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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 第二章 虚劳五补方菜果谷 畜类药释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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菜、果、谷、畜均为寻常食品类。李时珍谓：“凡草木之可茹者谓之菜”，“木实曰果”，“草食之可粒食者为谷”，“兽者，四足而毛之总括，地产也，豢养者谓之畜。”古人茹毛饮血以保养生命，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，逐渐认识到所食之物有有毒无毒之别，对人体有益与否。各类无毒食物对人体的作用和影响的差别，总结出了以谷、果、菜、畜分类的方法，在《内经》中已有记载，如《素问·脏气法时论》所载“毒药攻邪，五谷为养，五果为助，五畜为益，五菜为充，气味合而服之，以补精益气”，成为后世医学饮食疗法的经典理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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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辅行诀》方中不乏谷果菜畜（兽）类药的使用，尤其在虚劳五补方后，特别提出了“毒药攻邪，五菜为充，五果为助，五谷为养，五畜为益”的组方法则，充分体现了虚劳病用食疗补益精气的原则和重要性。笔者认为，此处之“毒药攻邪”所指是该篇所指“制以所官之主，承以所生之同”的药物，不一定是有剧烈毒性之品，它是相对谷果菜畜类而言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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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辅行诀》此段关于谷果菜畜的文字，与《内经》原文相比，有着次序先后的差异，即五谷为养后置与五菜为充易位。笔者认为这不会是传抄之误，应是道家的辟谷养生思想在组方原则方面的折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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辟谷术起于先秦，集秦汉礼节的论著《大戴礼·易本命》云：“食肉者勇敢而悍，食谷者智慧而巧，食气者神明而寿，不食者不死而神”，是辟谷术最早的理论，之后历代习其术者代不乏人，《淮南子》中记有春秋晋国人单豹，避世深山实践其术，喝溪水而“不衣丝麻，不食五谷，行年七十，犹有童子颜色。”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中亦有汉前辟谷敬佩术的内容。1988年1月7日《人民日报》第三版以“麻城农家女十年粒米未进言行自如”为题，报道湖北麻城熊家铺区月形塘村二十五岁姑娘熊再定，十五岁重病脱险后，再不进食，至今10余年粒米未进，卧床八年后竟能独立行走，言语自如，并能做些家务的人间奇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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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资料可以说明，人类不食谷类亦可维持生命，这一命题也正是道家追求长生高寿，倡导辟谷术改变人体生理活动的方法。他们认为以谷类为食，所产生的渣滓腐败臭秽，积于肠中，会影响修道的成功，而主张少食、节食、甚至断谷绝食，是有其理论和实践根据的。作为一代道教领袖，行“吐纳”之术的实践者，将《内经》“五谷为养”条文的位置后移，以示道家的养生观是极有可能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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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我们还可从中理解《辅行诀》虽然承载了《内经》“五谷为养”的条文，但在具体运用上却很少使用谷物，而是代以谷物的酿制品，如清浆水、白截浆、酢、清酒、麦酒等，是取其无渣滓而为谷物之精华，避食谷生污秽腐臭之气，而取酿制品之精微力宏，且易发挥作用之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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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内经》中各类食物具体品种的脏属关系，对五脏所入和宜忌有所差异，这是因各文献形成的时代和地方区域不一、品物名实的进化和变迁，或切入理论视角的差异所形成。现存世《辅行诀》诸传抄本，皆源于已非陶氏原作的藏 经洞卷子本，对五菜、五果、五谷、五畜的具体运用，更是难以与《内经》中某一篇内容完全相符，尤其是将生姜列为五菜之一，已是不拘于《内经》而另有新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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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辅行诀》五菜、五果、五谷、五畜药，在虚劳五补汤中，除谷类用相应本脏所属之谷物酿制品及菜类为用生姜代脾菜葵之外，其余皆为《灵枢·五味》本脏病者宜食之品，却据水火既济、金木互易之原理，心肾之品交换使用，肝肺之品互易使用。即所用之物的脏属依该篇所示，恰是方剂所补脏属之用味，符合陶氏以用为补的理念。因此可以说《辅行诀》菜、果、谷、畜类的使用，基本上是源于《灵枢·五味》脏病者宜食的内容（笔者主编《辅行诀研究·下篇·第四章·第七、八节》辨析较详，有兴趣者可参考）。基于这种情况，本书的五菜、五果、五谷、五畜的气味和脏属是以《灵枢·五味》脏病者宜食的内容为基础，结合陶氏学理而用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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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 第一节 五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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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尔雅·释天》云：“谷不熟为饥，蔬不熟为馑。”饥是指谷粮欠收，馑是蔬菜欠收，饥馑并言，对人体生命的营养有同等的价值。当五谷欠收而饥荒时，可食菜类饱腹以充之，即所谓“五菜为充”之含义。而在道家看来，食菜类甚至比谷类更为优越，污秽之气生成的较少，而易于排出，是人体不可缺少的食品。由于菜类繁多，人们在长期生活实践中，总结出了不同的品物对五脏的损益不一，治疗疾病时就可以取其性之偏颇承平脏气之偏，从而恢复脏气的平衡，达到正气充实而病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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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# 一、肝菜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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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别录》谓：“韭味辛，微酸，温，无毒，归心，安五脏，除胃中热，利病人，可久食。子主梦泄精，溺白。根主养发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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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《齐民要术》及其他资料所载，韭有三大特性。一是韭性内生，种植期应在二月或七月，将种子布于如“升盏”大小之周围，其生长之势趋于围内而外展性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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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种植宜深播，根性上跳。其须根着生在鳞茎下面的茎盘上，分蘖的新鳞茎高出老鳞茎之上，新的须根因新鳞茎年年增高而随之增高，下面的老根不断死亡而更新复壮，因此根的位置年年有所提高，每年须壅土以防根部外露，可生长七八年之久，甚或十年以上，否则三四年即亡。韭可一种而久生，故名曰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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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其苗叶长到一定高度即不再长高，每年可割五次，七月开白花，欲收子者每年割一次即不要再割。其子皮坚厚难以渗水，色黑而形如倒心，发芽力仅能保持一年，劣质者虽推迟时间而有生发者，但其苗亦萎弱易死。韭叶气薰烈，早春晚秋味鲜美芬香，夏则气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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韭种于二月和七月，钟春秋之气化而生，得春秋气化之德泽，至时则味香美，乃兼具升发与收降之基本气质。然二者所趋相背，春时阳升之势，秋则阴长之期。《经》云：“金木者，生成之始终”，韭之性当时为能交互金木，燮理阴阳，调和脏腑者，故能主安五脏。言归于心，正是以出神明之心君为指归，其子之形若倒心形是其归心藏神之象，《经》云：“阴阳不测谓之神”，其交互金木，燮理阴阳之功，非“阴阳不测”而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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韭具肝木升发阳气之性，故有如石钟乳起阳之效，因而有草钟乳之别名。此“起阳”而非“壮阳”，所持乃其“上跳”之性，阳性亲上、上行之义，阳陷于阴不能发起者宜之，非温热助阳耗阴之品，此寻常蔬菜，可长久服用，较峻烈猛悍之石钟乳益处良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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韭具肝木升发阳气之性而归于心，而肝为藏血之脏，心为主血脉之脏，其于血证当有莫大关联。后世医家每用韭治血证，确有实效。忆笔者少年时，曾见临村孙庄王某素有胃病，在临清市工作多年，老年时患噎膈垂危，有一老医云系胃有瘀血之病，令其口服生韭汁半茶杯，数日后病情得以缓解，年余后死亡。此例笔者印象尤深，虽已50余载，记忆犹新，人皆以为奇迹。又如唐代孟诜（621～713）所著《食疗本草》治胸痹，心中急痛如锥刺，不得俯仰，自汗出或痛彻背上，不治或死：生韭或根五斤（洗），捣汁灌少许，即吐胸中恶血。亦可证韭有除瘀血之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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韭具肺金收阴气之性，种植下种宜深且布之盏大之圆周，其生长势趋内成科，乃得地阴之荫养而善内收之象。肺主一身之气而藏魄，气无形在天为阳，剽悍而刚，收则固而不泄，魄有形在地为阴，为阴精所化，内收则藏入而不出，精液和白溺皆有形质，泄而出者。韭子成于秋，金气全而收气盛，精泄溺出者得其内收则可止。特别是因梦而泄精（临证中溺亦有因梦而出者）者，责在心神，亦关乎魄不摄魂，而韭之归心，正可复其精神活动之本能而治之，此是韭疗梦泄溺白之所以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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韭子既可内收有形之液，根具上跳之性，子在上而形如倒心，色黑为水液之属，乃是水液从根上输而归心之象。心 主血脉，血水同体，皆液之类，发为血之余，其根养发之理当在于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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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肠为肺之腑而主传导糟粕，传导不利则壅阻，宿食停滞则生热，其经脉与胃同属阳明而腑气相通，所生之热易入胃中。韭含纤维甚多，煮之不烂，治误吞金属者，可煮不切之韭食之得下，更可协宿食下排而出，使胃中之热得除。