所谓水土合 德。二者的关系并非仅有相互制约的方面（土克水）。如胃土能纳水谷而消磨，脾土能渗湿而健运。所纳之水，所渗之湿皆为水气之属耳，而由肾主，水为肾所主而收纳于胃；精为脾土所健运之水谷精微所化，而肾为藏精之所；肾之腑膀胱系州都之官而为出水（溺）之道，溺为胃所纳水之浊者；肾水之功在于润泽，而水精四布之施在于脾之散精。脾肾之间这种我中有他、他中有我的密切关系，是维持人体造化，水液代谢正常的重要因素，即水土合德。在《辅行诀》中，甘味既是脾之用味又是肾之体味，将水土合德的理念不着痕迹地概括于斯，真乃大音稀声、大象无形之手笔。
由于《辅行诀》中贯穿着火土一家、水土同德的理念，在姜的五行互含归属方面，不依土论亦有至理在焉。但是如何将姜一药两位而置，不妨进一步推而求之。
众所周知，《本经》姜是不分生干的，不过也确有“生者尤良”一语，陶氏所附之《别录》中已有生姜一项。《本经》谓姜“久服去臭气，通神明”一语，可能是陶氏将生姜视为木中火，干姜视为木中水的根据之一。臭气为腐败污浊之气，肾气腐，浊阴之气走下窍，肾司二阴，位于下焦，屎、尿、虚恭均污浊臭气之物，干姜功在理中下二焦，当有肾水下趋之性；心主神明，开窍于舌（舌非窍，当为开窍于口，舌在口中，口为脾胃之窍，符合火土一家之说），位于上焦，神明乃清阳之气所钟，口舌之津，亦为清甘之物，清阳走上窍，生姜味清淡爽口提神，功在中上二焦，当有心火炎上之性。
生、干姜之别，在于生者长于走表趋上，发汗散外寒，通鼻塞，止呕吐；干姜守而不走，长于温中下治内生之虚寒，止泄蠲饮，胸满咳逆上气，止唾血。
汗为心液，鼻为肺窍，发汗即散心液，通鼻塞即宣肺 壅，呕吐为胃气逆走上焦，止呕吐即清肃逆于上焦之邪，亦即振奋心肺正气，称生姜为木中火，正是火土一家之标榜。
元阳藏于肾水中，动则为相火，阳火发热，肾水中之热化则为湿热而居土中，故有土中之火为相火之说。肾中阳热不足则生虚寒，阳不化水则为饮；土中火衰则泄利；饮凝而为寒痰，上入于肺受热则为热痰；痰壅肺气不畅则胸满咳逆上气；唾为肾液，肾中阳气不足，唾液失其恋系不能摄藏，挟血上泛从脾土之窍口中出而为唾血。干姜主证多与肾胃有关，即所谓“肾者，胃之关”，称之为木中水，正着水土合德之理念。
干姜和生姜本出一物，生姜嫩而所秉天地气化不全，肝主之辛味淡薄；干姜为老姜之干燥者，秉天地之气化足，老尔弥辣，辛味浓而厚。由于气之薄厚不同，所趋上下表里各异，而分属木中火和木中水。
五行之中，水火本是一对阴阳，是一温度和燥湿度的问题。如把水火看作一个太极，则火在上为阳，为热，为天气，水在下为阴，为寒，为地气；天气主寒热，地气主燥湿。
五脏之中，心与肾所系之经脉均名之曰少阴。手在上应心，心为在上主火为阳脏，阳多阴少则其经脉名手少阴；足在下应肾，肾为在下主水为阴脏，阴多阳少当称足太阴，但地气服从于天气，天地之气阴阳反作（详见《伤寒论阴阳图说》），故亦依阴少阳多论，而其经脉名之曰足少阴。同名少阴而有手足水火之别，显示了阴阳的对立统一。
姜的生成所秉天地阴阳之气的乖舛现象，正是生干分用的根本。生姜禀夏火之气生苗，须遮阴而长，收采于秋分前后，得姜之本气不全，辛味少而气薄而性温，老姜成于晚秋，收采于霜后，得本气全而辛味厚而性热。姜块之辛味成于秋，秋气主燥（天湿地燥），姜块喜燥恶湿，《辅行诀》秋 金之化味正是辛，姜所主证中属肺、阳明燥金之经（足阳明经胃，手阳明大肠）属痰湿水饮者亦复不少，此中格物知性之药理观和天人合一之辨证方法，颇是值得令人深思。
另有一生活小常识亦可证姜块喜燥恶湿之性。生姜不易保鲜贮藏。将鲜姜块插在大枣树枝的棘刺上，姜块可冬不冻，夏不烂，风不干，色转碧，味更鲜。究其理，枣树抗旱力强，农林家有“淹梨旱枣”之谚，枣树逢雨水少之年则结果多，正与姜喜燥恶湿相合。插姜块于枣针上，姜可借枣树之燥气以承其生气而不干不腐，日久则色呈浅绿，味更鲜美。
三、附子（木中土）
《本经》谓附子：“味辛，温，主风寒咳逆邪气，温中，金疮，破癥坚积聚，血瘕，寒湿痿躄，拘挛膝痛，不能行步。”
《别录》谓附子：“甘，大热，有大毒，主脚疼冷弱，腰脊风寒，心腹冷痛，霍乱转筋，下利赤白，坚肌骨肉，强阴又堕胎，为百药长，生犍为山谷及广汉，冬月采为附子，春采为乌头。”
附子多生于南方，喜温和湿润的环境，怕高温和水涝，宜在肥沃的砂质栽培，忌连作，在此诸多方面与姜有相似之处。
附子以四川江油市（原江由县）所产者为道地品，该地种植附子有近两千年的历史，以彰明镇产者质量尤属上乘。传统技术为每年冬日下种，次年出苗，7月初采收，若逾期不收，则附子根块会自行腐烂于地下。同时，采收后二至三天内若非是连日晴天暴晒，则附子亦会烂掉，俗有‘过夜烂’之称。
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药性探真 12
他处所种植者，种植采收时间不如此严谨，一般在立冬后取种块植入或沙贮育苗，次年春移苗，6月下旬到8月上旬，最晚在8月中旬采收，采收稍晚可提高产量。他处所植附子，虽无逾期不采收则腐烂的特性，但其药能性质则大显逊色。
附子生长采收的时间特点，表明其生成过程与天地阳气渐长同步。种植于冬，采收于夏（或早秋），由冬至夏接受了自然界由冷渐至热极的全过程。尤其江油的种植采收时间，几乎是完全符合阳气由初生到至极的时间规律。《周易》理论有“冬至一阳生”和“夏至一阴生”之说，冬至和夏至分别是大地接受太阳光热最少和最多的时间，附子在其时发芽、生长、繁茂乃至药用根块的成熟，恰恰经历了这一时期，正是附子“物竞天择”，纯阳大热之性的形成，正与自然界阳气渐增过程同步，真可谓天之阳气微，则附子之阳性弱，天之阳气盛，则附子之阳性强，其性得天阳之气而雄厚，当是附子有天雄名谓的原因吧。
江油附子采收于七月上旬，正是立秋前之暑季，而小大二暑节的实际气温，高于阳极阴生的夏至。太阳光热最强的夏至日，气温不如立秋前的暑日高，是因大地有积蓄热的作用所致（详见《伤寒论阴阳图说》），暑乃湿热兼挟之气，在四季中的夏季末段，即由夏至到立秋阶段。在季节五行学说中，称之为长夏，配属于土，在《内经》脏象学说中为脾之象。根据脏气法时的原理，可以认为脾之气亦是湿热兼挟。
湿是水得热而气化的现象，热是火的作用和能量，有一分水可化一分湿，有一分火即发一分热。脾本主湿属阴，所系之经脉名为太阴，太阴者，大阴之意，故脾为三阴长，至阴之地。阴气最多处之热，由于水中之火而生，为阴中之 火。此火潜藏于肾中，即肾中之真火（元阳，命门之火），动而外显则龙雷之火（贼火，伤人之火），用于脾中则为相火（相辅心君之火）。
江油附子采收于长夏，禀暑热之气雄厚，得脾土之气最全，此时已是“一阴生”的夏至日后之二节，阳有所消，阴有所长，乃阳中有阴之时，附子亦当如是，为阳多阴少之体，称其大热则可，谓其纯阳则非，《别录》附子主治文中即有“强阴”之说。此“阴”固然可理解为阴器，强阴为增强性事能力，但性事能力的增强，没有阴精血液的充沛是不可能达到的，故附子虽以助阳称著，亦有强阴的作用。
或问：脾气法于长夏，经脉称太阴，太阴为大阴，附子当其时而成，何不为阴寒之性，而为大热？答曰：此是由于天地气，天气为主导，地气从之，天地之气，阴阳反作，水为地之阴气，视为天之阳气（详见《伤寒论阴阳图说》）。
《本经》谓附子味辛，温，功用有“温中”一项，《别录》谓附子味甘，大热。主治文中有“心腹冷痛，霍乱转筋，下痢赤白”等中焦脾胃证。
附子成熟于脾土长夏之季，主治多种脾胃之证，味辛为肝木之主味，味甘又为脾土所主，尽管其皮黑质重，有当归属肾水之嫌，但核之以“水土合德”之理念，陶氏将其命名为木中土药，也是顺理成章的。
《辅行诀》中泻脾汤中以附子为君，干姜为佐臣（与君药药量相等、味相同者，即佐臣），是把附子列为木中土，干姜视为木中水药，可见陶氏姜水附土的理念。同样，治外感天行之小玄武汤（与仲景真武汤同）亦姜附并用，玄武乃镇水之神，属肾家方剂。其中干姜用量三两，附子用量一
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药性探真
枚，据陶氏《本经集注》“附子，乌头若干枚者，去皮竟，以半两准一枚”计，则干姜用量六倍于附子，干姜为玄武汤之温药之重昭然若揭。但是，在现诸传抄本《辅行诀》，外感天行六神方小结均有“玄武者，温渗之方，以附子为主”一句，有与陶氏干姜为木中水，附子为木中土理念不符之嫌，“附子”当是“干姜”之误。
四、细辛（木中金）
《本经》谓细辛：“味辛，温，主咳逆头痛，脑动，百节拘挛，风湿痹痛，死肌，久服明目，利九窍。轻身长年，一名小辛。”
《别录》谓细辛：“无毒，温中下气，破痰，利水道，开胸中，除喉痹，龜鼻，风痫癫疾，下乳结，汗不出，血不行，安五脏，益肝胆，通精气。生华阴山谷，二月、八月采根阴干。”
细辛，为马兜铃科多年生草本植物，以其形味得名，《本经集注》云：“今用东阳（今东阳市，在浙江省东南部）、临海（今浙江有临海市，由台州市代管）者，形段乃好而辛烈，不如华阴（华山之阴，今华阴市，在陕西省，位秦、晋、豫结合部）、高丽（韩国历史上‘后三国’所改之国号）者”。宋代《本草图经》载：“今处处有之，然它处所出者不及华州者真，其根细而味极辛，故名之曰细辛”。现代以辽宁所产者为优。
历代本草中多有记载药用其根部，二月、八月采根阴干用。《本经集注》云：“其根物多以二月八月采，谓春初津润始萌，未冲枝叶，势力淳浓故也。致秋则枝叶就枯，又归流于下。今即验之，春宁宜早，秋宁宜晚，其花实茎叶，乃各
随其成熟耳”。
该药口尝味辛麻舌，属肝木无所异议，但《辅行诀》将其五行互含属性定为木中金的道理，尚须推敲。
《本经》谓细辛“主咳逆、头痛、脑动，百节拘挛，风湿痹痛，死肌，久服利九窍，轻身长年”。
《别录》谓主“温中下气，利水道，开胸中，除喉痹，龜鼻，风痫癫疾，下乳结，汗不出，血不行，安五脏，益肝胆，通精气”。
上述诸证，除咳逆、喉鼻之证、汗不出系肺或肺之窍及其所主之卫气有关外，他证似与肺金无关。但是其他病证，亦不外气血津液的运行不畅之证，而肺主一身之气，气血津液运行不畅，亦可与肺有关而咎于肺金。如肺主肃降，气之不下，可责在于肺；肺为水之上源，水道不畅，有因于肺者；气为血之帅，血之不行有因气之不行者；胸为肺所在之地，胸中气结、乳结不下可因肺气之不通而成；它如头痛、痹痛、死肌、癫痫风疾、九窍闭塞、精气不通等证，亦可是风寒痰血、水湿壅塞脉络官窍所至，可与肺相关。细辛气味芳香而辛烈，可畅通气血，温化痰饮，治咳嗽痰喘，称之为木中金名副其实。
细辛之所以有木中金之性，笔者认为还与其形体有关。细辛为多年生草本植物，根茎直立或横走，李当之云：“细辛一根一叶相连”，雷公云其“凡使捡去双叶，服之害人”。一般而言，植物多是一根多叶，但此物却一根一叶，甚是特异，偶有二叶者，则被视为“非伦”，与正常者不相当而不入药用。
植物之根大者多是叶小，根细小则叶阔大，根把从土壤中所吸收之水分养料上输干枝及叶，叶子将生长过程中所生 之废气（氧气）排出，并吸收空气中有用之气（二氧化碳），根与叶是维持植物新陈代谢的重要部分，类比于人，则肾如根，肺如叶。
细辛之根细，叶较阔大，叶柄可长达3～18厘米，叶片呈肾状或心形，长4～10厘米，宽4.5～13.5厘米，寇宗奭曰：“叶如葵赤黑色”，如此根细小叶阔大的形态，说明细辛药用性能的形成，与叶之关系尤大，况且其采时在叶未长和叶已枯之二月或八月，叶之气质多收藏于根中即药用部分之根，多含肺金之气质，其味辛属木，含有较多的肺金气质。由于叶可类比肺金，故细辛的五味五行互含名位当为木中金。
第二节 心火咸味门
心气法于夏火，其气热。水至柔至软，受热则化为湿气而蒸腾，极则水竭而燥。水聚则咸，虽寒亦不凝固（如海水之咸而不凝）。心主血脉，性显明，其德软，贵流动而不止，位于胸，在体为脉。脉中之血，本涵营载养之液，与水同类，咸者能软能润，使脉软而血流不息，故为心之主味，即心之用味。
咸又为肺之体味，所谓肺之体味，是咸软之性在肺金的体现。肺属金而居上焦，其气凉，湿气如雾而为水之上源，为肾水所生之处。水就下之性要靠肺金肃降之气以实现，因热湿化之水，得其趋下之势而归于肾。换言之，肺中之水因咸而不凝而下流，为其气肃降之重要根据，故咸为肺之体味。
咸又为肾之化味，所谓肾之化味，是咸味软坚之性在肾的体现。肾主闭藏，水坚闭内藏则不流而外燥，火坚闭内藏则外寒内热，故肾之气化为水火潜藏，然水不流生咸，火潜藏生温，咸温之水不凝，不凝之水性润泽，乃肾家气化之常，是故咸为肾之化味，咸者能润，即燥极则润之理。
一、牡丹皮（火中火）
《本经》谓牡丹：“味辛，寒，主寒热，中风瘛疭、惊痫邪气。除癥坚瘀血留舍肠胃。安五脏，疗痈疮”。
《本经》牡丹之味非咸，所见其他本草书中也无味咸的记载，陶氏定为咸味，而且居火中火之位，作为咸味之主。陶氏谓牡丹味咸且属火中火的根据应该是《本经》牡丹主治符合咸者能润，润则柔软，心德在软及火土同治的理念。
《本经》牡丹主治文可分三句读。主寒热，中风瘛疭、惊痫邪气为一句，其中寒热一病，在《灵枢》中有专篇论述，有皮寒热、肌寒热、骨寒热之分。皮寒热有鼻口干燥，汗不能出症状；肌寒热有毛发焦而唇槁腊，无汗出症状；骨寒热有焦虑不安，汗出不止，重者（死证）有牙齿枯槁。诸症状均为寒热毒气留于脉而不去，致使缺乏津液，甚或枯竭之燥证，其治法当用能润之咸润药。牡丹皮能治诸证，即可称其味咸。
���代的中风病是指风邪所致的一类疾病，它非单指如现代所谓的脑卒中（脑血管病）。因风为阳邪，性急、善动、发泄、多变、伤阴、耗津、胜湿，善兼挟他邪，故凡起病急，病情变动不居，或肌体拘急、强直、痉挛之证，均属中
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药性探真
风证的范畴，当然现代所谓的脑卒中亦包括在其中，其所指范围甚广，为百病之长。如前所述瘛疭、惊痫等均是中风证。
由于阳邪伤阴胜湿，耗散阴液而生燥，此内生之燥又可与风邪相助为虐互为因果，所谓血燥生风，阴虚风动，即是如此。故风虽有内外之分而皆可致燥，燥又可生风，风、燥互不相离。盖风在上，为在天之气，乃气温变化之象；燥为地之水气亏乏，为湿度变化之象。风燥相合，是天地之气相互影响的结果。就人体而言，肝木主风，阳气升发之象；秋金主燥，阳气降下之象。而金木一家，互易为理（详见《伤寒论阴阳图说》），咸为肺金体味，可润其燥而息其风；咸为肾水之化味，可资生肝木之阴而止阳气之动（风）。一生一制，恩威兼施，风证之治，一咸味可以当之。牡丹皮能治中风诸燥，以咸论其味甚是切合。
“除癥坚瘀血留舍肠胃”为第二句。脉中血液本流动之液体，遍及各处，肠胃为手足阳明经脉所系之脏，阳明经名燥金之经，燥为其经气，其手足经脉所系之腑肠胃之气亦燥，此胃腑之燥，当系心火之热在胃的正常作用，使胃具腐熟水谷的能力，是火土一家的表现，与邪气之燥迥然有别。燥邪当指使胃纳入水谷之物和离经之血（瘀血）坚硬原委，即“脾恶湿，胃恶燥”的燥气。如《伤寒论》之胃家实证之大便燥结，口舌干燥等，皆燥邪致病症之象。脉中之血留于胃肠，或挟有形之物而坚硬，即癥坚瘀血留舍肠胃。牡丹皮可治此癥坚瘀血，当是因其咸润可除燥邪。《脾胃论》《医宗金鉴》《兰室秘藏》《麻证集成》等书中均有治胃火牙痛或出血的清胃散方，尽管清胃散方药有多个，其药物组成不完全相同，但均有牡丹皮一味。可见其润燥治“癥坚瘀血留舍肠
胃”是有临床效果的。
第三句为“安五脏，疗痈疮”。牡丹皮色赤入心，可治心所主之血脉病，可软坚开结；性寒凉（《别录》谓其性凉），故善清热凉血；《内经》云“诸痛痒疮皆属于心”，痈疮乃血热壅结之病，丹皮之清热凉血散结者用之甚宜。
心为十二官之主，丹皮既可治心火之病，亦可疗胃土之疾，基于火土一家之说，则牡丹皮可治心症之全，而无论是用于胃或用于心，都是取其清热凉血、软坚散结，性能润燥致软。它有助于心欲软之德，亦体现了心法夏（立夏至立秋）火，及胃法长夏（夏至至立秋）之阳土恶燥用事，乃可主宰心火之全面用事者，故称之为火中火药。
二、大黄（火中土）
《本经》谓大黄“味苦，寒，主下瘀血，血闭，寒热，破癥瘕积聚，留饮，宿食，荡涤肠胃，推陈致新，通利水谷，调中化食，安和五脏”。
《别录》谓大黄“大寒无毒，平胃下气，除痰实，肠间结热，心腹胀满，女子寒，血闭胀，小腹痛，诸老血留结”。
《本经》所载大黄之味为苦，《别录》及其他本草亦未见有记为咸味者，亦未见有云其味甘者，但陶氏却称其为火中土药，其理亦有待探析。
从《本经》所记大黄主治文看，与《本经》牡丹皮的主治极为相似，二者均主寒热、瘀血、癥瘕、肠胃、安五脏等病证，尽管二者有牡丹皮所主之瘀血在肠胃，大黄所主之瘀不拘处；牡丹皮能安五脏，大黄则云安和五脏之不同，以前段推衍牡丹皮之法，得出大黄为咸味的结论是不成问题的。况《疏证》曾云：“大黄行火用之品”。《辅行
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药性探真
诀》心火之用味正是咸味。具体推导，参阅牡丹皮文即可，兹不复述。
关键是大黄有土性而为火中土的根据是什么，仍须进一步探析。
首先依大黄气色而论，当属土。《疏证》云：“大黄色黄气香，固当为脾药，然黄中通理，状如繇纹，质色深紫，非火湿于土中邪？”邹润安虽未得读《辅行诀》，亦与陶氏的认识略同，可谓不谋而合。