食韭者大便畅通而污秽易排，无论何病，保持大便通畅，加强新陈代谢乃治疗之第一要务，故尔言其“利病人，可久食”并非虚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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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观韭菜所治，不外金木隔离之病，即人体散发与内收功用失调。其可交互金木即所以调平出入散收，而归心安脏调腑，故能取效。然其交互金木之中间环节，必有中土为之参与始可达成。《灵枢·五味·脏病宜食》不分体用而从先入着眼，称其味酸属肝，陶氏则从味之体、用、化说法，以其口尝为辛味，乃从肝之用味着眼，以属肝菜论之。而此辛味又为肺之化味，虚劳证化机衰微，故凝息补肺汤中用之以充实其气化，而用其补肝用而防患传肝，寓有类同“见肝之病，当先实脾”防病于未然之玄机。此辛味为脾土之体味，似与其归于心无关，但是只要结合火土一家之理以核之，亦不难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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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# 二、心菜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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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灵枢·五味》脏病者宜食以霍，为肾病宜食之菜，味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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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纲目》引《广雅》云：“大豆，菽也；小豆，苔也。角曰英，叶曰霍，茎曰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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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齐民要术》引《氾胜之书》（氾胜之，著名的古代农学 家，约生活在西汉末期，汜水人，汜水在今之山东曹县北）曰：“大豆、小豆，不可尽治也。古所以不尽治者，豆生布叶，豆有膏，尽治之则伤膏，伤则不成，而民尽治，故其收耗折也。故曰：豆不可尽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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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纲目》引周定王（姓姬名瑜，春秋时期周朝的国王，公元前606～前586年在位）曰：“黄豆苗高一二尺，叶似黑大豆，叶而大，结角比黑豆角稍肥大，其叶嫩时可食，甘美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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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纲目》引《养老书》（书名及作者待考）云：“大豆有五色，各治五脏，惟黑豆属水性寒，为肾之谷，入肾功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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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纲目》引孟诜曰：“白豆苗，嫩者可作菜食，生食亦妙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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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上引资料可见，藿为豆类的叶子，嫩时可作菜食。然而豆有多种，以五色分类，可分别归属五脏。《灵枢》在五色五味五脏归属理论指导下，所云豆属肾，味咸，当是黑豆之嫩叶为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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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藿为菜的历史悠久，至晚在春秋时期已为人们常食之菜，味甚甘美，营养丰富，含有豆之脂膏，常有饥荒时常被人过多采食，而致豆有减产的情况。从另一方面来看，古代确实有以藿为美味之菜的风气，可惜现代人已很少食用，对其药用作用亦很少重视，用者极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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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辅行诀》依《内经》五菜之说，在治虚劳调神补心汤中用之，以治心虚、脉极、神志恍惚，烦躁不宁者，意在取咸味之菜，充实肾水之气化以上济心火，使火降神安，血脉复常，脏用得补而愈。拙著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临证心得录》载有用该方成功治疗口吃案（灰涤菜代藿）和精神抑郁案各一则，菜类药是《辅行诀》虚劳五补汤不可缺少的组成 部分，治疗虚劳证的作用不可轻视。如此价廉、效宏之品，值得推广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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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# 二、脾菜生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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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第一章第一节·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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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# 三、肺菜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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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灵枢·五味》列为肺脏病者宜食之菜，味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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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本经》谓“葱子辛温，主明目，补中不足。其茎平，可作汤，主伤寒寒热，中风，面目浮肿，能出汗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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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别录》谓其“无毒，葱白：伤寒，骨肉碎痛，喉痹不通，安胎，归目，除肝中邪气，安中，利五脏，益目睛，杀百药毒。葱根主伤寒头痛。葱汁：辛温，主溺血，解藜芦毒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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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纲目》载“时珍曰：葱似囟，外直中空，有囟道之象也……初生曰葱针，叶曰葱青，衣曰葱袍，茎曰葱白，叶中涕曰苒。诸事皆宜，故曰和事草。”（和事草之称，出自宋代陶谷《清异录》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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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纲目》引苏恭曰：“葱有数种，山葱曰苕葱，疗病似胡葱。其人间食葱有二种，一种汉葱，冬即叶枯，食用入药，冻葱最善，气味亦佳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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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疏证》云：“葱之为物，其下层层紧裹而色白，其上空中锐末而色青，其实又含孕两者而白黑。”又云：“葱至难死，任凭藏弃，但置阴处，未曾浥烂，临风日未至枯极，寸根着土，即便森然。夫生气皆阳气也，死气皆阴气也，于死阴中得一线生阳，即可栽培扶植，使之加于黍谷。……盖阴之逼阳，有散有结，论其证则涣散者盛，结聚者微。故其治 法，散者直随阳之所在而使生根。不然则阴阳遂离散矣。结者尚可破散其阴，冀阳得转而布于其间，较之随地培阳者为犹太易也。此芍药与葱之异致，即可于此识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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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上述资料及一些常识，笔者认为葱具有如下特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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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耐旱、喜凉爽。谚有“旱不死的葱，饿不死的兵”之说，浇水不宜大，应小而勤，气候凉爽干燥的八月之后叶和茎生长较快，至封冻前收获。葱根细如发而长，吸水能力不强，但葱叶表面富有一层蜡质，可减少水分的蒸发，使水分得以充分利用，这应是其耐旱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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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葱之辛味浓烈而易挥发。食葱之后，口中辛烈之味持续不除，他人亦可闻及；切葱时辣气入目，令人泪出；种葱之地，致次年耕之，土中仍有辛烈之葱气散发扑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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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葱宜浅栽苗, 勤锄勤培土。笔者当地农谚云: “深栽茄棵浅栽葱” 是要求栽葱苗不宜过深, 尽量使其茎部在地上部位。但是到 8~10 月之间要随葱假茎的增高培土 4~5 次, 每次培土不可超过叶鞘和叶身交界处, 用土要细而干燥, 地之湿度过高时更要深锄、勤锄, 这样可软化假茎, 延长、增粗葱白, 使葱白充实洁白, 并能防涝防倒伏。当地大葱多栽苗于 5~6 月, 收割于 9~10 月 (均指农历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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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葱之花茎自叶丛抽出, 叶色青中空, 其苒黏滑, 花近球形, 色白, 子成熟于 $7 \sim 10$ 月, 色黑, 质硬不易透水,三棱扁卵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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葱味辛烈而善挥发，乃是以气味取胜之品。其叶中空如肺体之空虚，茎白层层如皮相裹有肺主皮毛之色象，其茎叶盛长于秋，收成于晚秋，颇得金秋凉燥之气化。