其次，大黄主水饮，除痰实，而痰饮均与脾土之运化不利有关，大黄不但可荡涤肠胃中之宿食，通利水谷，还有调中化食作用。调中，即是调脾胃，化食即是消磨水谷而运化之，这是脾胃协调才能完成的，故大黄非但治胃，亦能治脾，作用于全面的中土，云其性属土是顺理成章的。
再次，大黄能安和五脏，用字较牡丹皮多一“和”字，此和字有和平、和顺、调和之意，符合中土包容其他四行而静谦的脏象理念。
综上所述，大黄亦与牡丹皮同为心火中土同治之药，牡丹皮色赤如火，偏治血证，故称火中火。大黄色黄，心与脾胃兼治，重在脾胃，故称火中土。
三、葶苈子（火中金）
《本经》谓其“味辛，寒，主癥瘕积聚，结气，饮食寒热，破坚逐邪，通利水道。”
《别录》谓其“苦，大寒，无毒，下膀胱水，伏留热气，皮间邪水上出，面目浮肿，身暴中风热痱痒，利小腹，久服令人虚。……生藁城平津及田野，立夏后采实阴干，得酒良。”
《疏证》引《图经》云：“葶苈冬即萌芽，初春生苗叶，高六七寸，似荠，根白色，枝茎俱青，三月开花微黄，结角子扁小如黍粒，微长，黄色。”
葶苈冬日发芽，芽是种子胚所生，胚芽之后生根，根是新一代的开始。葶苈种子冬日水寒之气盛时发芽，扎根，初春苗叶长出，三月子粒形成，其子当有如春风木之气质，而性宣发疏散。药用葶苈于立夏后采收，又当有夏火急速之特性。尤其胚芽于冬日寒水当令之时所扎白色之根，为肺金之色，新一代的葶苈是基于寒水之气，靠肺金之气而成长，子必秉肺金之气质。
又因葶苈子成熟于火热当令之时，经历了由水润下而寒燥（寒水极则坚燥）到火炎上而软的全过程，这也是寒水坚固之态变为湿蒸气态的变化过程，在此过程中，寒凝坚固者得金之清凉而液态，再得火热之克制而气化。因此可以说药用葶苈子之性如火之急，但功用在于柔软；有金气之质而锐利。总之葶苈子生成经历的时序过程，是基于寒水，根于肺金，茂于肝木，成于夏火。
应当着重指出的是，寒则水凝，可类比肾水之坚藏，然肾水之坚之藏，绝非坚固不化，其藏亦非僵死不动，仍蕴有生化之基，如植物种子之胚，它是先天到后天的动力，是寒水不凝的原因，是寒水活化生命的表现，用五味表述这种机能，取能润之咸味名之甚当，所谓“肾苦燥，急食咸以润之”意正如此。陶氏葶苈子定位火中金，完全符合其成于夏火之用，根于肺金为本的特性，同时也符合性急切而捣穴犁庭，通利水道的作用。
《本经》所载葶苈所主诸证与大黄主治庶几相同，唯葶苈子主结气，饮食所致寒热，在大黄则云调中化食（亦主寒 热); 葶苈子破坚逐邪, 在大黄则云推陈致新; 葶苈子通利水道, 在大黄则通利水谷。葶苈子泻水饮, 可使水自上而下降, 治在上中二焦; 大黄虽亦主留饮, 但偏主瘀血, 治中下二焦之证。尽管如此, 仍不妨碍我们用推导大黄五味五行互含位次的方法, 得出葶苈子为火中金药的结论。为免繁琐, 具体推论细节从略。
四、泽泻（火中水）
《本经》谓泽泻“味甘，寒，主风寒湿痹，乳难，消水，养五脏，益气力，肥健，久服耳目聪明，不饥，延年轻身，面生光，能行水上。”
《别录》谓“咸，无毒，补虚损，五劳，除五脏痞满，起阴气，止泄精，消渴，淋沥，逐膀胱三焦停水。扁鹊云‘多服病人眼（疑有脱字）’。生汝南池泽，五月八月采根阴干（畏海蛤文蛤）。叶味咸，无毒，主大风，乳汁不出，产难，强阴气，久服轻身，五月采。实味甘，无毒，主风痹，消渴，益肾气，强阴，补不足，除邪湿，久服面生光，令人无子，九月采。”
《疏证》引《图经》云：“泽泻春生苗，多在浅水中，叶狭而长，似牛舌，独茎直上，秋时开白花，作丛似谷精草，秋末采根暴干”。又引张隐庵曰：“凡石草水草皆属肾，其性主升。盖天气下降，地水之气上升，自然之理也，凡物之本乎上者性升，本乎下者性降。泽泻形园而无下行之性矣。春时丛生浅水之中，独茎直上，秋时开白花作丛，肾之肺药也，《易》曰：‘山泽通气’，能行在下之水，随泽气而上升，复使在上之水随气通调而下泻，故名泽泻。”
泽泻生于沼泽，禀地水之气，其药用在下之根部，原本 类比人之肾，《别录》谓其味咸，《本经》云其性寒，亦可类比人之肾，可滋润以除肾之所苦（肾苦燥），是泽泻有助于肾气化之常。然得肾阴水之气者，能上交于心（即《本经》所谓之‘起阴气’），济心火而雾化，心火灼煎之饮邪无由以生，复借肺金之凉降露化，而循水道下归膀胱排出。采药于五月夏火当令之时，取心火之正用而力全之意；八月采者，借水趋下之势消排污垢停结之阴邪（痰饮）。此当为其滋泽阴水而又从上焦泻下水饮功力之所在，亦即其利水而不伤阴之谓。
泽泻一药，升阴液而降痰饮，乃助人体水液上下运动，促进水液代谢、心肾交济之品，水液代谢正常则体健无疾而长寿。肾得润泽则其窍耳及肝窍目得养而聪明，心火主血脉，其华在面，得水之调济则面色光泽；脾土为上下交济之枢纽，阴精四布则脾健而耐饥，污浊痰饮去则身轻（《本经》“能行水上”，当为轻身之喻）。《本经》所谓久服之种种益处，信非虚妄。
观泽泻之性味功用，味咸而调济心肾水火，谓之火中水药，理所当然。
五、旋覆花（火中木）
《本经》谓旋覆花“味咸，温，主结气，胁下满，惊悸，除水，去五脏间寒热，补中下气”。
《别录》云：“甘，微温，冷利有小毒，消胸上痰结，唾如胶漆，心胁痰水，膀胱留饮，风气湿痹，皮间死肉，目中曦，利大肠，通血脉，益色泽。其根主风湿，生平泽川谷，五月采花，晒干，二十日成。”
《疏证》引《图经》曰：“旋覆花二月生苗，多在水旁，大似红兰而无刺，长一至二尺茎细叶似柳，六月开花如菊，
园而复下，七八月采花。”
《辅行诀》旋覆花之五行互含属性为火中木，《本经》载其味咸已有明文，咸为心之主味，属火无所异议，而肝主味辛，虽有后世如宋《本草衍义》亦有“味辛、甘、苦”之说，并称其“行痰水，去头目风，亦走散之药也。”“其性冷利流动不滞，自能流通气化，而宣窒塞，固非专项以升散者见长。”论述，但似不可确切的认定其属肝木之性，不妨进一步探讨之。
人身之气化之常，必金木交互，水火既济，中土以斡旋之。后天之阴阳以肝心主升为阳，肺肾主降为阴，肝木肺金交互以成生杀之始末，心火肾水相济以成升降之征兆，此两对阴阳的交互相济运动，以非阴非阳之脾胃中土为枢纽。
心主血脉，肝藏血而气升散，升则上，散则外；肾主水液，肺主气而气收降，收则内，降则下。此升散收降，内外上下即气血津液运行之机，不外一张一弛，一曲一直，循环往复之道。五行之中，木曰曲直，号称将军，性急而张而直，出谋虑，欲缓而弛而曲。故血脉与水液之升降散收运动，与肝之关系至为密切。
《本经》《别录》所载旋覆花所主之证，不外血、水瘀而结聚之证，上至头目胸上，下至胁下少腹，外达皮肌，内达脏腑，尽管病邪胶结伏留，亦可通利而除之，正是借其升降散收曲直之力而能为。特别是人体之升降出入是以中土为枢，故《本经》又言其“补中”。
本草书多有称“诸花皆升，旋复独降”者，笔者认为此说稍有偏颇。诸花皆升，缘于花类质轻上行，但旋复亦花类而质轻，故亦可上行而治头目胸上之疾。
言其降，亦非无理可循。旋复生于二月春季，开花始于5月夏季至8月秋季，《本经》称性温，《别录》称微温，又云冷利。《别录》记采药用旋覆花在5月，《图经》则为7、8月（本草书尚有7～10月为花期之说）。云其采于5月者得夏火之气，当是从性温或微温的根据，但《别录》又言冷利，似与其微温之说自相矛盾。究其所以，温或微温从具春气而言，为其性舒升能直之所以，冷利是从其有秋气而论（采于庚月即7月者，或8月甚至更晚者），为其性趋降下能曲之所以。书据《尔雅》及《说文》，云旋覆花又名盗庚，历代释者以其“夏开黄花，盗窃金气也”，“未秋有黄花，为盗金气”为解，笔者认为，医学中以黄象土，白象金，不如以“其花始于夏，终于秋，窃有冷利曲降之性”为解更为适宜。
其实温或微温之温字，与冷利之冷字，仅从温度意义而言均为不寒不热之谓，冷又似是介于寒凉之间者。在医学中，温与凉却分属于春木和秋金，春木阳气趋于升发曰温，秋金阳气趋于下降曰凉，于是此温此凉（冷）已非仅是温度问题，具有温升发凉收降的阴阳含意。而旋覆花味咸，本心之用、肾之化味，于水火之交济循环有助益之功，其曲直之性可使水火升而旋复，归结于下，《周易·系辞》云：“屈伸相感而利生焉”，《别录》称其性用“冷利”一词，恰合旋覆花之名实。
旋覆花之用，仲景方有治心下痞硬噫气不除之旋覆花代赭石汤，治肝着及半产漏下之旋覆花汤。心下痞为痰水气结升而不下；肝着和半产漏下，为肝或所关之胞宫部位有瘀血停着下而不升。诸证得旋覆花之旋而动者，即复其升降运动之序而证除，故二方均以此为主药而效不旋踵。
第三节 脾土甘味门
脾土法于长夏之气，其气暑，湿热俱盛，其性滞缓，可包容其他四行，位于中，为金木和水火两对阴阳之中点（分界），在体为肉，其德缓，甘者能缓，为脾之主味，即脾之用味。
甘又为肾之体味，所谓肾之体味，是水土合德的体现。水性趋下而渗入土中，土能渗而容纳水湿，乃土水相克之事。但土中之水，借阳气之蒸腾化湿，散精上输于肺，复经肺之凉降为水而达肾，虽称肺为水之上源，其根本仍在于脾。五脏以本原为体，功能为用，肾水之根本在脾，甘为脾之主，肾之体味非甘莫属。故水土二脏合德，乃人体水液代谢之道。
甘又为肝之化味，所谓肝之化味，是脾土味甘在肝中的体现。肝者将军之官，在志为怒，怒伤肝；主风，风性急而善动。怒者必少虑，风则能胜湿，性急多动则不能和缓宁静而润泽（脾土主思虑，主湿，性缓而静谦），正是克制脾土之能事。然摄生之道，贵在勿伐天和，勿伐无过，否则将亢而自伤，致气化不利而自病。故《内经》云：“肝欲散，急食甘以缓之”；《难经》云：“损其肝者缓其中”。肝木气化必以脾土之主味甘缓为顺，此亦《金匮》“见肝之病，当先实脾”之说教而已。
一、人参（土中土）
《本经》谓：“味甘，微寒，主补五脏，安精神，定魂
魄，止惊悸，除邪气，明目，开心益智，久服轻身延年”。
《别录》谓：“微温无毒，疗肠胃中冷，心腹鼓痛，胸胁逆满，霍乱吐逆，调中，止消渴，通血脉，破坚积，令人不忘。一名神草，一名人微（时珍谓微字为蒼之讹字），一名土精，一名血参，如人形者有神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。二月、四月、八月上旬采根，竹刀刮，曝干，无令见风”。
《纲目·人参·集解》引弘景曰：“上党在冀州西南，今采者形长而黄，状如防风，多润实而甘，俗乃重百济①者，形细而坚白，气味薄于上党者。次用高丽者，高丽地近辽东，形大而虚软，并不及上党者。”
《纲目·人参·释名》曰：“时珍曰：人蒾年深，浸渐长成者，根如人形，有神，故谓之人蒾、神草，蒾字从浸，有浸渐之义。……其草背阳向阴，故曰鬼盖，其在五色，色黄属土而补脾胃，生阴血，故有黄参、血参之名。得地之精灵，故有土精、地精之名。……《礼·斗威仪》云：下有人参，上有紫气。《春秋·运斗枢》云：摇光（北斗七星之一，位于斗柄的最末端，即最顶端）星散而为人参，人君废山渎之利，则摇光不明，人参不生。观此，则神草之名，足可证也。”
《本经》云人参微寒，《别录》则谓微温，乍看差异甚大，实则略同（可参前旋覆花段），均为非寒非热之意。二书同为陶氏一人手订，寒温有别必有其因。
分析其主治可以发现，《本经》所载之补五脏是补阴（脏为阴，腑为阳）为主；安精神，精为肾所主，神为心所主，安精神即安心肾之谓；魂藏于肺，魄藏于肝，定魂魄即 是理肝肺；开心、惊悸并为心证；智为肾志，益智即是益肾；目为肝窍，明目即是益肝。虽云补五脏却独未涉脾。从性记为微寒，以寒能治热，心属火、藏神、为十二官之主的理念识之，则可以认为《本经》是从治心火的角度而论人参的。
《别录》所载人参主治文中，肠胃中冷、心腹鼓痛（鼓当是鼓起或隆出之意）、霍乱吐逆等证均为中焦虚寒之证，治用大建中汤，理中汤（丸），九痛丸，干姜半夏人参汤等方，皆含有人参；胸胁逆满，亦由中焦气化不利而上冲胸胁，厚朴生姜半夏人参汤可治，其中亦含人参；治中焦气机痞塞之半夏泻心汤，治虚劳之薯蓣丸，均为脾胃不调证，方中均有人参；治坚积之鳖甲煎丸中有人参，是用其补中以斡旋升降出入而消破之。可见《别录》所载人参主证为中焦脾胃证，是取其温补中土之力。
小柴胡汤加减法中有“若渴者，去半夏，加人参、括蒌根”，阳明病“服桂枝汤，大汗出后，大烦渴不解，脉洪大者，白虎加人参汤主之”。均为取人参调中补中，以助津液之敷布而止消渴。
至于谓其通血脉，令人不忘，亦是取其微温，使血脉得温则行而通利。同时，血脉又为心所主，血脉通利则对心所感知的事物有所记忆，如《灵枢·本神》所谓“心有所忆谓之意”，从而令人不忘。
总观《本经》《别录》所载人参之主治，虽曰微寒微温分途而施，就寒热而论实为不寒不热之性。以寒为阴，热为阳推断，则非阴非阳，阴阳莫测。据《素问·天元纪大论》“阴阳不测谓之神”而论，则人参之性为神，又名神草，并非虚妄。
就人参之生态喜恶而言，乃喜阴湿而恶燥热，如时珍所言背阳向阴，当以性阴而论，故历代本草多言有补阴之功，不言有补阳之力，似与其“神”性不符。我们不妨进一步辨析之。
《本经》人参所治大抵是脏病为主，《别录》则多为腑证，而以天地阴阳类脏腑，则脏为地阴，腑为天阳。据天地阴阳反作之理（详见《伤寒论阴阳图说》），则地之阴即天之阳。而人参生长于地，为多年生植物，生长缓慢，如五行中土之性缓，且背阳向阴而长，乃得地阴之气而成者，若以天阳统之则应为阳，《礼·斗威仪》“下有人参，上有紫气”之语，因紫气为阳，乃尊贵之气，已道出个中道理。鉴于尊阳卑阴思想之常情，则人参之性当从阳，故《别录》以阳性之微温称之。尽管如此，仍不能脱离非阴非阳而有“神”之实质。其有五行中中土之特点，而五行之土，为它四行之中界，亦即神之所在。
《本经》人参主治多为心火证，《别录》主治多为脾土证，这种情况正是古今文经学之争的折射。《本经》成书较早，反映了西汉今文经学的理念，《别录》成书较晚，内容与古文经学有关，陶氏时代则古今经学之争已趋平息，心属火属土之说兼并同用，集而为一则为《本经集注》。
在陶氏时代，火土一家、心脾同治的理念已然流行，心火主神明之说被继承下来，与脾土为神的说教并存不废，《辅行诀》火脏有二的设制，一主心，一主脾，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问题，同时反映在《本经集注》中，这需要引起学者注意的。
至于“摇光星散而为人参”，是古人把人参类比作摇光星一样重要。摇光为北斗七星中斗柄之顶端，北斗七星在古 天文学中有其特殊的重要作用，谓“斗为帝车，运于中央，临制四时，分阴阳，均五行，移节度，定诸纪，皆系于斗”。根据斗柄围绕北极星旋转所指方向定四季，更是古代童幼皆知的常识。作为斗柄顶端的摇光星，当更是备受尊崇，使人产生神秘感。由于斗柄所指方向在一年中的圆运动，是摇光为圆心，于是摇光便有了与四季对应五行如中土意义，本草家们把它与人参联系起来，进而与脾土相类比，是很具逻辑思维的。至于“人君废山渎之利，则摇光不明，人参不生”，则不如以统治者为人参的消费者，不给采参者相应报酬，不去采挖难以采集的人参为解较为实际。这也充分说明了人们对人参价值的极端推崇和神化。
总之，人参一药，从其生长所需条件及气（微寒微温）味（甘为脾主之味），主治病证（心火脾土）等方面，都与阴阳不测谓之神的脾土相关，同时也寓有火土同治的理念，为治脾土证最常用的药物，故《辅行诀》将其列为土中土药，为助土用之主。
二、甘草（生甘草土中金、炙甘草土中火）
《本经》谓甘草“味甘，平，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，坚筋骨，长肌肉，倍力，金疮肿，解毒，久服轻身延年。”
《别录》谓其“无毒，温中下气，烦满，短气，伤脏咳嗽，止渴，通经脉，利血气，解百药毒，为九土之精，安和七十二种石，一千二百种草……生河西川谷积沙山及上郡，二月、八月除日采根，暴干，十日成。”
甘草的生长习性，喜光，耐寒，耐热，耐旱，宜沙质土壤，产于甘肃、内蒙古、陕西等地为主，以乌拉尔甘草质优（乌拉尔山脉属俄罗斯，为亚洲和欧洲的分界）。
《别录》所称之“河西”，当是指黄河以西地区，“上郡”在今陕西榆林市南。“二月、八月除日采根”，其“除日”非是通俗所指的腊月三十日，而是古代占卜择吉所称的“除日”。即以十二神与黄道、黑道，与月支相同的日子起建，顺行第二支为除日。如子月丑日为除日，午月未日为除日等。十二值神依次为：建、除、满、平、定、执、破、危、威、收、开、闭。二月为卯月，即以辰日为除日；八月为酉月，即以戌日为除日。可见古人对采药时间要求是何等的严格。
十二值神各有吉凶宜忌，除是清除之意，据云除日宜吐故、清洁、沐浴、求医、安葬等，诸事似多与人的卫生保健相关，采药自是医事的一个重要环节，在此日进行，或有一定积极意义。
采甘草的两个除日，一在仲春其苗未发，津气未耗之二月，一在中秋枝叶将枯，津气归根之八月，当是取其药气之全，值得注意的是，两个除日的十二支系（辰和戌），以五行核之，均为属土之日，而甘草之性与土相类，为历代本草之共识，在此除日采收药用甘草，能使其更具土气的作用，古人之意，或当如是。
《疏证》谓：“甘草春苗夏叶秋花冬实，得四气之全，其色之黄，味之甘，迥出他黄药与甘之上，以是协土德，和众气，能无处不到，无邪不祛。此所谓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也。土为万物母，无论妍蛮美恶，莫不生于土，及其败也，又莫不归于土，化为生生之气，则所能能解百药毒，安和七十二种石，一千二百种草也。人之气犹物之气，和顺者，其妍美也，急疾者，其蛮恶也，盖化急疾为和顺，经脉自然通调，血气自然滑利，于是肌骨坚，肌肉长，气力倍矣。”
由于甘草具土之中和之气，为九土（九州之土地）之精，
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药性探真
颇有坤土厚载之德，有升有降，可上可下，走外走内，治寒治热，能补能泻，亦和亦缓，曲尽中土之王道，无所不利，有众药之王和国老之誊。而提出这种认识者，正是《辅行诀》的作者陶弘景。如《纲目》引陶氏云：“此草为众药之王，经方少有不用者……国老，即帝师之称，虽非君而为君所宗。国老者，甘草之美称也，甘草调和众药，堪称国老矣。”从陶氏对甘草的誉称可知，定甘草性味属土是顺理成章的。
甘草有脾土中和之性，具有如前所列升降、上下、内外、寒热、补泻等多种双向作用，显示了其性和缓之土德，和非阴非阳的状态。但是任何事物的非阴非阳都是相对的，都是事物运动过程中的即时现象，甘草中和之性的另一方面，是也必然有其阴阳的趋向性。以阳为主导而论，升、上、外、热（温）、补皆属阳之象，降、下、内、寒（凉）、泻皆属阴之象。这种趋向的具体应用，体现在甘草的生、炙分用，即生者性凉，炙者性温。
温热、上升、外显与火性炎上、惮散发热相类而属心火，寒凉、下降、内收与金秋之气相类而属肺金。故《辅行诀》中炙甘草为土中火，生甘草为土中金。
甘草为土中火，体现了土火一家的关系。心胞代心行气受邪，其经脉系于手厥阴，其火乃相辅心君之火，可称相火。脾主湿，其经脉系于足太阴，为三阴之长，土中之火，火为湿中之火，即阴中之火。二者同气相求，合一而治，甘草炙炒，借火气而成温性，且皮赤内黄，色兼坤离，称土中火药，无所不可。
甘草以河西者为地道之品，有九土之精之称，九土为九州之变辞。《尚书·夏·禹贡》载大禹时天下分为九州，即：冀、兖、青、徐、扬、荆、梁、雍、豫，以豫州为中心，各 洲之土壤质色有异，如徐州者为红色黏土等等，而河西位在西北，属豫州，其土壤为最上等的黄壤，黄为土色之正，可称九州土地之精华，而雍州（梁乡）甘草皮红内黄，以黄居多，故雍州产者优良。甘草能解诸毒而有九土之精之称。
河西之地位在西北，乃高寒之地，风沙干燥的条件下，甘草可以繁茂生长，必具强力的抗旱生机，而有自身防燥的气化能力，又因河西位在西北，为江河之上源，自此而下流归海，其气寒凉，甘草虽为中和之土性，亦当感其气化而有斯性，《别录》谓其止渴，虽未言生炙，亦可见其一斑。此亦甘草生用性凉之所以。
天人相应，脏气之五行类比，肺应属金，位于西，在上焦，主一身之气，其气燥而清肃收降，苦气上逆，为水之上源，正与属中土之脾，主营裹血，气缓而湿，温和升清，与水（在下之肾水）同德者相对，二者燥湿相济，温凉互补，升降得宜，气血通调，才能维持人体气血津液的代谢正常，脾才能持平无过，充执厥中。
脾与肺这种关系，是通过经脉的关系实现的。二者所系之经脉均为太阴而有足手之异，各自的腑所系的经脉则均为阳明，亦有手足之不同。脾为足太阴，肺为手太阴，二者均是多阴之经，同气相求而为湿土之经；胃为足阳明，大肠为手阳明，二者均为阳盛之经，同气相感而为燥金之经。由于经脉的手足相连，脉络贯通，保证了脾肺气血津液的交通既济，相互为用。生甘草虽为脾土之药，亦具肺金之用，称之为土中金药，乃理之当然。
三、茯苓（土中水）
《本经》谓茯苓“味甘平，主胸胁逆气，忧恚惊邪恐悸， 心下结痛，寒热烦满，咳逆，口焦舌干，利小便，久服安魂养神，不饥，延年，一名茯菟。”
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药性探真
《别录》谓茯苓“止消渴，好睡，大腹淋沥，膈中痰水，水肿淋结，开胸府，调脏气，伐肾邪，长阴，益气力，保神守中。其有抱根者名茯神，平，主辟不祥，疗风眩、风虚，五劳，口干，止惊悸，多恚怒，善忘，开心益智，安魂魄，养精神。生泰山山谷大松下，二月、八月采，阴干。”
野生茯苓乃寄生于赤松或马尾松根部之品，无苗叶花实，《疏证》引刘潜江云“茯苓本古松灵气，沦结而成。”谓茯苓是多年古松所具有的神灵之气，沉没入于地下，结聚而成。又引卢子繇谓：“其精英不发于枝叶，返旋生气吸伏于踵，一若真人之息。”认为茯苓虽寄生于松，但其生机并非是吸收松枝叶之营养，而是将松的生生神灵之气，回收抟结于根部而成茯苓。这种情况，象修道有成之人的胎息，不是用鼻呼吸而是用脚，即《庄子》所谓“真人之息以踵”以达真气内结的形式。
茯苓之所以称为茯苓，乃是其能潜伏收藏古松神灵之气于地下之意，此亦《史记》称茯苓为“伏灵”的缘由吧。茯苓有离松根而生者是得松灵气之全者，抱根而生者谓之茯神，又谓之茯苓拔，乃得松之灵气不全者。
茯苓由古松之灵气抟结而成，必具松之灵气的特质。所谓松之灵气，应当是一种能产生松之生命和气质，而又难以理喻的神奇能量。所谓灵，应当与松的特点有密切关联，所谓难以理喻，是用常理难以解释。古代分析事物常用阴阳来解释，不可理喻即是难以用阴阳分析，即非阴非阳，即是神（《素问·天元幻大论》和《易经·系辞传》皆谓“阴阳不测谓之神”）。松树四季常青，茯苓有四时神药之称，茯苓之性 与松之灵气相关。要想了解松之灵气，首先了解松之特性。
松树品种多多，在我国分布甚广，不同的地理环境，所生长的不同品种的松树，生长习性和质地有所差异，其所禀之灵气也会有所不同。这也是茯苓品质优劣的原因之一。如《别录》所载者为出自泰山者，即与今世以云南产者为优有所不同。据说云苓之名出现在康熙时代，以云南产者为优之说亦当始于是时，现代人工种植者遍及各地，以河南产者最多。
松类树木分布地区的广泛和品种的多样，是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的结果，另一方面，则说明松类有适应多种土壤和各种气候条件的“灵气”（用现代词语可作“基因”？）
一般而言，喜光、耐旱、耐寒（如樟子松可在零下40～50度的环境中生长）、耐热、质坚、耐贫瘠土壤、凌冬不凋、常青不老（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南山寺殿后，有一株达3000年树龄的松树，虽历经风雨寒暑，一直苍劲挺拔，繁茂苍郁，在崖上刻有不老松三个字）、不易朽蛀（《经疏》引弘景云“性无朽蛀，埋地三十年，犹色理无异”）等共同特点，均为其灵气所至。
松树有坚贞不屈，顽强长存，浩然高洁，适应各种恶劣环境，无拘自在的神韵风姿，正是其灵气作用之所在。此无形之灵气，满盈而旋伏于根，潜藏于地下，沦结为有形之茯苓。
所谓的灵气，与神共存，神为心所主，心法夏火，脾法长夏，长夏本在季夏而属中土，土火一家，故中土亦为神之所在。心火象太阳在天，脾土象土在地，茯苓寄松根成在地下，乃从地下渗之水位而象肾，所得乃天地灵气，与心脾相关，乃心火之正阳（午火之气）与脾土之阳（未土之气）。
由于“在天为气，在地成形”，茯苓有形之物，与脾土密切程度尤重，故味甘淡，属脾土，又因其皮色黑位在下而属肾水，《辅行诀》称其为土中水药。
茯苓得心神之灵气，则可治恚、忧、惊、恐、怒等魂魄意志之证除而保神，得脾土之灵气，则可制肾水之泛滥，即所谓“伐肾邪”，且水土合德，其同主持水液代谢而升清排浊，一切痰涎内生，小便不利、寒热烦满、胸胁逆气、水肿淋结、消渴口干、咳逆风眩诸证可除，水液运行正常则阴气长而益气力，因而益寿延年。由《本经》《别录》所载茯苓之主治考之，名土中水药亦甚是切合。
四、薯蓣（土中木）
《本经》谓薯蓣“味甘，温，主伤中，补虚羸，除寒热邪气，补中，益气力，长肌肉，久服耳目聪明，轻身，不饥，延年，一名山芋。”
《别录》谓“平，无毒，主头面游风，头风眼眩，下气，止腰痛，补虚劳羸瘦，充五脏，除烦热，强阴。秦楚名玉延，郑越名土諸。生蒿高山谷，二月、八月采根暴干。”
薯蓣味甘，性平，不凉不热，多黏滑汁液，而不燥不腻，守中固精，补而滞不甚，不偏阴不偏阳，和缓滋润，一派中正和平之气，归属脾土所主用味甘，自当无所异议。诸家本草多从其治脾肺肾而论。《辅行诀》却将其列为土中木药，即与肝木有关，自有个中道理，试析之。
脾土与肝木乃相克关系，即所谓木克土，但问题的另一方面，也存在反克的关系。这种反克关系，先师张大昌先生称之为“反横”（见《张大昌医论医案集·医哲心法》），即土横木，即我们通常所谓的木疏土关系。《辅行诀·五行互 含用药图》，不着痕迹地表达了五脏之间隔位相克和反横的关系。如脾土和肝木是相克关系，肝木之化味，是能助肝血、魂收藏于体之酸味，和助肝疏散、条达、宣发作用之辛味，合化而成的缓和肝急之甘味。此肝之化，即肝象春之温煦、和风细雨、万物生发之气化。换言之，肝之气化是被它克制的脾土作用在肝的表现，即反横关系的现象。
就病理而言，《经》云“病起于过用”，甘味在肝有缓其疏散、升发过急，和缓其所主之风性急迫的作用，即可治风邪之类的疾病。甘为脾土之主味，而脾主湿，肝主风，二者的关系不但有我们通常所说的风能胜湿，即木克土的一面，还存在湿能定风的一面，即反横的关系。风证有阴虚生风，阳亢生风，血虚生风，血燥生风，血瘀生风，热极生风等等，无论何风，滋润都是必要的，甚至是主要的方法。
因此，味甘多汁性润的薯蓣适宜于风证，故《别录》谓其主之头面游风，头风眼眩；仲景大薯蓣丸以薯蓣命名，当是方中主药，所治为“虚劳诸不足，风气百疾”，薯蓣治风之理自在其中，值得深思。
至于《本经》《别录》所载薯蓣治耳及腰痛，强阴等，当是其与肾有关。仲景书中肾气丸中用之即是此意。依《辅行诀》五味五行互含而论，当是甘味又为肾之体味之故，是土水合德说的体现，已离本段主题，暂不详论。
第四节 肺金酸味门
肺气法于秋金，其气收降而清肃，主一身之气，其气燥（凉燥），为水之上源，开窍于鼻，司呼吸，在体为皮毛，其 德收，酸者能收，故以酸为其主味。
酸又为肝之体味，所谓肝之体味，实际上是酸在肝木中的具体表现。肺主治节，肝疏散不节则过用而自伤而病，得肺用为体则发泄有度而不自伤而病。
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药性探真
酸又为心之化味，所谓心之化味，实际上是酸在心火中的具体表现。心藏神，为十二官之主，心气散惮而显明，神易耗散不收，不能归藏于内而气化乖戾，得肺用之化，则神气内藏而气化常利而十二官安。
一、麦门冬（金中金）
《本经》谓麦门冬“味甘，平，主心腹结气，伤中，伤饱，胃络血绝，羸瘦，短气。”
《别录》谓其“微寒无毒，（主）身重，目黄，心下支满，虚劳客热，口干燥渴，止呕吐，愈痿蹙，强阴益精，消谷调中，保神，定肺气，安五脏，令人肥健，美颜色，有子，久服轻身不老不饥。”
《疏证》引《图经》云：“麦门冬凌冬不凋，叶似莎草，长及尺余，四月开淡红花如红蓼花，实圆而碧，如青珠，根黄白色，有须在根，如连珠形。”
诸家本草，均无麦门冬为肺所主之味酸的记载，《辅行诀》将其列为金中金药，即肺所主之酸味中之主药，其因何在？我们不妨从二个方面探求其意之所在。
一是其生态形色：麦门冬四季不凋，其叶隆冬愈茂，长及尺余，其顽强的生命力当与叶系之发达强盛有关。而人之肺，象植物之叶，有与外界交换新陈代谢气体，代谢水液之用，故麦门冬有助于肺金之气而属金。
其根为药用部分，质柔而润，色兼黄白，柔润为水之德 用，乃肾水之象，黄为脾土之色，白为肺金之彩，《经疏》云其能“吸土中精气上滋茎叶。”此根部之肾水之德乃吸脾土之精气而成，可上滋肺金，换言之，麦门冬有使肺金精气源源不断的作用。
其四月开红花，实形圆色青。初夏开花而色红有心火之象，果圆象水之形而有木色之青，具有水木相生及木火相生之机，水生木则萌发不已，木生火则繁荣茂盛，致使其凌冬不凋。植物多为花落结果，花淡红而果圆绿，颇具反生反克之情趣，此或为其生命力顽强之故。
《疏证》引刘潜江曰：“麦门冬四季不凋，然采其根必在夏至之前。”其时正是初夏至夏之中，正值花期，药用之根秉承本体之火气较多，但此火气是将反火为木为水之火，即将趋于肺金所生之水和所克之木，具有减肺金荫子之劳和制约其肃杀过亢而自伤之虞，有保全肺金之造化而为属肺金之味。
二是其主治功效：归纳《本经》和《别录》所载麦门冬所主治病证，腹中结气，伤中，伤饱，心下支满，胃出血，呕吐，等皆为胃腑壅塞，气机下行受阻之病证；口干燥渴，羸瘦，短气，虚劳寒热，身重，目黄，皆脾气散精，上输于肺的功用障碍，肺之精气不足而气血津液的敷布量减少，人体各脏腑、肌肤、官窍、四肢百骸因之失荣，或因失荣而邪客之证。
麦门冬可治上述诸证，自是其能使胃气下行，以除胃所纳食之壅塞；能收气血津液于肺以充敷布之源。如《疏证》谓“麦门冬之功在提拽胃家阴精，润泽心肺，以通脉道，以下逆气，以除烦热。”又如饥不能食症，饥是人体缺乏荣养的自救反映，不能食是胃中壅满的现象，治之者多可用叶桂 (字天士，号香岩，公元1667～1746年)之益胃汤，该方中麦门冬为不可缺少之药，可见麦门冬有降下胃气和收精气于肺的双重作用。
麦门冬有此特性，诸如《本经》《别录》所云消谷调中，强阴益精，保神，定肺气、安五脏，久服轻身、不老、不饥，令人肥健等功能，自在情理之中。
然而中焦脾胃之经脉称为太阴、阳明，肺与大肠之经脉亦以太阴、阳明称之。以六经论，太阴为湿土，阳明为燥金，麦门冬之特性既可助胃、大肠之降下，又可收提脾中精气于上焦，与肺主肃降之性切合，陶氏谓其性属金甚当，结合以其生态色味属金的理由，称之为金中金药是理所当然的。
二、枳实（金中水）
《本经》谓枳实“味苦，寒，主大风在皮肤中，如麻豆，苦痒，除寒热结，止利，长肌肉，利五脏，益气轻身。”
《别录》谓其“酸，微寒，无毒，除胸胁痰癖，逐停水，破结实，消胀满，心下急痞痛，逆气，胁风痛，安胃气，止溏泄，明目。生河内川泽，九月、十月采，阴干。”
《疏证》引《图经》云：枳木如橘而差小，高五七尺，枝间多刺，叶亦如橘，但橘叶两头尖，枳叶有两刻耳。春生白花，至秋成实，八月采。
古代枳实、枳壳均称枳实，唐代甄权（540～643）《药性论》已提及枳壳之名，《开宝本草》始正式分条而载。
宋代寇宗奭《本草衍义》云：“枳实、枳壳一物也，小则其性酷而速，大则性环详而缓，取其疏通决泄愤，地方但取其败风壅之气，古用枳壳大义如此。”
枳实之名当取枳之果实之义。果嫩时个小而内实，老则 大而有瓢，干则壳内有空。《图经》云“至秋成实”，“八月采”，是用嫩小之果，即枳实；《别录》称九月、十月采者，是较老成之大果，即枳壳。
由于积分布甚广，产地所跨纬度甚大，南至河内，北至新疆，都有生产，由于地域寒温之差，结果迟早也必有差异，故枳实、壳之别不当以采时而定，宜以大小老嫩而分。现代所用之枳壳，有谓采于大暑前后质良者，仅以采期与古枳实相近，即认为今之枳壳即古之枳实，尚需考究。
枳之品种多多，据云现代所用者以酸橙之果为正品，倒是符合陶氏将枳实列为金中水（酸中有苦）的情况。品种不同，味可有异，《本经》与《别录》味有苦、酸之别，气有寒、微寒之差，当缘于此，或并有产地的因素。无论如何，陶氏将枳实列为金中水药，在《本经》与《别录》所载枳实气和味的资料中已有其根据。因为《本经》之味苦和气寒，均属陶氏肾水，《别录》之酸和微寒（凉）均属陶氏之肺金，二者兼而并存，即是金中水。问题是为何称为金中水药，而不云水中金药？我们不妨试为辨析。
就《本经》和《别录》所载枳实之主病证而言，大风在皮肤中，如麻豆，苦痒及胁风痛，属风证；止痢和溏泄、停水、胸胁痰癖均为水（饮、痰）湿证。概言之，枳实之主证，只是风、水二字（湿、痰、饮均为水受寒热影响之变态）。
其长肌肉、令人肥健、安胃气、利五脏、益气轻身、明目，鉴于脾胃为后天之本，脾土可括其他四行的理念，脾胃健则五脏调和，精气充而肥健、身轻，目得精气之养而视物明，诸功效之要在于其有调平脾胃的功能。
其除寒热结、破结实、逐停水，表述了其通利疏导，攻 逐坚实的迅猛之势。朱丹溪云：“枳实泻痰，能冲墙倒壁，滑窍泻气之药也。”亦切合此药之性情。
风与水本系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，风系空气流动的形式，是因异地温度不一而气压差别的平衡过程。它性至柔而无所不入，随顺、善行而数变，无定向，见四时，和则利养万物，暴则摧残生灵。故风有寒、热、燥、湿随附之异，四方八维上旋下冲方向之差，柔媚和缓与刚烈急速之别。其流行于地面之上，为在天之气，万物能适宜者得其惠泽，不适者受其摧毁。
人体生命由脏腑经络之气运行来维持，气行则生，气止则亡。由于肺朝百脉，司呼吸，主一身之气，其势趋下而收降，与肝之主藏血，势上冲而疏散之肝相互制约，使气血津液循其升降出入之道，即所谓金木交互之局，此脏腑经络之动，即惠泽人体生命之风。
若因内伤七情，饮食不节，虚劳损伤，或外感风邪，致使气机郁结，而水液津血饮食等有形之物附而着之，升降出人之序紊乱，脏腑经络之气运动乖逆，此局之风谓之邪风。邪风乃使人致病之风。
风乃气之动，肺主气而又关于主风之肝，故治风邪可用肝体肺用之酸味。先师张大昌先生《阴阳六气稿》（见《辅行诀研究·上篇·第二章·第四节》）治风法提出：“酸胜风”一语，治风寒、风热均不舍酸味之品，从风属肝，为肝体酸收力不足以制其辛散（动）之用着眼，可谓传承经方治风旨意之语。