金秋之气主收，叶之表层蜡质使水精难以外发而内聚为苒，正是其能内收阴液之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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肺主一身之气，主皮毛，其窍鼻，通于喉，病寒热、中风，邪在表之头痛、无汗，喉痹不通等证者，得葱而肺气充实而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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葱以气取胜，其辛可疏散，骨肉碎伤之痛，乃气血郁瘀，得之可以止痛。先师张大昌先生尝谓，葱白通气止痛之功可代麝以利贫家，笔者临床用之亦甚效验，常配砂糖捣涂外伤肿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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葱叶初长于春则又禀春温之气化，故陶隐居说葱有“白冷青热”之别。其叶之生长，乃从层层包裹之茎中长出上锐下圆之椎管状体，具破阴而上冲升阳之象，种植生机濒危的恶劣状态的葱苗仍可“寸根着土，即便森然”的顽强生命力，正是其具有春肝木阳气升散，生发万物之机能，可抗拒一些不利于阳气升散，促使万物生发的不利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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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肝法时于春的理念，则可以认为其有驱除“肝中邪气”的能力。肝邪除，使精血回归于目，有益于目的视物功能，则其窍目疾得愈复明。《本经》《别录》特指葱子葱白治目疾，是子乃葱之阴精上聚而成，白含葱之阴液较多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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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别录》谓葱白安胎，亦当是借其顽强的生命力，补充生机欠于强健之胎不安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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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可知，葱乃兼具秋金春木之气化特点者，然在五行生克理论中，二者乃相克关系，有对立之势，今却集二者气化于一品之中而论，似难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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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，只要从《素问》“金木者，生成之始终也”一语，及易学金木一家的理论，认识到金木乃一对阴阳，则其兼具金木之性之理自然可通。金木之性兼具即是富有调和二者对立关系之能，此能即五行中中土的气质。其实《辅行诀》的药学味属理论已圆满的昭示了这一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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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氏视辛味为肺金之化味，肝木之用味，又为脾土之体味，即说明葱之味辛，与脾土亦有密切关联。脾土体气不足之证，亦可用此而愈。如此则可补中不足，安中利五脏（土能括其他四行），而面目浮肿（土能制水）亦可得愈。同时，由于中土得安，五脏得利，排纳复常则诸事和谐，而藜芦中毒（后世本草有称其“杀百药毒”者）可愈，其别称和事草非无缘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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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辅行诀》治肝虚筋亟，腹中坚澼大便秘塞之养生补肝汤，其中有葱叶十四茎，即是取肺病者宜食葱，大肠系肺之腑，及肝虚病乃疏散不利之病，亦宜葱之辛散以助肝之用之意，笔者历用不爽，验案见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临证心得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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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# 四、肾菜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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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第一章第六节·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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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 第二节 五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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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说文》谓：“果，木实也。”《周易·说卦》云“艮为果瓜。”《周礼·埸人》谓：张晏曰：“有核曰果，无核曰瓜。”臣瓒曰：“在地曰瓜，在树为果。”可见果为树木所结果实之统称。《素问·脏气法时论》以桃、李、枣、杏、栗为五果，以各自的生态特性和形质色味特点，归类于五行五脏所属。它们都是可供人们食用者，对维护人体健康，帮助各自所属之脏的功用，有莫大的功效，是古代科学饮食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是我国食疗平衡脏气，达到治疗目的的成功理论， 对当代疾病防治，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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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# 一、肺金果桃、桃奴、桃核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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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灵枢·五味》桃为肺病者宜食之果，味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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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本经》谓：“桃核仁，味苦，平，主瘀血血闭，癥瘕，邪气，杀小虫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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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别录》谓桃核仁“甘，止咳逆上气，消心下坚，除卒暴击血，破癥瘕，通月水，止痛。七月采取仁，阴干。生泰山川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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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经疏》引《本经》谓桃枭：“主杀百鬼精物，疗中恶腹痛，杀精魅不祥。一名桃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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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齐民要术》引《本经》曰：“桃枭：在树不落，杀百鬼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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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齐民要术》云：“桃性皮急，宜以刀竖副其皮。不副者，皮急则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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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纲目》引“典术”（典术有两义：①谓经典之学，②官名：明设阴阳学官，府曰正术，州曰典术，县曰训术。见《明史·职官志》）云：“桃乃西方之木，五木之精，味辛气恶，辟邪气制百鬼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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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在我国的种植地区分布广泛，品类亦多，《别录》特指桃仁“生泰山川谷”，所用当是泰山一带所产者。本书论桃之处，亦依此品种为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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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：“泰山郡有肥城县，应劭（约153～196年，东汉学者，字仲瑗）所谓肥子国也。”清光绪七年（公元1891年）《肥城县志·序》云：“肥城，古肥子国也，春秋时入鲁，为齐郡地，汉属泰山郡。”可见泰山一带即古之肥子国之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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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传，肥子国是因西周时肥族人居此而得名。当时肥族人由东海迁居于此。东海度朔山的镇山之宝——桃树也被移植于肥子国，而延续至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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肥城桃已有千余年的栽培史，清雍正四年的《山东通志》即有“桃产肥城者佳，临清者次之”的记载。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成为皇室贡品，当代仍誉满国内外。本文所述有关桃的生态特性等，主要是参考肥城桃的有关资料而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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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是一种喜阳光、耐干旱、宜沙质土壤的植物。古人称它是五木之精。所谓五木，是指可应天时可以取火的五种木材，即桑、榆、桃、槐、柳。桃为西方秋金之木，有在如秋日之干燥气候、善于渗湿的土壤中生存的能力，而且干燥的气候和土壤，也正是喜阳光、恶阴云濡湿习性的一种表现。根据五行中木能生火，火性显明的理念，作为不同季节应时而长的五木均具生火的性能，自然当以性干燥之桃木为最而被称为五木之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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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花盛开于春，其色粉红，已具木气当令而有生火色（红）之势，致秋金之月，桃之果实成熟（《别录》谓七月取桃仁，当是熟于是时，今之肥城桃成熟于八月底九月初，似与《别录》说有异，或是古今气候不同或品种之变迁之故，但均在秋季仍是一致的）于秋季，恰是对应了《素问》“木金者生成之始终也”一语。