人之五脏五行阴阳属性，肝象春木属阳主生发，肺象秋金属阴主收降，二者为一对阴阳而主持阴阳升降的平衡协调，即所谓金木一家，金木易位（请参《伤寒论阴阳图 说》)，金之体即肝之用，探究本草经典和陶氏药学中枳实治风之药理，可见此说之一斑。
酸味在陶氏五脏体用化理论体系中，属肺之用，肝之体，心之化，对各脏气有不同的价值和意义。
肺秋金之气，凉而收降，其用即是内收敛藏长夏土之湿热化之气，使湿热归藏于内。其收湿即是祛痰水，藏热即是清心脾之火。
酸为肝春木之体味，体者，本体、本源、本质之义，春木之本为冬寒之气，是冬藏寒气渐转温暖的过程，在此季冬藏之寒，渐被春木之辛散功用所消，进而再转为夏火之气，所以酸为肝之体味，有减缓肝用过亢生火而病的作用，《内经》云：“病起于过用”，肝体酸可防之。盐山张锡纯及近年主圆运动说者，认为白芍、乌梅主敛降肝火，皆得此体用之妙者。
酸为心之化味，化为变之极，夏为热之极，是由春温之气渐致热度增高的变化过程，及致热极，则产生质的改变，即转化为凉（夏括长夏在内，长夏是热极变凉的过渡阶段）。同时心德之软，显明彰达，火势之炎上，均需酸收（轻度的坚闭）监之以防自戕，使心所主的血行畅通无损。
治内风之法，世人有“气顺风自止”、“活血风自散”、“火降风自息”、“镇（平）肝息风”、“化（祛）痰息风”、“滋水（阴）涵木以息风”、“养血息风”等法则，究其实际，亦均与气、血、火、水相关。而使心肝肺三脏的脏气调和，也是诸法的治疗目的。
如前述风之特性，其邪风之病，病因、病位、时令、挟邪等等名目繁多，如枳实所主之大风在皮肤，皮肤为肺所主，在表，易受外邪之侵，但其疹如麻豆，又当是内有结
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药性探真
积，郁而生热。苦痒更是热甚而病涉心火（诸痛痒疮皆属于心）。枳之酸收津液，消痰水，散结下气，寒可清泻心火，皮（枳壳系果皮）可走皮行表，确为对证之药。其所主之胁风痛，当是肝所属之胁部不定时痛的证状，病位与风在皮肤者，位异而理同，故皆可用枳治之。
《本经》将“大风在皮肤中”列为其主治之首，可见其当是治风证主药之一。现代多用于肠胃病，以下气除痞，消痰实结聚为用，对其主风之功有所忽视。这应是对此药的经典理论理解不深的缘故。笔者深得先师张大昌先生之教诲，用此药治疗风块疹、荨麻疹、隐而未出之痒疹每每取效。
宋代许叔微《普济本事方》治胁风痛之方多有用枳壳者，余常仿用之，确有效验，更体会到药学经典之精奇，从而也加深了对陶氏将枳实列为酸味药义理的认识。
水是潮湿之气因寒而凝结，或冰雪因热溶解而成的液态物质，故水有气体、固体、液体三态。其性得热则蒸腾为气而在上，得寒则凝固为冰而沉降收藏在下，温（凉）则液化在中而上行下达，故水在人体布及三焦，无处不有，运行变化不息，是人体生命的重要物质之一。
肾为先天之本，主水液，脏藏中焦水谷所化之精微以上承之，腑纳上焦肺所注之腐浊以排泄之。其精微得阳热化气而上承以济心火，则心火不致亢而燥悍致其失柔，其所潜藏心火之阳热，可温其脏水不致凛冽而过于坚凝，此即所谓心肾一体（一对阴阳）、水火既济的生理关系。
脾为后天之本，主运化。水饮（谷）入于其腑胃，腐熟消磨，经小肠之泌别清浊，其精微者，由脾传输布散至全身，归藏于肾，糟粕部分，经大肠传导排出；其废浊之水湿亦由脾协同肺之收降，归于膀胱而排出。脾对水湿和精微的 这种作用，称之为运化或渗湿，与肾主水、司二便的功能，共同维持着人身藏精和水液的代谢平衡，即所谓胃为肾之关，土（脾）水（肾）合德。
水为肾所主，肾位在下焦，规定着其势趋下的特性，下之极为肾，为水闭藏（即肾德在坚）之所，其升降出入的运动，表现在上焦心火与中焦脾土的影响。其与心火既济，与脾土同德为理，是肾水在中、上二焦不同形态的原因。
由于肾水之主味为苦，陶氏用其为心火之体，肾水之用，脾土之化，表述了它在不同时位上的意义。心之体，即是心火之本体为寒水，是心火由寒水之极渐次量变而来；脾之化，即是脾土湿热至极，必有蒸热（暑气）转为肺金凉降之质的变化；肾之用，即是水行至肾为其归宿，其润燥助津液之功，正是保证肾水之特性和作用所必需。
肾水之主味为苦，苦味又为心体脾化之味，与水之运动和代谢息息相关，故治水者当不舍其苦。
从枳实主大风在皮肤中之经文入手，综观其主治为风水二字，并得出治风不离酸、治水不舍苦的规律，同时也证实了先师所推出“酸胜风”一语确是见道之言。应当指出的是，风在天而水在地，我国传统文化认为天为阳，地为阴，天气为主，地气为从（请参《伤寒论阴阳图说》）。
枳实主治风水之证，以证测味，当属酸苦之味，更因酸苦二味之属性有天地之别，据天气为主，地气为从的原则，其所治之证，虽有水湿痰饮结聚如麻豆，但仍是以风邪为主，故枳实当称之为金中水药，而非水中金药。
三、芍药（金中木）
《本经》谓芍药“味苦，平，主邪气腹痛，除血痹，破
坚积，寒热，疝瘕，止痛，利小便，益气。”
《别录》谓其“酸，微寒，有小毒，通顺血脉，缓中，散恶血，逐贼血，去水气，利膀胱大小肠，消痈肿，时行寒热，中恶，腹痛，腰痛。”
《疏证》参《图经》《纲目》云：“芍药十月生芽，正月始长出土，色红，渐大渐转而青，作丛，茎上三枝五叶，似牡丹而狭长，高一二尺，夏初开花，其色不一，结子，入药用根。”
明代缪希雍《神农本草经疏》（下简称《经疏》）芍药条下引张元素云：“主泻肝，安脾肺，收胃气，止泻利，固腠理，和血脉，收阴气，敛逆气。”其疏项首句云：“芍药禀天之阴，而兼得甲木之气。”
古本草书中赤白芍混用，宋代《图经》始分载，以白色者名金芍药，赤色者名木芍药，沿用至今。赤白功用之分，在于白走气，赤行血，白补赤泻，白收赤散。笔者临床体会认为，二者功用略同，惟略有气血、补泻、收散之偏颇而已，鉴于白色属金的理念，以白芍为金中木药更切合名实之义。
芍药生芽之期，时在寒冬气藏之季，与一般植物“立了冬萌芽不生”的规律不同，正月出土而即繁茂，夏初开花而结子，亦与一般的植物春生、夏长、秋收的规律有异，它这种冬生、春长、夏收的特性，正是其药用价值之所在。
果实籽粒，是植物一年中生长后期的产物，有作种繁衍下一代的作用，用来维持物种的延续，保持其品质的传衍，一般在秋季成熟。秋之气收，夏之气长是其常，而芍药在夏长之气当令之时开花结果，是其本身之收气不当至而至，是秋收之气亢盛有余的表现，这种特性，陶氏在《辅行诀》中 称之为“酸”，为肺金之用味，亦系肺金之主味。
植物的发芽生根，是其生命的开始，一般是在春木生发当令之时，但芍药之发芽生根却在阴寒凝泻之冬藏时期，由于一年之中，春夏属阳，秋冬属阴，即所谓之“禀天之阴”，此时发芽生根，是其根芽春木生发之气亢盛有余，这种特性，陶氏在《辅行诀》中称之为“辛”，为肝木之用味，亦系肝木之主味。特是其根正是药用部分，既有其整体秋金收气之本质，及秋金所属之白色，又具有局部所特有的肝木生发之气，即所谓“兼得甲木之气”，称为金中木药甚是合理。
从《本经》和《别录》所载芍药所主的措辞来分析，不外两大类：
-
益气、缓中、止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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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血痹、通血脉、逐贼血、散恶血、破坚积、利小便、利膀胱大小肠、去水气、消痈肿、邪气腹痛、中恶、腰痛、时行寒热、寒热、疝瘕。
其中益气、缓中、止痛概指药物的功能和疾病的治法而言。
一般而言，益气即是补气，笔者认为二者不尽相同。气是物质运动的形式，物质不运动时不可称为气。如脏腑是物质的实体，只有在生命过程中的运动中才能体现出诸脏腑之气的不同。脏腑之气一旦虚损，就要用补充脏腑之气的法则去治疗。如肾虚者补肾，心虚者补心以补充其质的亏缺，然而质的充盈只是使脏腑之气恢复的基本条件，气虚者还需要运动力的支持才能达到，这种增强动力的方面，对补气是有所助益的。增强动力，就药物学而论，无非是升降出入、走表趋里、散收疏敛等，芍药之所以有益气的作用，正是其味酸能收，加强内收之力的功效。另一方面，气之虚损原因， 还在于其损耗散失过多，而酸味收而性涩，对减少气的耗散会有一定的作用，所谓：“无塞不补”对气虚证亦有助益，舍此进补，补药将如入无底之器，永无盈满，与事何益？故收塞为补益的重要方面。
还应认识到，人体之气名目多多，阴阳五行、脏腑经络、营卫气血、精液津水等等各有其气，不一而足，可谓之无处没气，而肺为诸气之主宰，酸为肺金之用味和所主味，故酸味之芍药，概言益气，而未言益何气。
缓中，是针对中焦失缓的一种治疗法则。《辅行诀》云：“脾德在缓。故《经》云：“以甘补之，辛泻之，脾苦湿，急食苦以燥之”；“肝德在散。故《经》云：以辛补之，酸泻之，肝苦急，急食甘以缓之，适其性而衰之也。”
“缓”与“急”相对，脾缓之德用在于“甘”，失缓当用甘味，何以味酸之芍药能以“缓”之？
脾失缓为用虚体实，就本脏调治体用，法当助用或抑体，助用则迳取甘味药即可，若抑脾体以平衡之，则当用酸味，因脾之体味辛，即肝之用味，用肝之体味酸以泻肝，即能抑肝之用亢，亦即抑脾之体，而达成脾之体用平衡，使其缓德恢复。此亦即可为《难经·十四难》“损其肝者缓其中”的注脚。李东垣云：“损其肝者缓其中，当用四物汤，以其内有芍药故也。”乃得芍药缓中之意者。
由此可以认为，五行学说中之木克土之局，即是肝用（脾体）亢而脾用虚，用肝之体味酸药即可“收胃气”之失缓，如芍药、乌梅、山楂、鸡内金之属；木能疏土则是肝体亢而肝用虚，以肝之用味辛药可疏散中土之壅滞，使脾之甘缓不致过度，如姜、半夏、木香、桂枝之属。
既然芍药为酸味药，其性收涩，却又言其主因“不通”
所致的痛证，如此治法岂非有与病机不利之嫌？
《经》云：“诸痛痒疮皆属于心。”痛证是人体心对致痛因素的感觉，心主神明，如神志昏迷则无痛觉。陶氏把酸列为心之化味，即是心火体用互相作用的运动之极，将出现心火本身质的改变，由火热变为水寒，由显明惮散转为收降肃潜，而此收降肃潜正是肺金之用的特点，故此酸味又是陶氏肺金之用味。
皮肤的痛觉最为灵敏而为肺所主，肺藏魄，魄有镇静之用，故人体对痛觉的耐受力，又与肺用（心之化）息息相关，心化肺用不足则耐痛力减，反之则强。故心化肺用之酸味芍药，可以止痛。这是止痛法则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从痛证的病因分析，痛由脏腑经络的不通所致，之所以不通，乃是其间有淫邪或气、血、津、液、痰、食的阻滞，或是气、血、津、液亏少，脏腑经络失荣而致运行不畅，即所谓不荣则痛。然不通致痛，气血之郁（瘀）痰饮皆为不循经而离其运行脉道者，芍药之酸收可使之归于经脉，使郁（瘀）积聚消除而痛止。不荣致痛者，收敛气血津液于经脉之内，既可减耗又可充脉，经脉自得荣养而痛止，是通过补气达到止痛的方法。
芍药治疗不通和不荣致痛的机理，符合木曰曲直，曲直作酸的经训。治不通，在于能疏散致痛之邪，治不荣，在于能止耗充脉，即益气养血。
认识到芍药益气缓中止痛的机理，对理解其所以能治疗诸证大有帮助。如前述芍药所主诸证，不外血、水、食、寒及邪恶之气所致者。其证名前所系之除、破、利、通、散、逐、去诸字，说明其治法皆适用疏散利导之法。疏散乃肝之用，酸为肝之主味，以曲直为用，直则可伸可疏可散，芍药 有此疏散之功，可称为具肝木之气。其以曲为能，曲则可收可下，诸致病邪气得芍药之收，则瘀血积水（痰饮），顺经而行，得芍药之下，则大小肠膀胱中之浊污得以传导而出，而诸证自愈。
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药性探真
还应指出，诸证之邪多属阴。如气与血为一对阴阳，气为阳血为阴；火与水为一对阴阳，火为阳，水为阴；寒热为一对阴阳，热为阳，寒为阴；正邪为一对阴阳，正为阳，邪为阴。而芍药所主证的病邪多属阴类（寒热一证非是纯阴），即所谓芍药能收阴气。正如其在阴寒凝结之冬寒之季可发生根芽，从阴寒角度看则是阴寒被其收藏，被闭藏之阳得到畅发而运行，收阴与畅阳，乃是此事的两个方面，并不相背，论芍药之性当如此着眼。对万物的生机而言，以阳和为顺，阴盛为逆，故又曰芍药敛逆气。
综上所述，可见芍药味酸属金，又具肝木畅阳疏散之性，而陶氏称之为金中木药不无根据。
四、山茱萸（金中火）
《本经》谓山茱萸“味酸，平，主心下邪气，寒热，温中，逐寒湿痹，去三虫，久服轻身，一名蜀枣。”
《别录》谓“微温，无毒，（主）肠胃风邪，寒热疝瘕，头风，风气去来，鼻塞，目黄，耳聋，面疱，温中，下气，出汗，强阴益精，安五脏，通九窍，止小便利，明目，强力，长年……九、十月采实，阴干。”
《疏证》引《图经》云：“山茱萸木高丈余，叶似榆，二月开白花如杏，四月结实，未干时如酸枣赤，既干皮甚薄，中有核。”
《纲目》引甄权曰：味“咸平，大热。”“治脑骨痛，疗 耳鸣，补肾气，兴阳道，坚阴茎，添精髓，止老人尿不节，治面上疮，能发汗，止月水不定。”引陶弘景曰“出近道诸山中大树，子初熟未干，赤色，如胡颓子，亦可啖，既干，皮甚薄，当合核用也。”又引雷教曰：“使以酒润，去核取皮，一斤只取四两已来，缓火熬干方用，能壮元气，秘精。其核能滑精，不可服。”
张锡纯《医学衷中参西录·山茱萸解》谓“……其核与肉之性相反，用时务须将核去净，近阅医报言核味涩，性亦主收敛，服之恒使小便不利，惟破尝之，果有涩味者，其说或可信。”
山茱萸药用为其成熟之果实，其果成于孟夏，致季秋孟冬始成熟，历经夏秋两季，得夏火之全（括长夏在内），并秋金之收气，夏火之极即转秋凉，此正是《辅行诀》心火化味之义旨，继得秋金收敛之气而口味甚酸，此陶氏视其为酸味之所以然。特别是成于秋末冬初之物，不但味酸而且色深赤，颇具火化之色泽，在秋凉转冬寒之际，呈红艳之彩，乃有火性之显明，故称之为金中火药。
张锡纯氏极力推重此药之回脱敛汗之功，屡屡重用此药治疗危重之疾，张氏经验丰富，信其言之有证，究其理当系固脱因其收敛，止汗在其为心之化味而收心之液。然而如前《纲目》所引甄权却有发汗之说，又当何解？
当汗不汗者，必因其人疏散之功用不足，而疏散之德用在于肝，其德用之正常与否，又与其质体密切相关，以陶氏学理论之，肝之用辛体酸，辛散功能正常与否与其体之酸收协和与否相关。辛散过亢之多汗固然可取酸收以敛之，津液不足者，虽肝用有疏散之能，亦难为此无米之炊而不能发汗，只有通过肝之体味酸收津液，辛散才能起到发汗的作 用。故笔者认为甄氏所谓其能发汗，当指需发汗而津液不足者，即陶氏助肝体（即陶氏所称之“泻肝”）之法可以发汗。山萸茱之止汗，在于其味酸为肺之用味，其发汗在于为肝之体味，实际上这也是陶氏“金木交互”用药法则的具体体现。
由于“诸风掉眩皆属肝”，肝主风，而山茱萸之果始结于春，味酸又为肝之体味，可承平肝辛散过度之风证，又可收津液以助辛散发汗，故《别录》主治中有肠胃风邪、头风、风气去来、面疱（上焦风热）等“风”类病。
山茱萸结果于春，历夏及长夏，至秋未成熟，是禀夏（括长夏）气化较多而成长者，其气质当有适应火土气化以利其生存的特点。禀夏火之热则可温中，可适长夏之湿则可除水下气、心下邪气、逐寒湿痹、去三虫（虫为湿热之病，《诸病源候论》卷五十谓三虫系长虫、赤虫、蛲虫，分别指现代之蛔虫、姜片虫和蛲虫）等中焦脾胃病。基于陶氏火土同治的理念，可以认为陶氏虽只称其为金中火药，而名不及土，其治土之意亦在其中。
由于心火肾水是一对阴阳，山茱萸禀火之气化而又具酸收下行之性，故有使心火下交于肾阴，保证水火既济，阳平阴秘，而有补肾气、强阴益精、止小便利、添精髓、治脑骨痛、疗耳鸣耳聋的作用；肾水强则肝木得荫，属宗筋的阴茎则强，属肝之窍的目则明。
酸为肺之用味，肺主呼吸开窍于鼻，肺用足则鼻息通利，山茱萸酸助肺用，故可治鼻塞；可祛湿，湿邪去则阳不被遏阻而畅达，则阳道得兴；可温中，中焦得温则可斡旋气血津液而不滞塞，使九窍通利，脉气得定，强力而长年。
据前所引资料，陶弘景云“多合核用之”，雷敦则云“核能滑精”，张锡纯则云“核与肉性相反，用时务须将核去净”，但其后又云有言核味涩收敛，可使小便不利者，并亲尝其味确有涩味，对核的使用持置疑的态度。笔者对核的作用亦未试用，不知所从，有待实验而定论。但目前习惯用净萸肉。
综上所述，可见山茱萸的使用，《本经》与《别录》主治并非在肾，几乎与陶同时的甄权与雷教，则以肾为主，可见陶氏当时或稍后，对此药性能认识的思路已有所不同，主治范围有所扩展，从中可体会到药学理论发展的踪迹。
五、五味子（金中土、金中火）
《本经》谓五味子“味酸，温，主逆气，咳逆上气，劳伤羸瘦，补不足，强阴，益男子精，养五脏。”
《别录》谓其“无毒，除热，生阴中肌……八月采实，阴干。”
《疏证》参《唐本》《图经》《纲目》云“五味子初春生苗，引赤漫于高木，其长六七尺，叶光圆似杏叶，三、四月开黄白花，类莲花状，七月成实，茎端作房，如落葵子，大如篓子，生青熟红紫，中有核似猪肾。以根种者，当年即旺，若二月种子，须次年乃旺。”
《疏证》引刘潜江云：“五味之皮肉，初酸后甘，甘少酸多，其核先辛后苦，辛少苦多，然俱带咸味。大约五味咸居之中，酸为胜，苦次之。而生苗于春，开花于春夏之交，结实于秋，是发于木，盛于火，告成于金也。气告成于金，酸味乃胜。是肺媾于肝也。肺媾于肝，肝因媾肺而至脾，脾仍合肺以归肾。”