其树皮急，正是秋之气内收之象，宜刀竖副（副，即用刀割开），否则即死之性，又是其收气太过，散气不足时，则宜用刀割决裂以助其散发，可见其正常生长需金秋凉收肃降与春木温散升发之气的相对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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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桃果的生成过程和木生火（包括长夏湿土，火土一 家）已历春木、夏火（包括长夏土）、秋金三个阶段，而且植物之果是一物造化之能，具该物全体之特殊气质，桃果当为西方之木独具的气化味辛的特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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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因辛在秋金为化，在脾土为体，在肝木为用，才有了桃主治诸证。肝为藏血之脏，而以辛散为用，才保证了所藏血的瘀滞不行而治瘀血血闭，通月水；脾主健运，而以辛开为体，水谷精微不得健运则为心下坚、湿热内生（长夏主湿热），而小虫生，癥瘕得桃之辛开则坚聚消，癥瘕破，小虫除；肺苦气上逆，主气，藏魄，肺气不宣则咳逆上气，气为血之帅，卒暴击则气不循常道而血随之而出，肺藏魄，肺病则魄失舍，无镇定之力，邪居之而气化不行则作痛，得桃之辛则邪气散，魄得舍而痛止。人之痛觉以皮肤最敏感，肺主皮毛，当亦主痛，故不从“痛则不通”立论，而从魄不镇定着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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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辅行诀》中辛味为肺金之化味、脾土之体味和肝木之用味，巧妙而又不着痕迹地表达了桃的特性。同时，由于果仁存在于果实之中，乃是一物所钟之生气所在，虚劳证乃人体生气衰微之病，借果仁之机以助之，当是首选，故其虚劳五补汤中所用五果药，取意其果仁为用。又因虚劳之证必是阴阳不能交泰，即金木隔离、水火不济、升降失序者，故在具体选药时，又采用金木之果互用，水火之果互用（脾土证例外）的原则（此理在下述肝、心、肾果时不再重复）。肝劳证中当用肺果桃以治之。但是养生补肝汤中所用非是桃仁而是桃奴，自另有精义，试析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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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方秋金，具肃杀之气，其气阴凉。气象肃杀，农事收割，是时万物生长期已过而致果熟，枝枯叶落，在脏象肺，与东方春木之象一生一成，共主生物之荣枯。荣发为阳，枯 死为阴，木金乃生命周期之始终，阴阳消长之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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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为秋金之木，果熟则仁满，果乃一物造就之能，是一物所钟之生气，为下一代果木之种子。蕴藏着春木生发之气机，具有宣发畅达之性而可疏散肝藏过度之瘀血。故虽为肺果之仁，实有肝木生发之性，是金木交互之成品。桃奴又名桃枭，为形体瘦小、少肉干瘪、多毛味甜、无核仁、晚熟不凋、无繁殖功用之果实，近代林家谓，系其桃花之雌蕊传粉授精不良而形成的果实。以阴阳理论核之，桃之雌蕊属阴，乃秋金阴气形质之本，雄蕊属阳，有春木阳气之性，雄雌交合不良而成之桃奴，必有孤阴不长之性而致其特定形态性能，正因其多阴少阳（相对正常桃果而言），故又有阴桃之别名，更富有秋金肃杀克伐之专功。然而桃奴虽晚熟而不事繁生育，却能成果而不凋，能在非常情况中顽强生存，必是其自身具有非常之生命活力，此活力乃秋金杀伐之气中之活力，是趋向枯死之势中之活力，雄健勇猛之性而又有桃枭之称，其态虽丑而味极甜美，纯良而正道，不可专以贬义论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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肝藏血而主生发，肝虚之病多有瘀血，病之轻者生气虽微而尚存，其瘀可借桃核仁助其生气化而活之，而病深重之极已至虚劳筋亟者，其瘀已至顽坚死血，则非桃仁所能疗，故养生补肝汤中用桃奴杀伐其久瘀之顽坚死血，助其濒死之中之一线活力而取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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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桃奴所主证中有“杀百鬼精物，中恶腹痛，杀精魅不祥”，似多涉鬼神怪异之病，如现代所谓之精神失常症状者。究其所以，大抵与其能治顽坚久瘀之血有关。即所谓“痰血瘀阻多怪疾”之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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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传统文化中，非但桃奴可治此类疾病，凡桃一身之 物，如桃木、桃花、桃枝、桃仁等均有可治此类病的记载，桃一直被认为是避邪之物，有着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和道家方术。其实这并非完全是迷信说教，除了人们的心理作用之外，尚有调整人体生理病理的作用，有其一定的临床实践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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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说文》谓：“人所归为鬼。从人，承鬼头。鬼，阴气赋害，从鬼。凡鬼之属皆从鬼，故从示。”清代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引郭注引《尸子》云：“古者谓死人为归人。”古人认为，凡人生活在阳间，人死之后就去了阴间，成为鬼。鬼就是人的仿真物，是活人死后的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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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百鬼精物，是指一切有生命的东西，死亡之后，仍具有精灵之气在。所谓精灵之气，即是聪明灵动之气，它很有魅力，是很能吸引人的力量，即所谓之精魅，一旦此等百鬼精魅之气侵入人体，则发生阴邪怪异之病，出现精神行为失常之病。而桃类诸品，可以驱杀此类不祥之阴邪，而使病得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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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类诸药之所以能治此类病证，当为其属肺金之果木，有协助调理肺肝功用的功效。而诸精神行为的失常，均与肝肺所藏之魂魄不安有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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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素问》谓：“肝藏魂，肺藏魄，心藏神，肾藏精”。又谓：“生之来谓之精，两精相搏谓之神，随神往来谓之魂，并精出入谓之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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魂既可随神往来，可说明魂与神相关，而占有一定的时间，因往来即是过去和未来，而神则即非已往亦非未来，是即时状态。故心火之神与肝木之魂相生而相随。时间无形，神魂亦无形可察，其性则变幻莫测，飞扬趋上，灵动敏锐，神魂不安则产生类其性过用的病证。如现代医学所谓之狂妄虚幻，躁动失眠等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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魄既可并精出入，说明魄与精相关，而占有一定的空间，因出入即是方位的运动，其精与魄均有形可察，精藏于肾，魄藏于肺，肺金之魄与肾水之精相生而合并。均有形之物。其性固守坚贞，沉潜下达，迟滞呆板，精魄失固则产生类其性过用的病证，如现代医学所谓之抑郁固执，昏沉困顿等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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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而论，神魂无形为气属阳，精魄有形为质属阴，二者的互相协调和制约，维持着人体生命的正常精神和行为的活动状态。一旦神魂或精魄过用，则邪气犯之发而为病。犯于精魄者为阴邪，犯于神魂者为阳邪。桃奴所主之百鬼精物，精魅不祥之病，皆为阴邪之病，故能借其助益肺肾精气之功，使精魄之用来复，从而肃杀其阴邪而愈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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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其所主之中恶腹痛，乃是突发四肢逆冷，肌肤栗起，头面青黑，牙关紧闭，并有神志失常、腹痛症状的疾病。古人认为也是由恶鬼邪祟所致的一种病证。据证分析，当是感受阴寒之邪，致使血气运行滞涩，而金木隔离，不得协调而肝风暗动则卒发口噤，魂魄不守而有神志错乱，阴寒内侵而肢厥面色青黑，阴寒在太阴脾肺之经则肌肤栗起，肝脾失和则寒中腹痛，故亦可用助益肺金之阴果以镇肝之风，甘缓其发病之卒及里急之腹痛，驱杀阴寒恶毒之邪，使魂魄合治，精神清爽，而中恶腹痛得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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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# 二、肾水果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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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灵枢·五味》谓栗为肾病者宜食之果，味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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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纲目》引《别录》栗实主治“益气厚肠胃，补肾气，令人耐饥。”引思邈曰：“生食，治腰脚不遂。”引苏恭曰：“疗筋骨断碎，肿痛瘀血，生嚼，涂之有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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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纲目》引《别录》曰：“栗生山阴，九月采。”引弘景曰：“今会稽诸暨栗，形大皮厚，不美，剡及始丰栗，皮薄而甜，乃佳。”引苏颂曰：“栗处处有之，而以兖州、宣州者最胜。木高二三丈，叶极类栎，四月开花青黄色，长条似胡桃花，实有房猬，大者若拳，中子三五，小者若桃李，中子唯一二，将熟则罅拆而出。栗种类亦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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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纲目》引弘景曰：“相传有人患腰脚弱，往栗树下食数升，便能起行，此是补肾之义，然应生啖，若服饵则宜蒸爆之。”时珍曰：“栗子五果属木，水潦之年则不熟，类相应也。有人内寒，暴泄如注，今食煨栗二三十枚，顿愈。