五味子因五味俱全而得名，但以酸苦为多，如刘氏所言，其告成于金故酸味多，即肺金之用味多，故陶氏列为肺金药。然其甘味本较少，何以陶氏却称之为金中土药，而不从较多的肾用味苦而名为金中水药？
首先应当看到，五味子兼具五味，本身已具备五行中土兼统其他四行的特点，称之有土之性是顺理成章的。其次如刘氏所言，其有肺媾于肝之象，即此物的特质体现了陶氏金木交互的学理，是发于木告成于金的过程，即《素问》“金木者，阴阳之道路也”，而这个过程必由土为中介始能完成。酸味本身即兼有肺用肝体两职，这种体用两职之分界即土。
如刘氏所言：“肺媾于肝，肝因媾肺而至脾”，同理可推，五味子还应具有既济水火的学理。如刘氏所言其“盛于夏”，《图经》《纲目》言其子“生青熟红紫”皆属心火之象，而《图经》《纲目》所言其子“中有核似猪肾”，是五味子之形质色彩，又是属肾水之象，其由心火而肾水的成熟过程，何尝不如《素问》“水火者，阴阳之征兆也。”这种水火既济的运动，亦必由脾土为媒介始可完成。正如刘氏所言五味子之苦味的多少是仅次于酸味，而苦味既是心之体味又是肾之用味，同时也是脾土之化味，其成熟过程中亦必有中土的参与，其本身具有中土之性是无需置疑的。鉴于土在五行中有包容其他四行，为万物之始，又为万物所归的特殊地位和性质，在其以酸味多而属金的基础上，而将五味子命名为金中土是有其深刻意义的。
正因五味子是以酸味为主，而酸味正是“苦气上逆”的肺所宜“急食”之味，且其名金中土药，本身即具益土生金之意，可使肺气肃降而生源不竭，故《本经》将“逆气，咳 逆上气”列为主治之首。用其降逆气，不仅指肺气不降之咳喘上气等证，还应包括其他气机上逆之证，如降冲气、止呃逆均为临床所常用。
所治其他病证，如劳伤羸瘦、补不足、养五脏等多为劳损病，这些劳损病的治疗大法，不外既济水火、交互金木，而五味子一味兼擅其能。但应当注意，虽其五味俱全，毕竟有所偏颇，多酸苦而少它味。而酸苦二味正合《素问》“酸苦涌泄为阴”之说，其势趋下而归肾，肾在下属阴，因此功效偏重于肾而补阴。因此又特别提出了强阴、益男子精，《别录》也提出了“除热，生阴中肌。”细究其“除热”，所除当是阴不恋阳之浮热，如都气丸所主之烘热面赤等证；“生阴中肌”一语，似与陶氏认为其有脾土之性的认识有关，因为脾主肌肉，是《经》家之训。
五味子之五味分布不匀，如刘氏所谓之皮肉中酸多甘少，核中则苦多辛少，咸味则分布各处。现代研究亦有核中富有降转氨酶物质的说法。故用作汤剂时，以打碎为宜。
值得提出的是，五味子在火土论心补泻方剂中，有以火中木而论之处，究其根据，当是其虽然咸味不重，却分布遍及皮、肉、核各个部位，而且药用五味子当是成熟者，况其盛于夏，禀夏火之气而成于金秋，其成熟时之色为紫红，颇具心火色彩，云其具心火之性，无可厚非。至于称其有春木之性，则可认为系其苗始于春，其子不成熟时为青色，虽春木所主辛味较薄，其气为春木之温而非夏火之热，更非秋金之凉，仍具春木之本质。如此看来，陶氏将其又称为火中木药，是可以理解的。
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药性探真
第五节 肾水苦味门
肾法于冬寒水之气，其气寒，其性收引，位于下焦，为水火之脏，在体为骨，骨生髓，其德坚，苦者能坚，为肾之主味，即肾之用味。
苦又为心之体味，所谓心之体味，是水火交济的体现。肾水上承于心，心火下潜于肾，乃天地阴阳气交之事。此气机升降运动，以中土为之枢转，而心火与脾土又同为一家（心火中包容有脾土），就此义而论，则心肾交济实亦即水土合德之别辞。此升降运动是维持人体清升浊降，精气津液内藏，使水火蒸腾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能力的重要方面。
苦又为脾之化味，所谓脾之化味，是肾水用味苦在脾中的体现。脾胃者仓廪之官，在志为思，主湿，性缓而静谦，可容纳消磨水谷而运化精微，使所化之精闭藏于肾；性缓可纳渗水湿，与肾共主水液之代谢；其思可制约肾志之过恐。此即脾土克制肾水而又与肾合德的双重关系。如肾为先天之本，脾为后天之本，先天之本要靠后天之本不断补充，后天秉承先天之资质，脾土之化即肾水之用，乃人体气化活动之根基，亦至关重要之事。
一、地黄（水中水）
《本经》谓干地黄“味甘，寒，主折跌绝筋，伤中，逐血痹，填骨髓，长肌肉，作汤除寒热积聚，除痹，生者尤良。久服轻身不老，一名地随。”
《别录》谓其“苦，无毒，主男子五劳七伤，女子伤中， 胞漏，下血，破恶血，溺血，利大小肠，去胃中宿食饱，力断绝，补五脏内伤不足，通血脉，益气力，利耳目。生地黄大寒，主妇人崩中血不止，及产后血上薄心，闷绝，伤身，胎动下血，胎不落，堕坠跪折瘀血留血，衄鼻，吐血，皆捣饮之。……八月采根阴干。”
《疏证》引《图经》云：“地黄二月生叶，布地似车前，叶上有皱而不光，高者及尺余，低者三四寸，其花似油麻花，紫红色，亦有黄色者，其实作房如连翘，中子甚细，沙褐色，根如人指，色黄。”
《疏证》引刘潜江云：“地黄之用在《本经》即首归其功于血，夫血本天一之真阴，资中五之土气以生者也。夫万物莫不资生化于土，唯此味之取精于土者最专且酷，故种植之地，土便焦苦，十年后方得转甜，得谓此味不专主中焦之营气哉！（《乘雅》云，种地黄一年其土便苦，次年止可种牛膝，再二年可种山药，足十年土味转甜，始可复种地黄，否则味苦形瘦不堪入药也）。”此《乘雅》当指明代卢之颐所著《本草乘雅半偈》。
《疏证》又云：“予尝治地黄醴饮先君，醴尽而地黄枵然如故也，暴之令干，则其质轻虚，剔而破之，则其中脂液已尽，在外层者，悬空包裹如括萎之壳，其在内者，纵横牵引，如丝瓜之筋，因是悟地黄之用，在其脂液能荣养筋骸血络，干者枯者能使之润泽矣。”
地黄根块之质以脂液为主，此脂此液可完全融合于醇酒之中，为液态物质之精华，其性属水自在情理之中，同时也决定了药理功用。据《本经》《别录》所载，有填骨髓、长肌肉、久服轻身不老、男子五劳七伤、女子伤中胞漏、益气力的作用，可以说明其与人体精津营血相类，可滋补人体精
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药性探真 ……58
血之不足。
地黄之脂液，乃吸取土壤中之营养而成，而地黄植物本身，吸收土中营养能力之大，是其他药用植物难以达到的，种植地黄之地，竟然十年始能复原！尽管现代对地黄不宜重茬种植的现象，有诸多解释，如关于病虫害、土壤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的改变、根系分泌物引起自身中毒等原因，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应当在于地黄“取精于土者最专且酷”，使土中有益于精津营血物质吸收殆尽，归藏于根块之中。这种特有的功能，恰是肾主坚闭收藏的作用，从这一意趣而论，地黄作为肾水苦（苦者能坚）味的代表，是当仁不让的。
地黄之花在茎干之顶端，色紫红，在顶象天，色红象火。天与地对，天为阳，地为阴；水火相对，火为阳，水为阴；上下相对，上为阳，下为阴。故地黄之花属天阳之色味。地黄之根块在地之下，最得土中精华多脂液而色黄，黄又为中土之色，此或即以地黄名地黄之故。
特别是肾为水火之脏，为真阴真阳潜藏之地，所谓真阴，乃火中之阴，即在天之阳火中之阴水，在人则为在上心火中之阴水，地黄根中之阴液精津，乃花中阴水下交所生。由于天为阳，数以奇为阳，以一数为至元纯阳，故天阳即天一，而地黄脂液之生，深契天一生水之理。
人体心阴下潜而生肾水，而精、津、血均水液之类，心所主之血液，必有脾土所藏之营始显其用，肾所主之精亦系脾所运化水谷精微而成，津液更是由脾而敷布，因此心阴下潜而生肾水的作用，必有脾之参与始能完成。与此类比，地黄接收天一之真阴以为水，亦是通过吸取土壤之阴津精液而得以实现，即所谓“坎水藉厚土之德以资万物。”地为坤（与乾为天相对）属阴，偶数为阴，故地黄脂液之成，亦符
合“地六成之”之说。
由此可知，地黄根块的生成，与人体五脏肾属水，及五行学说中“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”若符合节，陶氏名其为水中水药，虽义深理奥，但确有实据，绝非空玄之说。
基于水为万物之本源的理论，且已被现代科学所承认，除上述地黄主治补益阴精营血津液的功用外，它如诸出血、瘀血、寒热积聚、胃中宿食饱，及动胎、耳目、大小肠诸病，均可因真阴复常而致乾生坤育，五脏得以资生，生生化运行不已而愈，不烦细析。
至于地黄有生、熟、鲜之分，似是后世之事，但《本经》中已有“生者尤良”四字，可证其时已有熟地黄的使用，学者当于无字处悟其情。笔者每以生者凉、鲜者寒、熟者温、而有活血化瘀、清热凉血、温经补血之偏掌握使用，庶几无所差池。
二、黄芩（水中木）
《本经》谓“味苦，平，主诸热，黄疸，肠癖泄痢，逐水，下血闭，恶疮，疸蚀火疡，一名腐肠。”
《别录》谓“大寒无毒，疗痰热，胃中热，小腹绞痛，消谷，利小肠，女子血闭，淋露下血，小儿腹痛……其子，主肠癖脓血。生秭归川谷，及冤句，三月三日采根，阴干。”
《疏证》引《图经》云：“黄芩苗长尺余，茎干粗如箸，叶从地四面作丛生，类紫草叶，细长青色，两两相对，六月开紫花，根长四五寸，色青黄，老则中空。”
黄芩味苦气寒，苦能坚善藏，寒类冬水之气，皆肾水之性用。热乃火象而为心所主，得其苦寒则归藏于肾，故可治诸热；“诸痛痒疮皆属于心”故可治少腹绞痛、火疡、恶疮、 脓血；小肠为心之腑，心火除而小肠得利；又因心法于夏火之气，长夏亦包容在其中故火土一家而同治，长夏脾土热中兼并有湿，湿热得其苦寒坚藏则胃中热、食谷不消、肠癖泄痢、黄疸可除；肾坚藏之用不逮，则诸经下归女子胞中之血少而不行，或胞中之血及肾脏膀胱之尿不得固摄而淋露而下，故又可治女子血闭和淋露下血。黄芩所主病证，皆可从肾之坚藏不足而论，故陶氏以肾所主之苦味论之。
至于为何陶氏又称其为水中木，而具肝木之性，仍须进一步分析。
首先应看到黄芩之叶、根皆具青色，且根具青色者少见。青本肝木之色，具有阳气萌动，生机盎然之象。如此而论，苦寒坚闭之黄芩，也具有助长生机的一面，即具有春木之气的一些特征，显示着五行学说水生木的母子关系。
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云：“肾主骨髓，髓生肝”，肾藏精，肝藏血，髓为精之聚，精髓化生为血故肝肾为相生之母子关系，而精为气不耗而归于肾者，精不泄归于肝而为精血，是精与血均源于气，干支学说以壬癸配北方肾，甲乙配东方肝，后世医家肝肾同源、乙癸同源之说当指此而言。
然而乙、癸均为阴干，所配当是脏而非腑，即是肝、肾而非胆、膀胱，尽管胆与膀胱亦同属木和水，那是甲木和壬水，属阳干系列。其肾肝之阳的关系又是如何呢？
肾中之阳为元阳，其气温煦，膀胱州都之官，其中所储之液必得其温煦始能气化而出，如老年人多有小便不利之疾，因元阳气衰而致者为多。元阳之用，惠及全身，其能量被后世称之为相火，谓其始于命门（《难经》以右肾为命门），寄于肝胆，运行于三焦。所谓始于命门，即相火源于肾中元阳；寄于肝胆，即托付、依靠，存在于肝胆，这也是
肾水生肝木的另一层面。
正因肝肾有如上所述相生、同源的关系，在病理和症状方面也必然有所折射，而二者息息相关，用药也应与之相适。虽然肾主闭藏与肝主疏散相远，而病情则肝肾相兼。如黄芩所主之疸、痢等湿热之证，既要坚藏其湿热，又应畅达其肝胆、肠中之滞邪和经脉气血，才能使肝胆得以通利，郁热解散，肠中积滞得以消除，而腹痛止，水谷消，脓血得以排下。黄芩这些功用，足以证明其具有肝所主的疏散性能，陶氏称其为水中木药，昭示了这一特性。
三、黄连（水中火）
《本经》谓黄连“味苦，寒，主热气目痛，眦伤泣出，明目，肠癖腹痛下痢，妇人阴中肿痛，久服令人不忘，一名王连。”
《别录》谓其“微寒，无毒，（御览引云：主茎伤，《大观本草》）”五脏冷热，久下泄癖脓血，止消渴，大惊，除水，利骨，调胃厚肠，益胆，疗口疮。生巫阳川谷，及蜀郡，太山，二月、八月采。
《疏证》参《蜀本》《图经》《纲目》云：“黄连苗高一尺，叶似甘菊，一茎三叶，凌冬不凋，四月开花黄色，六月结实似芹子，色亦黄。根有两种，一种粗而无毛，有珠如鹰爪，坚实，色深黄。一种无珠，有毛而中虚，黄色亦淡。”
《疏证》引徐迥溪曰：“苦属火，性皆热者，常理也，黄连至苦而反至寒，则得火之味与水之性，故能除水火相乱之病。水火相乱者，湿热是也，是故热气目痛，眦伤泪出，目不明，乃湿热在上；肠癖腹痛下痢，乃湿热在中；妇人阴中肿痛，乃湿热在下者，悉能除之矣。凡药能除湿者必增热， 能除热者必不能去湿，惟黄连能以苦燥湿，以寒除热，一举而两得焉。”
陶氏将黄连称之为水中火药，与徐氏“火之味水之性”之说，虽论据不一，而结论是一致的。徐氏以苦为心火之味，所宗当是《素问》五味所入之说，与肾无涉，其与肾的关系，是通过其性寒，可治热表达的。陶氏所据乃《素问》五脏五味苦欲说，有一味涉三脏（体、用、化）的关系，且据苦能坚闭之性与肾主坚藏联系起来，视为肾之用味，即肾所主之味，同时也是心之体味，表达了心肾两脏水火相克，水能灭火，寒能除热作用。
黄连之花、子、根均为黄色，其具脾土之色尤为明显，其治湿之功当与此有关。鉴于陶氏火土一家，心脾同治的理念，水中火药黄连治湿之义自在其中。长夏属土，热中挟湿之暑气当令，长夏本是夏之后期阶段，黄连除热乃对心火而治，则亦去暑之湿，谓之苦能燥湿。脾土乃五行中阴阳不测者（详见《伤寒论阴阳图说》），乃可与心共为主神志，故久服黄连可令人不忘。
黄连不但可治湿热证，因苦为脾土之化味，故尚可调胃益肠，脾土之窍口中生疮；其泻火即是存阴，故又可止消渴；心火为肝木所生，子病除则母气安，故可益肝之腑胆而止大惊，疗其窍之目痛、眦伤、淚出；妇人阴为肾所主，骨亦肾所主，肾用强则骨得利而阴肿痛除，均可用黄连取效。
四、术（水中土）
《本经》谓术“味苦，温，主风寒湿痹，死肌，痉，疸，止汗，除热，消食，作煎饵久服，轻身延年，不饥。一名山蓟。”
《别录》谓“甘，无毒，主大风在身面，风眩头痛，目泪出，消痰水，逐皮间风水结肿，除心下急满，及霍乱吐下不止，利腰脐间血，益津液，暖胃，消谷，嗜食。一名山姜，一名山连，生郑山谷，汉中，南郑。二月、三月、八月、九月采根暴干。”
《疏证》引《图经》云：“术叶叶相对，上有毛，方茎，茎端开花，淡紫碧红数色，根作桠生。”
《疏证》云：“术之为物，开花于初夏，结实于伏时，偏于湿气弥漫之际，显其有猷、有为，确可知其入脾胃，能内固中气，外御湿侮矣。”
《经疏》云：“术得初夏之气以生，其味苦，其气温，从火化也。正得土之冲气，故《别录》益之以甘，表土德也，故无毒。其气芳烈，其味甘浓，其性纯阳，为除风痹之上药，安脾胃之神品。”又云：“术《本经》无分别，陶弘景有赤白两种。近世乃有苍、白之分，其用较殊，要之俱为阳草，故祛邪之胜，而益阴之效亏。药性偏长，药无兼力，此天地生物自然之道也。……术燥肾而闭气，肝肾有动气者勿服。刘涓子《痈疽论》云：溃疡忌白术。以其燥肾而闭气，故反生脓作痛也。”
术分两种，始于弘景，而其手订之《本经》《别录》中均无记载。此《辅行诀》五脏补泻方之补脾汤有白术之名，外感天行六神方之玄武汤中称术，亦不言赤白，至于赤术之名，则全卷未尝一见。由此可知陶氏虽有赤白二术之分，其使用似以白术为主，玄武汤中之名，保留了《汤液》原名，而补脾汤中之名，则是有当时已赤、白分称的表现，也符合《辅行诀》书成于陶氏晚年的考证结果。
陶氏将术列为水中土药，应仍是赤白混称者，或当时虽
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药性探真
已赤白有分，但有重白轻赤的倾向，是苍术与白术的差异开始被发现的时期，看来陶氏对术的研究，在当时是很深刻而且是很先进的。那么，其视术为水中土的原因何在呢？笔者推测，大概是出于以下几种考虑。
一是据《本经》术味苦，《别录》味甘的记载，而在陶氏五行体用化理论体系中，苦为肾之用味，甘为脾之用味，而术兼此两脏之用，而称之为水中土药。
二是据术的主证，即《本经》和《别录》所载的主证分析，均为水湿之类，对于这个问题，邹、缪二氏本草著作中都有详尽的辨析，因文多不引，读者诸君，有兴趣者可取原书细读自明。而水为肾所主，湿为脾所主，尽管二者有体象的不同，但无质的差异，故称之为水中土药。
三是五味与肾水与脾土脏器的关系。肾主水液，水趋下，为水气、水湿变化汇集之处，主持一身水液的代谢平衡，因其气寒而呈凝固状态，即所谓“肾德在坚”。坚在此有两义，一是坚闭，即汇集水液，二是坚固，喻如汇集之水因气寒而呈固体状。而此坚固之水相对液、气态之水则为燥象，其不能起到润泽四肢百骸、五脏六腑的作用亦为燥证，此即所谓“肾苦燥”。是以肾中之水要不凝，达液、气状才可起到润泽全身的功能。在五味中，唯咸味可润，即咸味可使肾中寒水不凝（如海水之咸而不冰），即所谓（肾）宜“急食咸以润之，至津液生也。”此咸味在陶氏五味体用化理论中，为肾之化味，即肾正常气化之味。肾的正常气化，是由其体用交互运动变化所生成，即肾之体味苦与肾之用味甘的交互作用所化生，鉴于肾之体味即脾之用味甘，苦味与味甘互相作用才能生化出咸。此甘味恰是表达脾土作用之主味，术兼具肾水体用之味，称其水中土药，其冠以水字，甚