肾主大便，栗能通肾，于此可验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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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齐民要术》谓：“栗，种而不栽，栽者虽生，寻死矣。栗熟出壳，即于屋里埋著湿土中。埋必须深，勿令冻彻。若路远者，以韦囊盛之。停二日以上，及风日者，则不复生矣。芷春二月，悉芽生，出而种之。数年不用掌近。凡新栽之树，皆不用掌近，栗性尤甚也。三年内，每到十月，常须草裹，至二月乃解。不裹则冻死。”又引《大戴礼·夏小正》曰：“八月，栗零而后取之，故不言剥之。”又引《食经》藏干栗法：“取穰灰，淋取渍栗。出，日中晒，令栗肉可焦燥，可不畏虫。得治后年春夏。”“藏生果法：著器中，晒细沙可燥，以盆复之，至后年二月，皆不生虫而芽者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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揣栗之生态习性色味功用，有如下几个特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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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栗性恶水湿：果实之性为果木本性之体现，栗果性干燥而仁色淡黄，气香味甘，与脾土之色味及恶湿之性相类。“水潦之年则不熟。”更是性恶湿的体现。因雨水过大之年份，湿气亢盛，果实不易干燥即不易成熟，若成熟则果实 自行从壳中脱出而落下，不劳人工打落采摘，如前所言“不言剥之。”同时其保藏方法亦宜穰灰或细沙性燥之物贮之，否则易于湿烂。也是其恶水湿的表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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栗果干燥少水分，说明其形成过程中富有排除水湿之造化。水湿在五行属水，栗壳色黑质坚而仁燥，与肾主闭藏和二便，有排水之性相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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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栗喜温恶寒，欲生果芽者，宜“湿土深埋，勿令冻彻，”远途运输则以“苇囊盛之”新栽之树“每到十月，常须草裹，至二月乃解，不裹则冻死”，体现了这一特性。由此可见，其虽与寒水肾之性相类却性温而不相从。性温却与脾土之性相类，有温化水湿而排之使出的性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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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植物生长化收藏的规律，一一与五行相对应。栗既属水，则可生木，木主生发，其发芽于二月春木温气当令之时，故其生发之气较盛，大潦之年生发之气过亢而不成燥干之态而不熟。李时珍云其在五果属木似是即此立论。其果仁气香味甘色淡黄，类土纳渗水湿而谦静之物，自当畏风木善动之克伤，故遇风日则不发芽，幼树不可用掌（动摇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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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可以认为栗既属肾水又属脾土之品，其性对水湿代谢有特殊功用，即既有脾土渗纳水湿而温化之性，又具肾水排利水液之用，体现水土合德的理念。陶氏所谓治腰脚弱，孙真人所谓治腰脚不遂，时珍所谓之治内寒，暴泄如注，莫不与其性温而渗利水湿之功有关。又肾主骨，肝主筋，栗属肾水而荣肝木，筋骨断者得其荣养筋骨则断者可续，水湿去则外伤所致之肿消而血活瘀祛，脾肾调和则先天后天之本固安，而脏气得益，肠胃之气充实而令人肾强耐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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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辅行诀》从《素问》之说，以栗为肾果味咸而论，视 为肾之化味心之用味。而栗果之性本燥，似与《素问》“肾苦燥，急食咸以润之”之说不合。此肾苦燥，乃是肾坚藏津液之用过度所致，属寒燥之燥。所谓“病起于过用”者，正宜栗之温化以解之，使水液温而不凝，发挥其润燥的作用。同时此咸润为肾水之特点，如盐水不冰，可上济心火，因火用过亢，灼津伤液之坚燥亦可软而润之。此正是陶氏以咸为肾之化味、心之用味的绝妙之处。陶氏在虚劳病调神补心汤中用栗仁之意，体现了心肾是一对阴阳，以交互相济为常的认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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栗仁之口尝之味为甘，《辅行诀》中甘为肾水之体味，脾土之用味，体现了水土合德的理念，脾土为渗纳水液之所，由于水性趋下而归肾，肾为水流之下极，汇集之处，污浊之水由此排出。脾肾其同维持着水液的代谢，是水土合德的重要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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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# 三、脾土果大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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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灵枢·五味》谓枣为脾病宜食之果，味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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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本经》谓：“大枣味甘平，主心腹邪气，安中养脾，助十二经，平胃气，通九窍，补少气少津液，身中不足，大惊，四肢重，和百药，久服轻身长年，叶复麻黄，能令出汗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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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别录》谓其“无毒，补中益气，强力除烦闷，疗心下悬，肠癖，不饥神仙。一名干枣，一名美枣，一名良枣，八月采，暴干。生河东、平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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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疏证》参《齐民要术》《纲目》云：“枣木赤心有刺，四月生小叶，尖觥光泽，其地须牛马履践令坚实，荒秽则生虫害枣矣。五月开小花色白，微青时大蚕方入簇。以竹枝击 其枝间，振去狂花，花繁则不成实。色青白，至八月全红则撼而落之。以暴干者为上，正月一日日出时，反斧斑驳椎之，名曰嫁枣，不椎则花而无实，斫则子萎而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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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疏证》论大枣之五行属性甚是精详，今摘要录之，欲知其详，请参原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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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大枣木红生刺，讵非全禀火德，而味甘性缓臭香，又纯乎属土。以是确为以火生土之物。夫火之生土，岂以凡火遇物，辄令灰烬成土类哉。亦良以气相嬗耳。盖枣本联木火之德成，合火土之用者也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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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……枣肉厚含津，津液紧贴于肉，不能挤泌而分，非如它物可压而取汁也，不似土之润耶？即投入火而燔之，则液随火硝，而成烬，不似溽暑之湿在热中耶？而其时之气，云龙升降也，风雷激荡也，以欲闷而愈伸，不似枣之质滞腻而性疏通耶？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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邹氏论大枣谓“枣本联木为之德成，合火土之用也”一语，深契《辅行诀》火土一家之旨趣，符合《素问》脏气法时思想，火土相生规律。长夏脾土，本在夏火之中，在夏火热气中，又兼挟有脾湿之气而谓之暑。暑之热火来于太阳之辐射，暑之湿来于水渗入地。火属阳，性炎上而惮散，水得热蒸而为湿，水趋下储于土而静谦，大枣之果禀夏火之气而生成，象土生于火而具火土之性用。其象火之动而不静，疏散上行，津象土之渗纳水湿而归于脾土，则津液内存而充实，即所以补少津；受火腑小肠（丙火）之作用，水谷营养之气变化而赤为血（血系心所主，此脾生血为反生之象），营血不虚则心气安而不惊，则烦闷得解；水性趋下，脾中水湿归肾而排出则水液不聚而肠癖、肢重得愈。正因为其合火土之用，即能扶心脾之正气而除心腹之邪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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脾与胃脏腑相关，脾属阴而主津液之健运为阴土，胃属阳主水谷之腐熟而为阳土，二者互相协调和合，功用相应则中土安康，反之则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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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枣禀湿土之气而多津以补津，禀火热之气以腐熟水谷。津液为有形之物，而火乃无形之气，本身即具和合平调形气之用。《素问·玉机真脏论》谓：“五脏者皆禀气于胃，胃者五脏之本也。”一旦脾胃失衡而不和合则形气失调，胃亢则消谷善饥，即该篇所谓“心悬如病饥”，但该篇此证是从肾脉不及立论，实亦是土乘水之故，大枣可疗心下悬，不饥神仙，可证。心悬乃泛指心中与胃脘之词，心下则特指胃脘，病饥即善饥之病，不饥是用大枣的治疗结果，并非其可治不觉饥或胀饱，这样理解方符合临床实际。故大枣可平胃气。正因大枣可平胃气，胃气平而不为害，五脏之气有所禀受而少气者可得到补益。也正因其可治少气，调和脾胃之偏颇，故又曰可补中益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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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素问·玉机真脏论》又谓：“帝曰：脾为孤脏，中央土以灌四旁，其太过与不及，其病皆如何？岐伯曰：太过令人四肢不举，其不足令人九窍不通。”笔者认为，脾为孤脏一语，除了土德厚载，万物生于土，归于土，有广大宽容之意外，还表达了五行之中水火为一对阴阳，金木为一对阴阳，而脾土孤而无对的理念。中央土以灌四旁一语又表达了土可括其他四行的关系。中土既可括其他四行，则中土合和则金与木、水与火两对阴阳亦得以和合。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谓：“阳不胜其阴，则五脏气争九窍不通。”大枣可调平脾胃，则金与木、火与水两对阴阳亦得以调和而不相争，从而使九窍通利。李东垣“脾胃虚则九窍不通”之说，实是见道之言。《素问·金匮真言论》九窍所指为肝窍二目，心窍两耳，肺窍两鼻孔，肾窍前后二阴及脾窍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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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十二经脉内属脏腑，外络支节，行血气而流注周身，而大枣具火土之德，即能助心脾之气，心火为十二官之主，脾土可统其他脏腑，故可有助于十二经脉。并谓其脾病者宜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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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树喜燥恶湿，笔者当地有“淹梨旱枣”之谚，言雨水少之年枣多丰收，正应脾土恶湿之德。至于其管理方法则宜剪枝叶疏其花，以防枝叶过密而通风采光不良，导致散湿不力，同时通风也有助于花的授粉而使果实硕大，疏其花则是防其花过多，致使果实争用养分而影响枣的形质。同时当地还有冬季刮除老枣树粗皮，以刮至红木栓层为度的风俗，有利于树干增粗和防止病虫之害。此当是老树粗皮妨碍树营养向外疏散而不发粗，且此粗皮又是病虫卵越冬之所，冬日刮除可冻死湿热所生之虫卵，又与脾土运化津液水湿之性相类。此两项管理技术，与《齐民要术》所载之“以竹枝击其枝间”和“嫁枣”类同，并似乎亦与枣属脾果之理密切相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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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枣味甘性缓，其质纯良，诸药之性急烈或与他药不易和合而扞格者，得之可使之缓而不烈，减少多种药物同用产生的毒副作用而称之为和百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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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# 四、肝木果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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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灵枢·五味》谓李为肝病宜食之果，味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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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纲目》引甄权曰：“治女子少腹肿满，利小肠，下水气，除浮肿。”引吴普曰：“令人好颜色。”并引大明、孟诜（621～713，孙思邈的弟子，古代食疗家）、宗奭、时珍等曰：“多食令胪胀。发虚热。”“临水食之，令发痰疟，不可 合雀肉食，合蜜食损五脏。”“不可合浆水食，发霍乱，涩气节而然。服术者忌之。”“李味甘酸，其苦涩者不可食，不沉水者有毒，不可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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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别录》谓“李核仁味苦，平，无毒，主僵仆跻瘀血骨折。根皮大寒，主消渴止心烦，逆奔气。实味苦，除痼热，调中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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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纲目》李根皮条下，李时珍曰：“李根皮取东行者，刮去皱皮，炙黄药用。《别录》不言用何等李根，亦不言其味，但《药性论》云：入药用苦李根皮，味咸。而张仲景治奔豚气奔豚汤中用李根白皮，则甘苦二种皆可用欤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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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纲目》李根皮下引吴普（华佗弟子，稍早于宏景）曰：“治疮。”引陶弘景曰：“煎水含漱，治齿痛。”引甄权（547～643年，稍晚于弘景）曰：“煮汁服，止消渴。”引大明曰“煎汁服饮，主赤白痢。”引孟诜曰“炙黄煎汤，日再饮之，治女人卒赤白带下有验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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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疏证》参《齐民要术》《格物丛话》曰：“李树大者高丈许，枝干如桃，叶绿而多，性最耐久，待三十年，老虽枝枯，子亦不细，与桃并时花，花小色白，淡泊纤秾，香雅洁密，夜间尤艳，实熟稍后于桃，种类甚多，味甘酸苦涩不一，色亦青赤白不一，大率皮赤肉青味甘苦带涩者为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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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纲目》引宋代罗愿（1136～1184，精于博物之学的史志学家）《尔雅翼》云：“李乃木之多子者，故字从木、子。”时珍辨之曰：“窃谓木之多子者多多，独李称木子耶？按《素问》言味酸属肝，东方之果也，则五果属木，故行专指尔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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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李品类多多，其味本难化一，但有苦涩者不可食之说，大抵可以甘酸二味者为李果之味论之。而《疏证》又言 “大率皮赤肉青味甘苦带涩者为多”，其中“涩”字，又当予以辨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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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涩”非是五味之一，虽可由口尝而知，但它是一种触觉，不但可由口尝而知，也可由手摸而知，与滑是反义词，如《说文》曰：“涩，不滑也。”是不流畅，有阻滞感觉之意。其字形从水，声从澀（sè），象四只脚两两相抵，不可滑动之意。《灵枢·五味论》曰：“酸入于胃，其气涩以收。”可以认为酸味之气即是涩，且“酸者能收”是因其气涩而不滑，物质运行不畅，不易流散外泄而内敛的作用。此义在《素问》中屡有出现，如《痹论》谓：“胞痹者，少腹膀胱按之内痛，若沃之以汤，涩于小便，上为清涕。”《脉要精微论》谓：“诸过者切之，涩（指脉动往来艰难）者阳气有余也，滑（指脉动往来流利）者阴气有余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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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可食之果既“带涩者多”，则可谓之多有酸味，无论甘酸（苦者已列为不可食者）因兼有酸味，谓其味酸亦无所不可。《经》谓李味酸，当是出于此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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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辅行诀》中，酸为肝之体味，肺之用味，心之化味。肝藏血，以血为体，得肝果之收则血内藏而肝病者宜食；少腹为肝之脉络所属，女子此处肿满，当与肝脉之血不能归藏于肝所致，得李果之酸收，则脉络之血归于肝所愈；肺之用在于主气而肃降，气逆不降则水湿聚而为浮肿，得李果之酸收则气水得下，而浮肿除；心苦缓，主血脉，其华在面，其腑小肠，惮散过用则血脉不收致气化不足，而面不华色，小肠不利，得李果之酸收则颜色润泽，小肠得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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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仁具果之芽苗生机之所在，有类肾繁衍下代的功用，颇具生发之机，又可与肝之生发疏散相类。故甄权谓其“治女子少腹肿满”、孟诜谓其“治女子卒赤白带下有验”。肾主 骨，骨折者得李果之助肾气则易愈合，外伤之瘀血得其助则易于化解消散。故《别录》谓其“主僵仆跻，瘀血，骨折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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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根皮为李根部之皮，根位下，有吸收营养上输枝干花叶果实之用，当具李之基质特性。肺主皮毛，主卫外之气，李果可助肺用而酸收，根皮亦当有此基质而有相类之功。其在下酸收，可使如豚奔上之逆气得下；其大寒而上输阴津，而使上焦之火得以消降而除心烦、止消渴、治齿痛、除痼热；赤白带、痢多为湿热壅滞之病，类似暑气之当去不去者，得其酸收清肃，自可痊愈；可除热，可祛湿，可降逆，可走皮，则疮毒不生；能愈上下内外诸疾之物，谓其调中正是理之自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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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# 五、心火果杏、杏核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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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灵枢·五味》谓杏为心病宜食之味，味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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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本经》谓：“杏核仁，味甘，温，主咳逆上气雷鸣，喉痹，下气，产乳，金疮，寒心，奔豚，惊痫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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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别录》谓其“苦，冷利，有毒，心下烦热，风气去来，时行头痛，解肌，消心下急，杀狗毒。五月采之，其两仁者杀人，可以毒狗。生晋山川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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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齐民要术》引《西京杂记》之文并出按曰：“梅花早而白，杏花晚而红，梅实小而酸，核有细纹，杏实大而甜，核无文采，白梅任调食及齑，杏则不可任此用，世人或不能辨，言梅杏为一物，失之远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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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疏证》与卢子繇曰：“杏为心果，心主脉故杏有络，桃为肺果，肺主毛，故桃有毛，此言解杏与桃是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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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九年《绵竹县志·卷八》云：“杨行密（852～905，唐末著名政治家，字化源，庐州合肥人，即今之安徽长丰）改名为甜梅。”并云夏伟瑛认为：“杏的得名，与树叶的形状有关，珩是由两块半圆形的曲玉相对而成，所以珩以双数计。”杏“叶似梅，圆而有尖，二月开红花，结实红色，似梅则味酸，似桃则味甜。”“珩、苔、荇、杏为一组同源词，意有相通之处，”杏之叶似珩之状，而取为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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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神农本草经疏·杏核仁》云：“杏核仁禀春温之气，而兼火土之化以生，故《本经》味甘，气温，《别录》加苦，有毒，其言冷利者，以其利下行之故，非真冷也。