合逻辑。
关于苦味，则既是肾之用味，又是脾之化味。化味之义，乃体用交互变化之极所生，即苦味的生成，是由脾土之体辛与用甘交互作用而成。其用味甘性缓，有弛缓、松缓之义，有助于脾土“其德缓”的作用。因松弛迟缓乃可容纳而不紧束，即制约肾气寒所致的收引、坚闭之过，容纳水液之亢盛有余，即土能克水，脾土主湿之义；脾土所纳之水，经过与其体味辛的宣散作用，得以渗利，即所谓“脾能渗湿”，此渗湿功能，实际上是通过其化味苦的作用而实现的。因为化味苦之性能坚、能燥，其能坚是指其增强肾的闭藏作用，将脾中过度之湿收藏坚闭于肾，能燥是指脾中之湿因之得到渗利；渗为水趋下之势而归入肾之事，故又有苦者能下之说。肾水坚闭之用，来源于脾土之化，又有相生之义，总之，脾土之克制肾水，又增强肾之坚闭，此克中有生、相反相成的关系，便是水土合德的含义所在。
陶氏认为术为水中土之五行互含定位，充分显示了其功用主治的深奥医理，可以说完全切合水土合德的理念，是该理论在药性学说中的具体运用的成功典范，值得进一步继承和发扬。
五、竹叶（水中金）
《本经》谓：“竹叶，味苦，平，主咳逆上气，溢筋急，恶疡，杀小虫。根，作汤益气，止渴，补虚下气。汁，主风痰。”
《别录》谓：“篁竹叶，大寒，无毒，除烦热风痉，喉痹，呕吐，消毒。皮茹，微寒，主呕呃，温气寒热，吐血，
崩中，溢筋。生益州。”
《疏证》引《齐民要术》《图经》《志林》《纲目》云：竹类甚多，入药唯取篁、淡竹、苦竹三种。篁坚而促节，体圆质劲，皮白如霜。苦竹有白有紫。甘竹似篁，即淡竹也。江河之南甚多，北则鲜有。冬春苞节土中，闻雷则发，旬日即落箨（笔者注：竹荀上一片一片的皮）而成竹。茎有节，节有枝，枝复有节，节有叶，枝必两，叶必三，愈近根则节愈促而管益厚。根有雌有雄，雌多荀，当自根下第一节观之，传动产隻者为雄，双者为雌。其根喜向西南行，西南方向之根芽嫩，东北面之根芽老，故植竹者取根之西南者易于成活，栽园之东北隅，耐湿耐寒，然不宜水淹，淹即死，故但得复以泥，而不可浇水也。
竹子品种多多，据云全世界（欧洲、美洲无原生竹）有1200或称1500、1800多种，我国40多属，有280或称500多种，遍及各地，以江南为多。《本经》泛称竹叶，竹字在《说文》曰：“冬生草也，象形，下垂者，簪箬也，凡竹之属皆从竹。”“簪，草也。”王筠以竹（篆体）为草之倒文，殆象竹叶下垂为释。《别录》则特指篁竹叶，《说文》曰：“堇，草也，根如荠，叶如细柳，蒸食之，甘，从草，堇声”。《康熙字典》曰：“簠，竹名，本草簠竹，坚而促节，体园质劲，皮白如霜，大者宜制船，细者可为笛，取沥，并根叶皆入药，《集韵》同。”
由于竹之种类繁多，分布地域广，及物种变异等等因素，《本经》与《别录》所载竹的名称，很难确定是现代的何种品类。《别录》已明言“生益州”，则当时是以现代的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一带所产者为地道药材无疑。
《疏证》引古本草数种，分三种，其中《齐民要术》的 作者贾思勰生于东魏末，卒于北魏，约成书于533年至534年，恰是陶氏去世的前二、三年，可证《辅行诀》时代已有苦、淡之分。但因品种繁多而辨之不易，明代《本草蒙荃》云淡竹叶：“竹类甚多，难指何物是，惟尝笋味淡者为然。竹，雷竹、水竹（按：《本草钩元》引苏颂曰“淡竹今呼水竹，有大小两种”），味淡兼甜，治病第一，竹、竹味纯淡，采亦宜用，苦竹、紫竹苦辣而膻，不堪入药。”并引宋代苏东坡之说：“淡竹者，对苦竹而文，除苦竹之外，皆淡竹也。”
可见竹叶苦、淡之分应在于其笋之苦、甜，不是单指现代的苦竹、淡竹之叶。另外，近年有资料认为苦竹叶之叶脉是平行的，淡竹叶之脉呈网状，值得考定。
至于《别录》称之篁竹叶，笔者认为应当属淡竹叶之有如堇草之竹者。竹部之字，多有形声字。如菩字，《说文》曰：“苇也。从草，音声。” 箔字在《说文》则为“竹筈也”。其草字头之菩，指一般草类的苇，竹字头之筈，则指如苇的竹类植物。其草、竹是意符，音是声符。竹字头之筈是指像苇子的一种竹类植物。同理可推，篁是指像堇草的一种竹类植物。而堇在《说文》中解为“堇草，根如荠，叶细如柳，蒸食之甘。” 则尽管《说文》中无此篁字，也可推知它是一种如堇草的竹类植物。
据前所引《康熙字典》所载篁竹细者可为笛的记载，《说文》“冬生草也”一语，甚是确切，与现代所云竹为禾本科植物意义相同，而且冬生二字，似是表达了竹生于冬的特点。
生者，生发之谓，竹生发于笋，笋发于竹鞭上，冬日在土中，逐渐形成节、节间、节隔、笋箨、侧芽和居间分 生组织，到出土前笋的节数（也是全株的节数）已定，至早春遇雷雨则破土而出，可知竹之鞭乃其地下茎，鞭笋即竹根之新芽，其根生鞭之时必在冬季，如此解冬生二字，当比以枝叶冬季不凋而青解更为得体，四季常青者比比皆是，而冬日生根芽者鲜，更突出竹之特性。尽管出笋之季不是单在春天，而夏秋皆有，但给人印象最深，最能表达其特性者仍是春笋，称其冬生，实是表达了它的出类拔萃之处。
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药性探真
正因如此，陶氏在冬季属水思想的指导下，把“冬生草”竹列为水性之品是顺理成章的。竹叶在上，质感坚硬而下垂，颇有位高而水势趋下之象，基于我国西高多山，东低有海，水向东流的特点，及西方属金，金质地坚硬的理念，认为竹叶有金之性亦不无道理。这或者是陶氏将竹叶定为水中金药的基本思路。
现代研究者发现竹叶提取物有明显的抗自由基的活性，具有抗血栓形成和抗心肌缺血的作用，作为心脑血管病的保健品，可与现所盛行同类产品银杏叶制剂媲美，认为是现代药学的一大发现，殊不知《辅行诀》中对竹叶的应用，已包含在对此类病的防治之中。如大补肝汤和大补心汤中皆有此味，而临床实用证明，大补肝汤治疗现代所谓的脑血管病，大补心汤治疗现代所谓的心血管病都是有显著疗效的（可参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临证心得录》学苑出版社，2011），只是其理论上不言自由基和血栓、缺血，仅以水中金三字概其药理而已。
先师张大昌先生常说：“有其事必有其理，事在理必在。”竹叶有如此神奇之处，必有其独特的药理作用。如何深刻认识和升华其理论，是进一步掌握其性能而更好的使用 的前提。而提高认识的前提，仍应是用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去分析和总结。分析它的生长特性和特点，用天人合一的阴阳五行理念归纳之，其药理作用庶几可明。只是竹之品类多多，其间形质生态差异亦必然存在，故仅参考一些资料，从其共处着眼，不从细处论说，或可对探索其药理之概要有所帮助。
竹之为物，奇特之处多多，约有以下数条尤为突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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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长速度极快：首先从笋说起，笋是竹芽出土时之谓，所谓“旬内为笋，旬外为竹”；“清明一尺笋，谷雨一丈竹”。笋之造字从旬，即是此义。笋是竹生长最快的时期，有资料云，每天可长一米左右，一月可长至十几米；繁殖旺盛期，一般每小时可长46厘米（每日约1000厘米）；生长茂盛期，每小时约长25厘米（每日约600厘米）；下雨时是旱时的86.4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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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出土时已定形：竹在土中生长阶段即笋期，其节、节间、节隔、笋箨、侧芽数及居间分生组织已定，出土后不再增新节，只是节间距的拉长，新竹形成后，竹杆的高度、粗度和体积不再有明显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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竹根喜向西南行：凡植竹，正、二月引根，鞭必西南而行，所谓“东家种竹，西家生笋”。
竹根喜向西南行的特性，可用来指导栽植竹的技术。由于竹的此种特性，其竹根西南方者比东北方向者嫩而多，而植竹所用之根芽，以鲜嫩而壮者易成活且苗亦壮，东北方向者根老芽而衰，不易成活或活亦不壮。
- 生命周期长，开花即亡：晋代戴凯《竹谱》引《山海经》云：“药必六十，复亦六年。”其注谓“竹六十年一易根，而根必生花，生花必结实，结实必枯死，实落又复生。”
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药性探真
现代资料谓其开花周期长短不一，由于品类的差异，有1年、十几年、30年、32年、80年、最多120年之不同，但开花结实，当年即枯是相同的，而且不论哪年生出的竹子，不论植竹地域的远近高下、气候环境或土质条件不一，只要根鞭的年龄相同，则在同年开花结实而枯死。
除上述竹的四个特点外，尚有冬伐之竹不蛀，得铁繁茂，怕水不怕石，怕松不怕压等特性。我们不妨依上述特性，再深入地分析一下它是否可称水中金药。
其未出土时已定形的特性，也是其名冬生草的根据，其笋发于冬而在地下，而且已具备全竹之雏形。是竹在冬日已具全部生命的活力，只是积蓄于内，藏于地下而不发。与植物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的一般规律有所不同。植物的生长收藏规律是阳气阴液运动变化的规律，冬季阴液阳气内收，春季始生发萌动，夏季始蓬勃繁茂，秋季开始老化衰落，而竹却是冬日阳气阴液闭藏之时生发萌动，颇有反生之机，其生机之顽强，抗逆性之大显而有之，这应是其四时不凋，生命周期特长，可达六十年之久的基本因素。尽管如此，它仍是在地下发芽，受自然闭藏气化的制约，不能破土而出，只是郁曲不展，潜龙勿用之象，它是阳气阴液闭藏之时具有生命活力的代表，以时象而论，即可称之为冬水之物。
及至春季惊雷蛰动之时，郁曲不伸之竹芽乘势破土而出，得以大展生机蓬勃之本能，然春季虽主生发阳气，而其时气化属少阳，仍不足以完全达竹长养之需，故得雨水之助以配竹强大的生机（阳气），始可有日长一米的迅猛现象。春季之竹，是在自然生发气化当令之时，已臻夏季长养阶段，所需要的是大量的阴水和阳热。自然气化生发之时而有 长养之物，仍是反生之品物。故《易·说卦》云：“天地定位，山泽通气，雷风相薄，水火不相射，八卦相错，数往者顺，知来者逆，是故易逆数也，雷以动之……”，又云：“万物出乎震，震东方也……动万物者莫疾乎雷”，又云：“震为雷……为苍茛竹……其于稼也，为反生。”《易》学将竹列属震卦，是因其生态时势之象，完全符合雷动之疾速，反时令之势而生长之象。
由于竹的长养需大量的阴水和阳热之气，而此大量的阴水阳热之气化，是长夏所主之湿热气化，而此湿热气化，在《易》学中属坤土所司，位在西南，时在夏秋之交最盛。而竹根喜向西南行的特性，正反映了竹这种喜湿热之气的需求。当然，同一株竹的根，实际情况不一定两个方向者相差特别明显，但方向不同的气化应当是有所区别的，物种对某种气化的特殊需要是存在的，如向日葵之花随太阳而转，现代科学已知系其生长素与叶黄氧化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，而竹根喜向西南行，也必有其内在原因，有待研究和证实，不可以暂时所谓的“现代科学”尚无法解释，从而产生非之或不承认的态度。
应当指出，竹根所喜之向西南，在《易》中是长夏湿土与秋金交界之地，是由长夏之湿热转为秋凉之时，而长夏本寓于夏火之中，竹的逆生特性使其在春季即已进入夏火显明的生长阶段，同时由于长夏湿土为夏火之后期，竹之根喜向此时位延伸而长，是喜此时位之气化特点。
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》云：“土曰备化”，有“土含万物，无所不备，生生万备，无所不化”（张景岳语）之象。竹根既喜之，则有与此相近的质地，而有生生万备，无所不化的倾向，即可长期维持在这一备化之气中生存，这或是竹生命 周期可数十年，或逾百年的性能基础，钟坤土厚载备化之德，生生不息而使然。
植物之花，为结果之前提，结果标志着生长周期之末或生命即趋衰亡。竹之生态，春木之时为长养，以生、长、化、收、藏之序，致夏火之时即达繁茂之极，已致“化”态势，而西南正处坤土备化之时位之末，由于主备化之长夏为夏火之后期，则竹在夏之后期，即处秋金审平当令的生态。之后秋季当令之时则呈阴极（或称重阴）顺静的势态，阳气（生气）衰极而生机衰微，甚或凋亡。
竹在自然之气备化而万物繁茂之时位，而呈秋金审平而生机趋于收降的势态，有秋金审平之特别气质，即有真金之性，其药用叶，又可与肺金类比；其名冬生草，在万物归藏之冬水时期而发芽，是有冬水以生的特别气质，具真水之性，称之为水中金药是恰切的。
《本经》《别录》所载竹叶所主诸证，与其水中金之属性无不切合。
水中金者，为水中富有金性者，水性寒克火，金为水之母，质重而肃杀趋下，可制肝木之风痉。因其趋下，故可主咳逆上气、风痉、呕吐；因其性寒制火，故可除烦热，治心火所生之恶疡疮毒；虫为湿热所化，其收降肃杀之金气，可清肃如长夏之暑湿即所以杀虫；喉痹为风热痹于肺之窍，热消风止则痹除；“溢筋急”一证，笔者认为当系血管充盈，跳动紧急之证，如现代医学所谓的颈脉怒张，常见于心功不全者，而竹叶对心肌缺血的作用，已被现代医学所证实。溢筋急，当是古人细致的临床观察中，对这一证状形象的描述。
第六节 从火土同治论心病 草木方例用药简释
从心属土火论心病补泻方例用药共十三味，其中五味子、牡桂、干姜三味，是前二十五味中所有者，其中干姜五行互含之名位尚符心病用药之法，牡桂又可属土中火，五味子又可属火中木，及其余诸药均需再为之探索诠释，力求名位有据，理事沟通。然此诸名位所据乃原作《整定稿》先入之见，论理难免有所牵强之处，望学者鉴之是盼。
一、通草（木中土、木中水）
《本经》谓通草“味辛，平，主去恶虫，除脾胃寒热，通利九窍血脉关节，令人不忘。一名附支。”
《别录》谓其“甘，无毒，疗脾疽，常欲眠，心烦哕，出声音，疗耳聋，散痈肿，诸结不消，及金疮、恶疮、鼠瘘，踒折，鼽鼻息肉，堕胎，去三虫。一名丁翁。生石城山谷及山阳，正月采枝，阴干。”
《疏证》参《唐本》《图经》《纲目》云：“木通蔓生，茎干大者至径三寸，茎有细孔，两头皆空，含一头吹，则气出彼头。和每节有二三枝，枝头有五叶，颇类石苇，又似芍药，二叶相对，夏秋开紫花，亦有白花者。结实如小木瓜，长三四寸，核黑瓤白，食之甘美。其茎亦有紫白二色，紫者皮厚味辛，白者皮薄味淡，实一物也。”
《纲目》木通下引宋代苏颂（1020～1101年）曰：“今泽、淮、汉中、江淮、湖南州郡亦有之……其茎干大者径三 寸，一枝五叶……其枝今人谓之木通，而俗间所谓通草皆今之木通，而俗间所谓通草，乃通脱木也，汉方所用通草皮，皆今之木通，其通脱木稀有用者，或以木通为葡萄苗者，非也。”
从上述文献可知，通草之名历代有所变化。汉代之通草，宋代即称木通，《别录》之通草产地石城，在今之江西，即今之川木通类，它属毛茛科小木通、绿球藤等植物的木质茎。淮木通是马兜铃科大叶马兜铃、淮通马兜铃的木质茎。现代通常所称的通草，即通脱木，该植物也称木通，属五加科灌木或小乔木，原产于华南和台湾，苏颂之前的初唐时陈藏器已有论述。它们与20世纪闹得沸沸扬扬的致肾中毒使衰竭的关木通，根本不是一类物种。关木通产于东北等地，属马兜铃科植物。现发生木通中毒致肾衰死亡的事件，是近代对木通产地、品种使用不遵古典物种、产地，盲目扩展同名异物的结果。对关木通中毒事件我们应当引以为训，使用古方药物，一定要谨慎从事，考辨名实。
木通是著名的十剂学说所用药物之一，所谓“通能祛滞，防已通草之属。”在《辅行诀》中，当为木中土和木中水药。今试为辨析如下。
首先应当看，《本经》言其味辛，辛为肝木之用味，即肝木之主味。辛者能散，其所主诸证，如通利九窍、血脉、关节，诸结不消，疮肿脾疽，耳聋，声不出等证，及十剂中所治的滞证，皆是其辛者能散的功用。其所散之物，当是人体津液营血滞塞结聚不行者。其具备如木之条达通散而恶抑郁的特性，称其基本性质属木是当仁不让的。
再从其所通利官窍脉络关节之瘀滞来看，大致不外水液和营血两端，方如八正散之通利水液，当归四逆汤之通利营 血皆用木通，体现了木通可兼通血与水的特性。
“水乃血之母，血乃水之精，源同派别者也。”（《疏证》引刘潜江语）云其同源，是水与血皆为水谷所化。水谷受纳腐熟消磨于胃，运化散精布津于脾，糟粕之排降始于胃，精微之化生转输出自脾，脾胃的升降出入是水与血流通畅与否的根本因素，一旦脾胃气化失常，升降失序，则水血积而为患，如《灵枢·百病始生》云：“凝血蕴里而不散，津液涩渗着而不去，而积皆成矣。”