气薄味厚，阴中微阳，降也。入手太阴经，太阴为清肃之脏，邪客之则咳逆上气，火炎乘金，则为喉痹。杏仁润利下行，苦温而散滞，则咳逆上气喉痹得除矣。其主心下烦热者，邪热客于心肺之分也，风气去来，时行头痛者，肺主皮毛，风邪自外而入也，温能解肌，苦能泄热，故仲景麻黄汤用之，亦取其有发散之功也。主产乳，金疮者，亦指为风寒乘之者而言之。消心下急者，以其润唇利而下气也。心寒奔豚者，心虚而肾邪乘之也。惊痫者，痰热盛也，总之取其下气消痰，温散甘和，苦泄润利之功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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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别录》谓杏生晋山川谷，芜荑条下亦谓生于此，考诸手头资料，未见以晋山为地名者，姑且存疑待考，或当是三晋之山之泛称。《纲目》引苏颂曰：“今处处有之”，可知至晚在宋代已遍及各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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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本经》与《别录》所载杏核仁之味甘苦有别，后世本草亦每以甜苦分之，并有南北杏仁核之说，谓产地以秦岭、淮河或长江为界，并谓北者味苦，南者味淡或称微甜。其实在当代同一地区亦是苦甜交错互见，以南北分称已不太准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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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资料认为，苦杏核仁是蔷薇科植物野生山杏之果核 仁，形如扁心脏状，基部纯，左右对称，种皮暗棕色，有不规则的皱纹，去仁皮有白色子叶两枚，富油性而无臭，有小毒。而甜杏核仁，则是某些栽培品种的核仁，味淡不苦，比苦者大而左右对称，表面淡棕色。无毒。若晋山所指确是三晋之山，则这种分类方法正符合《本草经集注》中以苦甘分类的模式。即《本经》所言者即今之甜杏核仁，《别录》所载者即今之苦杏核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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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杏果之味，“梗洼处杏肉苦的则仁苦，果梗洼处越苦则仁也越苦。”（见《北方果树》杂志，1999年第12期）可见果肉亦有甘苦之分。《内经》谓杏为心果，味苦，所指即今之野生杏果。杏之所以被认为系心之果，应该是其花红，叶、核仁有似心脏，果肉中脉络色赤有心火之形色（仁皮棕色，亦有红色之义），果成熟于仲夏心火当令之时，其味又有心火体味之苦味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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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，杏之果皮及肉，有色兼红黄而谓之杏黄者，尽管杏色有多种，但杏黄作为一个特殊色彩已被人熟知，可作杏的代表色彩，其多为此色是符合实际情况的。由于黄为土色，甘为土之用味，果肉有黄或兼黄之色，味有甘或兼甘者，故其又有属脾土或兼属脾土之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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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内经》谓杏为心果，味苦，心病者宜食，《辅行诀》亦谓其味苦，而为主之味，即肾之用味，二者似是有别，实则统一。《辅行诀》从水火一家的理念出发，将苦定为心之体味。《内经》谓“病起于过用，”心属火，性急炎上而散惮，以软为德，主神明，不受邪而以包络代之。心火过用则热亢气上而急迫，神气不安，感淫邪者则包络受之而累及其厥阴之经脉。且因火土同治，而病证亦可在心下脘腹，诸证可用心之体味苦药，以坚闭其火热之气，而不至生燥失柔，使神不受扰而安，气得下而不逆，厥阴风木之经证亦因之而除。如《别录》苦杏核仁所主之证中，心下急和烦热，为心火亢热波及中焦，殃及肌肤和扰及心神，风气去来为淫邪客于手足厥阴之经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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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本经》杏核仁所主之证，咳逆上气、奔豚、雷鸣、喉痹，莫不为气机上逆不降之证，得杏仁之坚闭心火炎上之势，则趋上之气转为下行而愈。其因火亢生痰，扰乱神明之惊痫，得杏仁之坚闭痰火而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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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寒心一证，笔者认为，亦系一种神志证状，而非是心受寒邪，是指惊恐、痛心、失望等情志过度，并有战栗如寒的症状，如词语之胆战心寒、不寒而战之义，它与宣发心阳之桂枝甘草汤所主之“叉手欲冒心”证同而法异，此是从闭藏心气以减耗入手，彼是助心阳而发挥其用入手。杏仁多含油脂，富有助生心火之精华，桂枝味辛助阳，宣畅发挥心之阳气，殊途同功，学者当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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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乳之疾，时值大虚，且乳房属中土多气多血之阳明经脉，乳头属心之外卫厥阴风木之经脉，杏仁多脂而可助火土之气以补其虚，可坚闭心气以减耗，增收减支，正气内存，邪气外出，病何由不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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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疮系人体被金属利器所伤，导致肌体破损，血液溢出经脉，或排出体外而筋脉失荣，或瘀阻经脉运行，均可导致肿胀疼痛。血不养筋，风邪侵入者，可见风动之寒热，阵发拘挛，口噤不开。甚则角弓反张，喘促痰鸣等类似现代之破伤风证。杏仁苦坚闭藏，可使血不外出，离经而瘀者亦可化而归经，而止其痛，消其肿胀。且其多含油脂，可润其筋脉以止其痉，滑利痰涎而止其喉鸣，宣发肺气而取汗止喘。《千金方》用杏仁杵膏厚敷伤处，灯烛炙烤以治金疮中风， 角弓反张者，当即是此证。唐代僧医蔺道人（约790～850年）所著《仙授理伤续断秘方》载有杏仁酒制剂外摩治破伤风肿者，亦指此证。又笔者当地流传治破伤风秘方甚验，系生杏仁，羊屎焙焦，各七粒，黄酒冲服，取汗即愈（《杨氏家传方》载有此方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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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且杏果之色味，春天时不熟而色青味酸，夏日则熟而转色黄味甘，颇具春木转至夏火而暑土之造化机杼。果木之核仁，具有发芽扎根生生之机，发芽乃疏散宣畅而升举之象，扎根则达为内收下达之征。正因如此，可以认为杏仁核在由生至成过程中，备受生发宣畅和收降的相互作用，而有促进金木交互，协调收发升降之失常之能。更因升与降、收与发均以中土为枢，不协者得之则调和，则亦可谓其有安中土之功。杏仁可协调收发即可调和营卫，淫邪在于肌表之时行头痛、肌痹用之可解；杏仁可协调升降即可安中土，而可治上下气机失序之心下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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杏仁书载其味均称有甘苦之分，今论其治均从苦为说，似有失偏颇，然而《辅行诀》以苦为心之体味，肾之用味，本身即已解答了这个问题。因苦在心为体味，即具制约心火上炎趋外之性而可收降使下，在肾为用味，即具有制约肾水趋下凝收（肾气寒，则凝水）之性，此正是心火常欲下潜，肾水常欲上承，心肾水火交济之生理。杏仁味苦之药理，充分表现了这种对人体生理动态的调理作用。笔者认为，杏仁分甘苦的记载，只是对杏野生和家植品种不同的分类，毕竟二者相同处多多，而功用近似，只是苦者力较胜而已，也正因如此，历代医家也有苦者良，甘者只堪用作食脯，甚至入药用苦不用甘的认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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杏核仁甘苦之别还在于有毒与无毒。即苦者有毒，甘者 无毒。苦甚者毒亦大。并有双仁者杀人及其毒在皮尖之说。现代已证实其毒为氰化物，内服过量可致死。入药用去皮尖或泡、炒过者。误服或服用过量而中毒者，可用杏根皮煎服以解之。有资料证明，儿童一次吃数粒至20粒生杏仁，成人一次吃40～60粒生杏仁即可中毒，出现肢端麻木、触觉迟钝、肌肉弛缓无力，甚至死亡。若用之饲狗，则狗亦可中毒而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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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，生杏仁又可解狗毒。所谓狗毒，当是指狗口中涎液入于人体或过食狗肉所至的食积，如《纲目》所引冠氏治狗咬伤方，即是口嚼杏仁外涂。所引梅师治食狗不消，心下坚胀方，是口嚼服杏仁14粒。其他方书治一般食积方中有杏仁者亦屡见不鲜，同时亦不乏生用外敷之方，可以认为其所以解毒，当是以毒解毒之功，或即其升降气机，调和内外上下而安中土之效用。中土乃升降出入之枢，万物所生所归之地，所中之毒邪亦当因之而排泄化解，即所谓其能解毒之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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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 第三节 五谷酿制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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谷是指带壳的粮食。是我国人民养生的根本。《素问·平人气象论》谓：“人以水谷为本，故绝水谷则死。”五谷为养，是《内经》重要学术思想之一。《辅行诀》在《内经》五谷性味的基础上，取五谷酿制品，不含渣滓而不生秽气，富有其精华而容易吸收，发挥作用快的特点，作为治疗虚劳方的药物，是《内经》“五谷为养”和道家“吃五谷，百病出”辟谷养生思想的有机结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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谷类品类繁多，古有百谷之说，是概指一切谷物而言。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五谷一词，最早见于《论语·微子》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”一语，所指当是当时人们作为主食的五种谷物，在五行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命名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五谷具体所指亦有所变化。主要表现是有无稻和麻的差别。由于黄河流域是我国先民的发祥地，北方是经济文化中心，适应北方种植的大麻被列入五谷之一，随着南方的不断繁荣发达，适于雨水较多地区种植的水稻，又被列入五谷之一，合称为六谷。即《吕氏春秋·审时》论栽种所提到的禾（即稷）、黍、稻、麻、菽（即豆）、麦。由于五行理念的支配，产生了以稻代替兼取纤维供纺织的麻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五谷内容。由于小麦和大麦、小豆和大豆的物种分类，故汉代郑玄又有九谷之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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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由于谷类的产地或品种的不同，也有名称的差异，如稻米之黏与不黏则糯、粳之分，稷米黏与不黏则有黍稷两名，豆有赤、黑诸色而分数种，麻有国产及引进不同而分胡、汉之名，《内经》又非一人一时之作，故五谷的具体所指，及味、脏归属，各篇差异甚大。