属土的中焦脾胃乃水与血之本源，能治血与水积滞壅塞窍、关节闭塞不通之药，必然具有与脾胃之气化相类之特性，故木通在属木的基础上，兼具中焦脾土之性，何况其色黄又属脾土之色。《别录》已载其味甘，本系脾土之用味，《本经》载其味辛为脾土之体味，已兼具脾土之化机，称其为水中土药当之不愧。
又药用木通所用为植物茎干木质部分，其与同属祛滞代表药防已对比，防已药用部分为地下根的木质，其作用是由下而上，木通则是由上而下，由上而下，与水势趋下相类；且其口尝之味为苦，早在《吴普本草》中，已有通草味苦的记载，苦系肾水之用味，与《别录》味甘合看，已具肾水体用兼备化生之机；其所治水血之结聚，皆液体之类，水为血之母，血有血水之名，已有血为水类之义，故此木通在属木的基础上，称之为木中水药实亦不为过。
总之，木通属木是就其性能散而言；又属土，乃是就其主治证的机理而论；又属水，乃是就其所主之病邪类别而称。
二、淡豆豉（木中火、水中木）
《别录》谓：淡豆豉“味苦，寒，无毒，主伤寒头痛，寒热、瘴气，恶毒，烦躁，满闷，虚劳喘吸，两脚疼冷，杀六畜胎子诸毒。”
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药性探真
《疏证》引《纲目》云：“造淡豉法，以黑大豆，六月内淘净，水浸一宿，沥干蒸熟，取出摊席上，候微温，蒿覆，每三日一看，候黄衣上遍，不可太过，取晒，簸净，以水拌干湿得所，以汁出指间为准，置瓮中筑实，桑叶盖厚三寸，密封泥，于日中晒七日，取出，曝一时，又以水拌入瓮，如此七次，再蒸过，摊去火气，瓮收筑封即成矣。”
《纲目·大豆豉·发明》引弘景曰：“豉，食中常用，春夏天气不和，蒸炒以酒渍服之至佳。依康伯法，先以醋、酒浸蒸曝燥，麻油和，再蒸曝之，凡三过，末椒、姜调和进食，大胜今时油豉也。患脚人，常将渍酒饮之，以滓傅脚，皆瘥。”时珍曰：“陶说康伯豉法，见《博物志》，云原出外国，中国谓之康伯，乃传此法之姓名耳。其豉调中下气最妙。黑豆性平，作豉则温，既经蒸署，故能升能散，得葱则发汗，得盐则能吐，得酒则治风，得薤则治痢，得蒜则止血，炒熟则止汗，亦麻黄根节之义也。”
豉，作调味食品，由来已久，早在东汉末北海（今山东寿光、高密一带）刘熙（字成国）所著《释名》谓：“豉，嗒”也，五味之调和需之而成，乃可甘嗜也。故齐人谓豉声为嗜。同代的《说文》载：“豉为配盐幽菽者，乃成豉也。”对照前引文献，可知古之豉有淡、咸两种，咸作调味用，入药取其淡者。故《本经》中无药用豉的记载，而《别录》中也只有淡豆豉。如《纲目》引弘景曰：“钱塘者香美而浓， 入药取中心者佳，”所指亦为淡豉。其中又引唐代陈藏器云：“蒲州豉味咸，作法与诸豉不同，其味烈。陈州有豉汁，经年不败，入药并不如今之豉心，为其无盐故也。”可见盐豉致初唐才始入药。陈氏“（咸豉）作法与诸豉不同”，及“（豉汁入药不如豉心）为其无盐故也”之说，说明咸豉入药的初始时代之上限，应在初唐。这一情况，符合现存世诸《辅行诀》传抄本有用咸豉的情况，与藏经洞本《辅行诀》整订于是时的考证相符。同时也是因陶氏时代入药多用淡豉，而治心方中豉与盐分用，计作两味药，方符合治心方的用味数，笔者曾依此作为整订《辅行诀》原作有关豉的根据。
从古本草记载来看，豉的制作原料为菽，即豆类，而豆类在《内经》中属肾水之谷，基于肾水色黑、性寒、位在下的理念，则以黑豆为正品。《别录》亦依其原料之本体之性而称苦寒，《辅行诀》则又据此而名归水类药。
豉为黑豆与青蒿、麻油、桑叶、椒、姜等芬芳辛窜之物一起，在盛夏饱经湿热郁蒸，发酵生出黄霉之物，其质由沉重变为轻虚，其气由腐（《经》云肾气腐）转香，其势能由趋下趋内变为升腾宣发，其性味也应是由苦寒变为辛温。其轻虚则升举，气香则宣发畅散，趋外趋上则发越，味辛则能发散，温则生发。其中气温味辛是诸变化的综合表现，而温乃肝春木的气化特点，辛乃肝木的用味，即肝木所主，故《辅行诀》将淡豆豉视为具木性之药，并以木类药名之。
豆豉之味，古本草文献均不言辛，现代中药学多将其归入辛味药，且已载入《中国药典》，大概是基于葱豉汤治外感表证，可发散表邪之实效而来。其味辛之说究竟起自何时何人，限于笔者手头资料之不足，尚不可得而知，但是其有 解肌发表，宣郁除烦，治一切有形无形之壅胀满闷，及停结不化之证，是确实有效的，它这些作用，无不符合《内经》“辛散”之理，因此陶氏又将其列为属木性之药不无道理。陶氏撰作较早的《别录》称其味苦，是从其本原料而论，晚年所著《辅行诀》列为辛味，是从酿制后的实用疗效推论，从而可见其学与年俱进，学术不断进步的求实变化。
陶氏还认为淡豉具有火之属性。大概是陶氏认为火性炎上，散惮而急，为温热之盛极的理念，而作豉之法复用七次，可谓饱收湿热，有湿热至极之性，极度之气必有极度之功，其大力升散宣发之性，与火之炎上惮散相类。其主治阴阳毒结，寒热逸侵，暑湿交感，饮食不去，山岚瘴气等卒急如火之证，以及其善治属心气郁而不发之虚烦，之所以能治此诸证，当是其与诸证病邪有同类相感之作用而易入其邪中所致。
其治虚烦之机理，当是豆本肾水之谷，属阴精之体，豉虽是经酿制者，当仍具其阴精之性，而其上升之性又易于上承心火以济之，使心肾交济而虚烦除，此是其宣发心阳之外，尚可使肾阴交济心阳的另一除烦机理。其所以主虚劳喘吸，亦当为其有交济心肾之用之故。
至于其与阴阳、湿热、瘴气、恶毒、寒热、饮食之结同类相感而治之，其机理甚为玄奥。在此笔者仅述一事，以备读者参悟。
先师张大昌先生，治诸癌症常用豉取效。笔者曾问难曰：“现代医学谓，黄曲霉菌为导致癌症的病因之一，豉发酵遍生黄苔者，或当是含有霉菌毒者，为何反用于癌症有效？”师曰：“凡生命之体，皆湿热所成，湿热乃生命之源，癌细胞之生命力极强，以我们中医视之，亦不过关乎湿热二 字作怪而已。豉乃肾水之谷饱受湿热之气酿成，其气香而去腐，其宣发畅散可去其结实，其平顺可化其顽恶，其谷气可养人之正，古人食豉之风由来已久，其解郁散毒之功早已被人们所认识，《别录》已载其主‘恶毒’，即如今之癌证之属。以湿热之品愈湿热之病，如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此之谓也。”笔者对此师训铭记于心，每当思之，愈感言之中肯，回味无穷，以寻常谷物之酿制品，化解如此凶顽恶疾，临证时确亦受益匪浅，师弟陈志欣用此药治癌，亦颇有心得。
综上所述，淡豆豉在五行属性上可分别属于水、木、火三行。言其属水，是从其原料本质；说其属木，是按其酿成后之特性；称其属火，乃据木与火为阳热阴湿之气量化程度之别，实即是木生火之过程所推衍。
《辅行诀》从火论大小泻心汤，豉为佐君之臣，以味苦而论，即取其助火体即为泻心；以其有助肾水上济心火之用（即木性），以佐助泻心，故称之为水中木药。
《辅行诀》从土论大小泻心汤，豉仍为佐君之臣，以味辛而论，即取其助土体即为泻心（土）；以其有助肝木以制约脾土（木克土）之用，即为泻心（土）；同时助肝木之用实即已具火炎上而惮散①之性，故称之为木中火药。
三、升麻（土中金、土中火）
《本经》谓升麻：“味甘，主解百毒，杀百精老物殃鬼，辟瘟疫瘴气，久服不夭，轻身长年，一名周麻。”
《别录》谓其“苦，平，微寒无毒。主邪气蛊毒，入口皆吐出，中恶腹痛，时气毒疠，头痛寒热，风肿诸毒，喉痛
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药性探真
口疮。生益州山谷。二月、八月采根，日干。”
《疏证》引《图经》《纲目》曰：“升麻，春生苗，高三尺以来；叶似麻黄，叶并青色；四五月著花，似粟穗，白色；六月以后结实，黑色；根如蒿，根多须，外紫黑，内白，紧实者佳。”
升麻药用部分为其根，而其根外黑内白，根据黑属阴白属阳的传统理论，升麻应为阳在内阴在外之药。此阴阳在人体的位分相反。
阳本升发宣畅之性，外有沉降内收之阴束之，则郁积在内。升麻生长过程中，旺盛期开花色白，乃阳精得以宣畅之象，衰老期结出黑色之果，乃阳精归附于阴之象。而此畅阳归阴的过程，全在于其根的功能，换言之，升麻之根有畅阳归阴的特性。
从升麻的主治病证看，不外两端。一曰解毒，宋代之前多有记载；二曰升阳，后世医家倡之。
升麻所解之毒，不外热、火、寒、疫、蛊及食物之毒。所谓毒，是一些对人体有害的因素，是扰乱人体阴阳气血津液有序运转的因素，当然也包括如前所述之阴在外阳在内的错位之式。而且毒本身还有对人身作用强烈、急剧的含义，所谓中毒，多是性质暴戾，发病突然，病情急重者。
如此看来以具有善于畅阳归阴作用的升麻，解除外阴内阳的暴戾之毒所致的急重之病，是有其道理的。古本草所载升麻所主诸证，是临床实践的记录，对一些不易理解的病因或神志失常证，称之为“百精老物殃鬼”是可以理解的。
正因为升麻对人体诸多急剧发作，痛苦较大的一些病症有较好的疗效，《本经》中才将其记作“甘”味药，从而也赋予它具有“阴阳不测”之“土”的基本特性。甘为脾土之 用味，其缓解急重之痛苦之意亦自在其中，服用口味较苦之升麻却有甘美之情，称其味甘实不枉然。
关于升麻之味，近年亦有新说。有关资料称：早春把幼嫩（展叶前）的升麻茎制作后食用，清香可口，略带苦味。奇妙的是，吃一口升麻，再吃一口小米粥，则变苦为甜。原来小米内的糖类与升麻的阿魏碑酸和异阿魏酸，发生水解反应，而生成蔗糖和果糖之故。
最近笔者做了个简单的试验：用升麻 10 克、小米 10 克、升麻和小米各 10 克，分别加水 60 毫升，各煎取 25 毫升，装入玻璃杯中。结果可见纯升麻煎取液呈黑色，纯小米液呈米黄色，二者混合煎取液为米黄微黑色，凉后尝之，升麻液味苦，米液味淡，混合液味淡微苦。再取 1 毫升升麻小米混合煎取液，加入 2 毫升纯米煎取液，则苦味全消。证明小米确有使升麻苦味变淡（甘）的作用。而且用米的比例越大，升麻的苦味越小，可以完全消除升麻的苦味。
《别录》谓升麻无毒，陶氏时代的先民可能也有如此生活小常识，而认为是本品甘味的可能。
至于后世医家谓其能升清阳，实已寓于其解毒理论之中。其根之内白，所开之花色白，此白为阳精之象，根在下而花在上，即有使阳精之气上达之机，阳精上达与升清阳，语虽异而义理同。正因其能升举清阳，所以治气陷于下，脏器下垂，气虚下陷等方中用之。
同时其根色白在内，花色白在外，也显示其具畅阳外出之机，故无论是外感郁热毒邪之斑疹，还是内伤杂病之发斑，都可随其主药而治之。经方升麻鳖甲汤治阴阳毒发斑，宋代《和剂局方》之升麻葛根汤治抑遏之疹毒，升麻之畅阳外出之治皮肤斑疹之功想而可知。而诸斑疹乃表现在皮肤， 传统医学之皮为肺之所属，且肺所主之色为白，对升麻根内和花色皆白而治皮病的现象，陶氏认为升麻有肺金之性，称之为土中金尚属合理。
至于陶氏又认为升麻可称土中火药，大概是因诸毒多为邪郁生热，热极似火，火性急迫惮散，故势急剧而漫延，升麻之所以能治之，必是亦具有如火急之性，故又称其为土中火药。
或问：火之性惮散，升麻之性宣畅，是与火类同，似与火证不宜，将作何解？
答曰：火曰急曰惮散符合斑疹特点，其急由升麻之甘缓对之；其惮散可由其如上述之金性对之，因金秋之气收降之故，况肺金之用味本酸，而此酸为心火之化味，所谓“心苦缓，急食酸以收之。”其属火之性，亦具心气化主收之义。具体对热病而言，则是有收摄阴液使热不生燥之用，或曰《别录》所载之味及实际口感均有苦味，苦为肾水之味，可坚藏火惮散过度生弊之势。故此称升麻为土中火药无妨。
四、栀子（水中木、水中火）
《本经》谓栀子“苦寒，主五内邪气，胃中热气，面赤，酒皰皷鼻，白癞赤癞，疮疡。一名木丹。”
《别录》谓其“大寒无毒，疗目赤热痛，胸心大小肠大热，心中烦闷。一名越桃。生南阳川谷。九月采实，曝干。”
《疏证》参《图经》《山谷诗话》云：“栀子木高七八尺，叶似兔耳，厚而深绿，春荣秋瘁，入夏开小白花，大如酒杯，六出，中有黄蕊，甚芬芳，结实如诃子，生青熟黄，中仁深红可染帛。一云染栀子，花六出，虽香不浓郁。山栀子花八出，一株可香合圃。入药用山栀子皮薄圆小，刻房七棱 至九棱者佳。其树喜湿而畏寒，故园中宜穿井频灌溉之，冬月于北面厚夹篱以蔽风寒。”
栀子为常绿灌木，花可供观赏，还可作为食品，凉拌炒食均可，果实可以作黄色染料，入药所用为其果实。现有资料证明，其种植有水养法，用其树干带根或枝条浸入水中即可，枝条亦可生根便于移栽。岭南一带有用树干带根水养作观赏花者，可照常生长、开花、结果，故栀子还有“水横枝”之别名。
栀子之生态喜潮湿，常须灌溉，又可水中养植，其靠水中之精华生长为主，可谓为禀水气而成，具有属水性质，其药用可使郁火屈曲下行，符合水性趋下之性，故《辅行诀》将其列为水性药。
然而其盛长于南方温度较高之地，又畏寒冷，“冬月于北面厚夹篱以蔽风寒”；其果之质甚是轻虚，如火势之惮散炎上；果仁之色又鲜红如火；故又可认为其具火之质色，而称之为水中火药。
药用栀子为其果实而位于上，其果当系从根部所吸水中之火之精微上输而成者，水本趋下遏阳之物，而水中火即被郁而难发之阳火，其果仁色鲜红质轻虚而在上，必是栀子有可使被郁遏之阳得以宣发上升之性能，此阳上行至果为至极，极则生变而转趋下，故栀子又有畅发被郁遏之阳热，使之屈曲下行，这种上升至极而转下趋之势乃水之性，而其宣发上升之性本属于肝木，故栀子又可称为水中木药。
《本经》谓栀子味苦，苦在《辅行诀》中为肾水之用味，又为心火之体味，为肾水之用味本身即是肾水寒可制火热，故栀子可治诸火热证；为心火之体味，本身即体现了心火之本源为被肾寒水所遏郁于内之火热，故栀子可治郁瘀之热。
五、元参（火中土）
《本经》谓元参：“味苦咸，微寒，主腹中寒热积聚，女子产乳余疾。补肾气，令人目明，伤寒身热。一名重台。（恶山茱萸，反藜芦）”
《别录》谓元参“无毒，主暴中风，支满狂邪忽忽不知人，温疟沥沥血瘕，下寒血，除胸中气，下水，止烦渴，散颈下核，痈肿，心腹痛癥，定五脏，久服补虚明目，强阴益精。一名元台，一名鹿肠，一名正马，一名咸，一名端。生河间川谷，及句冤。三月、四月采根，暴干。（恶黄芪、大枣）。”
《纲目》张元素谓：“玄参乃枢机之剂，管领诸气上下，清肃而不浊”。
元参味咸，乃顺心欲软之味，故可称之为有火之性。至于云其有土之性，诸文献所载似无着落，唯张元素“元参乃枢机之剂”七字正合此意。因元参以滋阴降火，交通心肾称著，而非其具上下调和，使气机升降有序，不可有此功能。而升降气机，调和上下，正是脾土之功，故可以认为元参亦有属土之性而可以称其为火中土药。本药可用于从火土同治论心病方中适用，如现代所用之脉络宁注射液主要成分中即含有元参，已用于缺血性心脑血管性疾病。
六、酢（金中水）
《别录》称酢为名咸，一名醋，谓其“味酸，温，无毒，主消痈肿，散水气，杀邪毒。”
《疏证》引《纲目》云：“米醋，三伏时用仓米一斗，淘净蒸饭，摊冷，作黄晒簸，水淋净，别以仓米二斗蒸饭和 匀，入瓮以水淹过，密封暖处，三七日成矣。”
《纲目·醋·释名》曰：“酢音醋，醯音兮，苦酒。弘景曰：醋酒为用，无所不入，愈久愈良，亦谓之醯。以有苦味，俗呼苦酒。丹家又加余物，谓为华池左味。”
醋与道教有不解之缘。在东晋与南北朝道教中，炼丹的道士为炼好丹，便掌握了酿制醇酽，即气味浓厚之醋技术，这种醇酽制造技术要求非常严格，以陈者为佳，有三岁苦酒之称，葛洪（284～364）《抱朴子内篇》又有千岁苦酒之名。《齐民要术》中，载有北魏著名道家崔浩（381～450）由其母卢氏口授而成之《食经》，制千年苦酒方法的已有脱失的佚文两条，所用谷物原料均是豆类，其中大豆所制者名大豆千岁苦酒，小豆为原料所酿者名小豆千年苦酒。豆为《内经》五谷之肾谷，其性苦，所酿之醋似应即是陶氏所谓之有苦味者，即苦酒。
道家炼丹术中醋的应用，对物质的氧化、溶解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，对古代化学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意义。作为从事炼丹实践二十余年的陶弘景，对醋的性质该是了如指掌，运用纯熟的。尤其是陶氏之生年距葛洪与崔浩之卒年，分别仅差113和6年，并同是道教中人，故葛洪而崔浩，而陶弘景，炼丹常用品苦酒的制作方法，很可能是一脉相承的。因所用原料为属水的苦味，是将其列为属水的个中原因。
苦酒酿制于三伏，是古代酿制的时间要求，现代酿制已不拘此时，但是古人对此时间性特别重视，尤其是道家的“醇酽制造”应更是要求严格，具有科学实验精神的陶弘景，对苦酒特性的认识也必然会从其酿制季节时间上考虑。苦酒酿制于三伏，此时是历经初、中二伏之后的最后十天。谚云：“三伏不尽秋来到”，表达了三伏这十天还没过去，立秋 节就到了的一定规律。立秋标志着秋天的到来，天气由溽暑湿热之气转为秋金肃降清凉。此时用湿热加于谷类之法酿制的苦酒，更具饱受湿热而转化为收降肃清之机，可肃杀湿热壅郁所致的各种病症，如《别录》所载其主治的痈肿、水气、邪毒证。况且苦酒口感味酸，酸味在《辅行诀》中属肺金之用味，即肺金之主味，陶氏认为其有金气之特性，是很自然的。
总之，陶氏将苦酒定为金中水药，应该是基于其制作原料和酿制最佳时间，及其口尝之味而决定的。
七、栝蒌（土中土）
《本经》谓栝蒌根：“味苦，寒，主消渴，身热，烦满，大热，补虚安中，绝续伤。一名地萎。”
《别录》谓栝蒌根“无毒，除肠胃中痼热，八疸身面黄，唇干口燥，短气，通月水，止小便利。一名果羸，一名天瓜，一名泽姑。实，名黄瓜，主胸痹，悦泽人面。茎叶，疗中暑。生宏农（按：宏农，古代郡、县名，在今之陕西省）川谷及山阴地。入土深者良，生卤地者有毒。二月、八月采根，暴干，三十日成。”
《疏证》参《图经》《纲目》云“栝蒌三、四月生苗，引蔓，叶如同甜瓜叶而窄，作叉，背面俱有白毛，六七月开花似葫芦花，浅黄色，实结花下，大如拳，生时碧如瓜，至九月黄熟则如熟柿，内结重萎子扁，攒簇萎中，壳褐色，仁绿色，多脂作青气，根直下生，入土深者愈良，年久者至长数尺，大数围，秋深掘者有粉，夏月掘得便多筋络无粉，不堪用。”
栝蒌根与实在现存本草书中分载，以《别录》最早，其
实用已见于《伤寒论》中。《辅行诀》所用为栝蒌实。
栝蒌之性质与土有密切关系，云其根“入土深者良”并言“生卤地者有毒。”同时其含粉量又与季节有关，深秋得者有粉，夏月得者多筋络而无粉，不堪用。栝蒌实为其果实，由根吸收土中营养而成，土之深处可谓地之阴处，深处之养分当是土之阴精，栝蒌之根得其养则“良”，是此根之性即地之阴性。此阴性物质储于根，如萎之能容，所容者地之阴精之物，故又名之地萎。
根中阴精之物上输而开花，继而成果，故其根果之性皆可以阴制阳，而有止渴、除热、润燥之功。
此阴精之物在根中当是以“粉”的状态出现，栝蒌根以粉多为好。春夏之气化升腾，阴精上输为在上之花果营养之用，花果在上象其整体之天，大概是其又名天花粉之义。六七月正值栝蒌开花时期，根中之阴精多被上输以供开花结果，故采之则粉少而筋络多，深秋果已成熟，气化转为收降，根部所吸取地之阴精，被储于此“萎”中，而此时采之，则粉多而质佳。
五色之中，赤白属阳，青黑属阴，黄居其中。栝蒌根色白属阳，象肺；果色生则碧，熟则黄而有黄瓜之别称。碧为阴中之阳，黄为中土之色，体现了阴将转阳的过程。可谓具脾土之性，而称其为脾土药。
就栝蒌实本身而言，药用为成熟者，其子壳色褐而仁色青，皆属阴色，其脂液筋络则色黄而赤，当属阳色，合而观之，则非阴非阳之色；其脂液筋络之味甚甘，有糖栝蒌之誉，其子仁之味书载有云苦，有云甘，笔者曾亲尝其味，确有苦味，脂液筋络味甘属阳，子味有苦味而属阴，合而观之，则为非阴非阳之味，即为中土之味，看来经方中用栝蒌 实，多注明“捣烂”，除了考虑其子壳不破难煎之外，还有令其充分合和，发挥中土特性这一深义。栝蒌实一物，无论从色彩还是从味别上推论，也都应以属土而论。
总之，栝蒌实之五行属性，从生成过程和色味而论，都可谓之颇具中土之性，故陶氏云其为土中土药，不无道理。
八、牡桂（土中火）
见本章第一节。
九、干姜（木中水）
见本章第一节。
十、薤白（水中土、水中金）
《本经》谓薤“金疮疮败（笔者按：疮败，腐烂不利，日久不愈的疮），轻身，不饥，耐老。”
《别录》谓其“苦，温，无毒，归于骨，除寒热，去水气，温中，散结气，作羹食利病人，诸疮中风寒水气肿，捣涂之。生鲁山平泽。”
《素问·脏气法时论》谓：“肺色白，宜食苦，麦、羊肉、杏、薤皆味苦。”
《灵枢·五味》谓：“五菜，葵甘、韭酸、藿咸、薤苦、葱辛。”
《疏证》参《衍义》《纲目》云：“薤八月栽根，正月分莳（笔者按：莳，移栽种植之义），最宜肥壤，数枝一本则茂而根大，叶状似韭，韭叶中实而扁，有剑脊，薤叶中空似细葱而有棱，至滑泽，露不能贮，二月开细花，紫白色，根如小蒜，一本数颗，相依而生，五月叶青，则掘之，否则内
不满也。”
肾水之气化特点为坚闭，有纳气、藏精，主骨，生髓的作用。肾气坚闭则气不耗而归于肝为血，血不耗归于肾为精，精不耗归于骨而为髓。《灵枢·五味》以薤为心病宜食之菜而味苦，苦为肾之用味，可补充肾用之不足，助肾之闭藏以减气血阴精耗散之用，从而可利病人，抗衰老，轻身延年。陶氏以苦味属肾水之用味，即肾所主之味，故《辅行诀》中薤白列为属水之药。
其性温可祛寒，阴精足可上济心火之体而除热，寒热除则气血畅而不博结，运行流畅而滑疾不著，故《千金·食疗》谓其性滑，从而金疮不肿不腐不败而愈。
《诸病源候论》云：“凡疮之初，因风湿博血气，发于皮肤，故生也。久不瘥，多中风冷水气，若中风则噤痉，中冷则难瘥，中水则肿也。”又云：“凡患诸疮及恶疮，虽风湿博血气蕴结生热，蒸发皮肉成疮，若能触水露气动经，十数年不瘥，恶疮瘀黑作痂如霜瓠皮，疮内肉似新，故名露败疮也。”由此可见《本经》《别录》所载薤白治疮，言不同而事理相通。先师张大昌先生，治癌方中时有用薤取效者，当是取义于其治败疮（恶疮）之义，值得深思。
薤白为其根块，其成熟采收于仲夏，是时在夏至前后，恰值夏火与长夏土之交，其前10余天属火，后10余天属土。
此前薤虽已生成，但“内不满”，必待此时药性充满始堪“掘”而取之，说明药用薤白是得火土之气之化而成，具有火土之性质。基于心属土火和土为中焦脾胃的理念，土火一家则可用于心证之胸痹而温中，脾土可以制肾水而渗湿，则薤亦可“去水气。”具水坚藏之性又兼俱土（火）之性，
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药性探真 90
故陶氏称之为水中土药。
薙栽于金秋八月，开花有白色，当是具有金秋之本质，但秋金之气收涩，而薙之性却为滑利，证明其颇具使金收之气转为长养备化之机。金性肃杀，万物生机衰败，如薙所治之疮，使本具之肃杀之气转为长养备化，是薙之所以能愈败疮之因由。本属水性之品，却具由金而土反生之机为其特性，而这种反生之过程，又是历经了夏火之时，是克制了夏火之气而成，具有反克夏火以达成备化之脾土，其金气之盛由此可知。就其原本之金气而言，称之为水中金药，亦无不可。
薤为肾菜而味苦，坚闭减耗而藏精生髓，故谓之性属水；采薤于火土气化之交，具中土（心火）温而备化之德，故称水中土药；具金秋气化之本源，有金气盛而反克夏火，反生中土之势能，故又可称水中金药。
十一、白戸浆（金中金、金中火）
此药名《本经》《别录》均无记载，《别录》中载有浆水之名，亦未载性味主治等内容。
《说文》谓截：“酢酱也。”
《玉篇》谓戴：“释米汁也。”
《博雅》谓载：“浆也。”
《周礼·天官·酒正》“三曰浆”注曰：“戩之言载也，米汁相载也。”郑玄注谓：“浆，今之戩浆也。”
《别录》载有“浆水”之名。
《疏证》谓浆水：“炊粟米熟，投冷水中浸五六日，味酢生白花，名曰浆水。煎枳实栀子豉汤、矾石汤，服蜀漆散、赤小豆当归散、半夏干姜散、白术散，皆用之。谷少水多， 多从少变，其义为谷化于水，水行谷气，故凡病谷不从水化，及水谷不能化物者用之。”
《伤寒类方》说：“浆水即米泔水，久贮味酸为佳。”
《医方组剂》说：“浆水乃秫米和曲酿成，如酢而味淡。”
《灵枢·五味·脏病者宜食》谓黍为肺脏病宜食之谷，味辛。
《纲目》引嘉谟曰浆水曰“浆，醋也。炊栗米熟，投冷水中浸五六日，味酢，生白花，色类浆，故名，若浸致败者害人。”又云主治“调中引气，宣和强力，通气开胃，止渴，霍乱泄利，消宿食，调理腑脏，前令酸，止呕哕。”时珍曰“利小便。”
《说文》谓：“截，酢浆也。”注家皆以醋释酢，顾名思义，白截浆应是白色的醋浆。基于醋有苦酒之别称，也可是白色的酒浆。同时浆是比较混浊之水液，可以说白截浆是一种色白而又混浊的水液。
由于古代酿制酒和醋的原料、制作工艺有诸多不同，因此关于白截浆的名实考证颇难。笔者倾向于是制作酒（包括醋）过程中，所用谷物尚未完全消解而提前淋出者。近查《齐民要术》（刘彬编著，2008年4月第一版，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）白醪曲第六十五和作醋法第七十一，分别记载了酿制白醪（《说文》曰：醪，汁滓酒也）即浊白酒和酿醋的方法，又从中得到一些启示，尤其是前者，乃是皇甫吏部家法，注谓皇甫吏部也许是皇甫砀，南齐人，随叔父入后魏，任吏部郎，是后魏王族高阳王的女婿，大昌元年（532）卒。其卒年与陶弘景卒年仅早4年，与陶是同时代人，因此对理解陶氏晚年著作中白截浆的名实，有其他资料不可代替的作用。
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药性探真
酿白醪法中提到的酸泔水（见后附录）和作酢法中酿秫米酢所用之醋浆，所用原料及制作工艺大致相同，酿白醪用糯米，即今之江米，有黏性的稻米。酿秫米酢所用之谷物，还特别提出了“经用粳秫米第一，黍米亦佳”的说法，而粳秫米，即今之大米，黏性较小的稻米。二种稻米之色均为白色，《素问·金匮真言论》谓“西方白色，入通于肺……其类金……其谷稻”，《辅行诀》虚劳五补汤亦以粳米为肺谷为用。故可以认为陶氏时代，酿白醪所用之酸泔水和酿酢所用之醋浆，即白截浆。
《齐民要术》作酢法记载了作大酢法三种及作秫米神酢法，粟米、曲作酢法，秫米作酢法各一种，共计六种。其中前四种皆明确指定七月七日制作。粟米、曲作酢法谓“七月、三月向未为上时，八月、四月亦得作。” 秋米酢法则谓“五月五日作，七月七日熟。入五月则多收粟米作醋浆，以拟和酿，不用水也。” 可见酿醋对时间是有严格要求的。六种方法均与七月有关，七月（包括八月）乃庚（辛）金月，酢及其所用浆水，是在金秋气化的大环境中制成，当富有金秋之气的特性。
肺金主一身之气，为水之上源，清肃而下行。肺气调则诸脏腑调和，气之滞者得通宣而强力，气得下行则胃逆止而呕哕除，宿食得以传导排出而中焦调和，水之上源清则水道通利而小便利，能愈诸证，全赖其酸收之助肺金气化之用，即所谓具金秋之气的特性而为补肺之主。
因其原料之颜色、脏属，酿制时间及成品之味属都属于肺金，称之为金中金药是理所当然的。
那么为什么陶氏又称其为金中火药呢？
《齐民要术》所载秫米神酢法和秫米酢法，均用秫米或 可用黍米，而《素问·金匮真言论》谓“南方赤色，入通于心……其味苦，其类火……其谷黍”，故所用之原料可以是属火之品，而其液具有火之性。更为重要的是该物是酝酿发酵制品，其气上越利达，动荡不羁，含谷精而润泽，上升以疗胸中痹痛，醒睡除烦而爽神，清暑止渴，在中可除气机之挥霍缭乱之急吐暴泻食不化，下可清利小便以畅散其热，诸多功效有似火之性急炎上、畅达显明，故陶氏又以金中火药名之。
附：
1. 《齐民要术》酿白醪法释文
“取一石糯米，用冷水淘净，把水沥干净，盛在瓮子中，烧出象鱼眼大小水泡的沸汤灌进去，让它泡着，过一夜，米会很酸很酸，就拿来蒸作一蒸饭，摊开来让它冷透，舀出原先用鱼眼沸汤浸米的酸泔水二斗，煎煮浓缩成六升，倒进酒瓮里，用竹刷不停地冲击，冲击出象茶沫一样的泡沫来。另外取来六斗水，又取细罗筛得的曲末一斗，连同一斗米的冷饭，一起投落瓮中下酿，随即搅拌均匀，并让饭块散开，用毡毯之类包裹着瓮，连瓮口一并盖上，过一夜，饭消化了，用生粗布滤去酒糟。另外拿一斗好糯米炊成饭，趁热投入酒中作为汛饭，用单层布盖在瓮上。过一夜，汛饭消化了，酒味就够可以了。如果天气凉爽，再过三五天更好。酿造的配比是每酿一作，一斛糯米，一斗曲末，六斗水，六升浸米的浓缩酸浆。假如要多酿，按这个比例在别的瓮中酿造，不可混并在同一瓮中。四月、五月、六月、七月都可以酿作。所用的曲，三日以前用水洗干净，晒干了用。”①
- 如上附酿制的白醪，应当即是仲景所用之白酒，鉴于当代对仲景方中所用之白酒之名实认识尚众说纷纭，亦不避离题烦琐之嫌，将其作白醪曲方法释文全文录出。
“用三石小麦，一石炒的，一石蒸的，一石生的。三种混合起来，细磨成麦屑，拿胡叶（？）煮出液汁，过一夜让他冷透，用来浸和麦屑。和好后把它捣熟。然后踏成曲饼，饼用圆铁圈作模子，直径五寸，高一寸多。在床上铺着苇箔，苇箔上铺上粗篾席，篾席上撒上一层桑柴灰，二寸厚。另外拿胡叶煮出液汁，要煮沸，用小竹篮盛着五六个曲饼，放进沸汤中，过一会拿出来，排列在桑柴灰上罨着让它发酵，又拿胡叶盖在曲饼上面——这胡叶要早一天采来，经过一夜不带露湿的，只是薄薄地盖上把曲饼遮遍就可以了。七天翻曲，十四天聚曲，二十一天，收曲，晒干。曲室要用泥把门户涂封严密，不让风进去，假如床的面积小，排不下多做的曲饼，可以在床的四角竖立直柱，多层次的设置横椽木和箔席，象养蚕的方法那样。这曲是七月里作。”①
十二、五味子（金中土，又为火中木）
见本章第四节。
十三、半夏（火中木、火中火）
《本经》谓半夏“味辛，平，主伤寒寒热，心下坚，下气，喉咽肿痛，头眩，胸胀，咳逆，肠鸣，止汗，”
《别录》谓其“生微寒，熟温，有毒，消心腹胸膈痰热，满结，咳嗽上气，心下急痛坚痞，时气呕逆，消痈肿，坠 胎，疗痿黄，悦泽面目。生令人吐，熟令人下，用之汤洗，令滑尽。一名守田，一名地文，一名水玉，一名示姑。生槐里川谷（按：槐里，古县名，汉高祖三年，即公元前204年改废丘县置，治州在今陕西西兴平东南，东汉为石扶风，三国魏为扶风郡，晋为始平郡治所）五月、八月采根，暴干。”
《疏证》引《图经》云：“半夏二月生苗，一茎，茎端三叶，浅淡绿色。颇似竹叶而光，亦似芍药叶，根相重生，上大下小，皮黄肉白，五月采者虚小，八月采者实大，以圆白陈久者为佳。”
半夏仲春出苗，时值阳气升发，万物复苏之时，其性与阳气之消长息息相通，药用根块，生于仲夏，阳盛极而阴初生之夏至节，乃钟阴气而长者，颇具由阳入阴之机，是时根块初生故形小质虚，及至仲秋，乃形大质实，药性充满，故其药性当是禀受夏至到秋分这一时期的自然气化而形成，具有由夏（长夏）而早秋的气化特点。早在《礼记·月令》中，就将半夏列为物候之品，谓之“五月半夏生，盖当夏之半也，故名。”可见华夏先民对其生态规律已有了充分的认识。
由夏至到秋分，历经夏季的小暑、大暑和秋季的立秋、处暑、白露，其中秋分的后半期至立秋前阶段，虽亦为夏季之时，但又有长夏之名，在五行属性上，既属火又属土。火乃地面接受太阳之光热现象，夏至日光量最强，昼时最长，是地面受阳热之气最多之极，半夏之根块应时而生，有阳气热至极之基而具有火性。
根块生长之前期，为阴气初长，阳气始消的暑夏之季，虽有阴渐长阳渐消之趋，但由于地对热的蓄积作用，实际气温仍在日趋升高。由于高温的作用，地之水被蒸腾湿化，形
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药性探真 6
成湿热蕴结之暑热，充分显示出润泽万物，滋柔濡养的作用。湿热之气之所以能对万物润泽滋柔而濡养，靠的是中土辛散疏发之体来完成，而中土之辛散疏发的作用，又是火之用在于咸软的根本体现。半夏根块生长于此时，感其火土之气化特点而具有咸软之用，故其体黏滑，鲜者切面多有黏滑之物，其用辛散，但诸家本草皆言其味辛，无从咸味论之者。《辅行诀》从其将其称其为咸味药，或是从其始生、长养时期气化特点而言的。
半夏具有火热至极之基，又有火性咸软的功用，应该是陶氏称其为火中火药的根据。
致立秋日，实际气温才日趋下降，直至八月秋分日，太阳光照量和时间均处平均（昼夜相等）之时，实际气温始降至年平均值，之后始日趋寒冷。半夏之根块采收于是时，则是禀温热之气而称性温。又因此时处秋季之中点，为万物肃然更新，秀实新成之时，而果实既是植物当代之成果，又为繁殖下代之种子，是新生机能之所在，其气化为“新”状态，在《辅行诀》五味理论中，秋之化味为“辛”，体现了“辛者新也”之义理。半夏之根块也因之被称之辛味，当然其口尝之味辛辣也是称其味辛的根据之一。
半夏之味为秋金之化味，而此化味之上源是长夏湿土（即所谓之土生金）之体味，又是下一生长周期之生机所在，即如春木之宣散生发作用。具有火性之半夏兼有肝木之用味，则可名之曰火中木药。
正因半夏具有火之用味（咸），而咸软坚，故可治心下坚、急痛坚痞，消痞热满结，消痈肿，治诸坚痞结肿等有形无形之邪实；咸可润燥，故可疗痿黄、悦泽面目。正因其味辛可以宣散，故可治胸胀咳逆、胸膈痰热、咽喉肿痛，肺卫 得以调和则可止汗出、治伤寒寒热；可使肺气得利而行肃降之令，其腑气得以调和，治时气呕逆、肠鸣。
《内经》则以半夏秫米汤治胃不和所致之目不瞑，固然是因其可和胃气，而论者多谓半夏能引阳入阴，《本经》用以治疗头眩，理亦同此。目不瞑为阳在外不能入内，头眩为阳动于上不得潜于下，皆为阳不入阴之证，半夏钟阴气而长，可恋系外上之阳摄入阴分，使阴阳协调而病愈。
诸家本草多以半夏性燥而论，今却以润泽而论，似义有相背。其实言其燥者，是从脾土之体味为辛，辛散水湿而顺脾恶湿之德欲而论；言其润泽，是从其质黏滑，有火性咸软之德欲而论；水湿之布散，必有火热之蒸腾作用始可完成，物之润泽，必得湿气之滑滋始可达成，水湿有其空间位置上的运动，彼湿则此燥，彼燥则此湿，二者并不矛盾。如水饮结聚不行而燥渴者，用之则宜，因火盛灼阴而成之燥，则用之加剧，不可不察。
半夏有毒，生者尤甚，其毒在于使肌体肿胀，口服者致舌麻、咽喉肿痛、呕吐腹泻、呼吸困难，重者可窒息死亡。制其毒性的药物和方法繁多，有汤泡浸洗去滑，用酒、醋、矾、姜等制者，现药房所售者，皆为已炮制者，一般无毒或毒性不大，但亦应谨慎用之为好，笔者常佐用生姜制其毒。至于半夏堕胎之说，除因其有毒之外，当与其“下气”有关，气虚而下脱不固者当为慎用之品，气上逆而妊娠呕吐者，屡有用之取效的报道，张锡纯氏曾言“有故无殒亦无殒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