《辅行诀》所用谷类酿制品，虽未明载其原料和酿制方法，但酿制品之味，完全与其所治脏之用味相切合，体现了五脏虚劳宜补，用本脏之用味的用药法则。其原料基本与《素问·五音五味》或《灵枢·五味·脏病宜食》所载相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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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# 一、肝木谷物麻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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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灵枢·脏病者宜食》谓麻系肝病宜食之谷，味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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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本经》谓：“麻子味甘，平，主补中益气，久服肥健不老神仙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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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别录》谓其“无毒，（主）中风汗出，逐水利小便，破积血，复血脉，乳妇产后余疾，长发，可为沐药。九月采，入土者损人。生泰山川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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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本经》谓：“胡麻，味甘，平，主伤中虚羸，补五内，益气力，长肌肉，填髓脑，久服轻身不老，一名巨胜，叶名青囊，青囊味甘苦，主五脏邪气，风寒湿痹，益气补脑髓，坚筋骨，久服耳目聪明，不饥不老，增寿，巨胜苗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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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别录》谓其“无毒，坚筋骨，疗金疮，止痛，及伤寒温疟，大吐后虚热羸困，明耳目，耐饥渴，延年。以作油。微寒，利大肠，胞衣不落者，摩疮肿，生秃发。一名狗虱，一名方茎，一名鸿藏，生上党川泽。（青囊）无毒，生中原川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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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在我国的种植有悠久的历史，据当代浙江文管理委员会考察，湖州钱山漾新石器时期遗址中，和杭州水田畈史前遗址中，发现有古芝麻的种子，这些芝麻种子至晚是春秋时期的遗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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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因麻的种植历史和用途甚多的原因，对其分类的方法不一，而生成诸多名称，在麻的名实问题上存有一定的混乱，但基本可分汉麻和胡麻两大类。汉麻是指我国固有的品种，又称大麻；胡麻是汉代张骞从大宛（今之西亚地区）引进到我国内蒙古、宁夏等西北地区的品种。应当指出，这种分类方法并不精确，还有属植物科别、产地、有毒与否、含油和纤维的多少及其他性能等等不同之处。因此要澄清《辅行诀》所用麻油，所用原料是当代的那一种确不易，但是我们不妨对各种类麻的情况进行分析，结合《辅行诀》所用麻油的目的和使用方法等方面判断，庶几不至大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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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麻：属一年生草本，植物纤维多，亦是油料作物，也 称胡麻，其籽实炒制压榨所得之油，对孕妇幼儿特别有益，故又称月子油和聪明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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芝麻：属芝麻科一年生草本植物，籽粒含油量高，陶弘景云：“八谷之中，惟此为良，仙家作饭饵之，断谷长生。”即《本经》所载之胡麻、巨胜。《别录》称其无毒，并记载了其油的药用功能和主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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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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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代吴瑞《日用本草》称为火麻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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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罗愿《尔雅翼》称为汉麻，俗名黄麻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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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孔顥达《诗疏》称“雄者为枲麻、牡麻，雌者名苴、苎麻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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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纲目》引《本经》谓“其花名麻蒉”，麻蒉“一名麻勃，麻花上勃勃者，七月七日采之良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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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纲目》引弘景曰“麻蒉即牡麻，牡麻则无实，今人做布及履用之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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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纲目》引苏恭曰“蒉即麻实，非花也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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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纲目》引吴普曰“麻蒉一名麻蓝，一名青葛”，“神农：辛，雷公：甘，岐伯：有毒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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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纲目》李时珍有“麻有蒉即麻子之连壳者，故《周礼》朝事笾供蒉，《月令》食麻，与大麻可食，蒉可供稍有分别，壳有毒而仁无毒也”之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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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纲目》引《本经》谓麻蒉：“辛平有毒，主治五劳七伤，多食令人见鬼狂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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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资料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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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度大麻属荨麻目大麻科大麻属，多年生植物。能用来制造毒品的大麻，并非指所有的大麻，而是专指印度大麻中的较矮小，多分枝的变种，其雌花枝上的顶端、叶、种子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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茎中均含大麻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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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黑龙江、内蒙古的大麻称线麻，安徽的称寒麻，广西的称火麻，云南的称云麻，新疆的称大麻，河南的称魁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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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200多年，已有关于油用亚麻的记载，《三国志·魏志》云：“孙权至合肥新城……折松为炬，灌以麻油……”作照明的原料，当时的麻油是用石臼法或木榨法。晋·张华《博物志》所记“煎麻油水气尽无烟，不复沸则还冷”，和用麻油煎制豆豉法“以麻油蒸讫，复暴之已，乃止”，是有关香油（芝麻油）最早的记载。已有1600年的历史了。南北朝时，香油已广泛用于餐饮。唐宋时代被视为最上等的食用油，应用更加普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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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在我国的悠久历史，是其品类多多的重要原因，致使其具体物种的名实问题甚多，历代学者争讼不已，难有定论。笔者认为不易考订之事，不妨放弃，而从其实用方面着手，判断其特性，认定《辅行诀》麻油究是何物的方法是可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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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在历史上的使用，不外四个方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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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作为纤维原料的重要来源，尤其在古代更是如此。人们穿衣所需的布料和日常生活中所需的线、绳等，主要靠麻的纤维去满足，故有为“国纺源头，万年衣祖”之称。直到宋代，才由棉花的引进和大面积的种植，逐渐代替了以麻为主的地位。如线麻、荨麻、亚麻的茎干纤维较多，当属此类，多属大麻类，但其子粒中亦含油脂。甚至有些品种含有较多的油脂，如亚麻即属此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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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可做谷类以供饮食之需。古代将其列为五谷或九谷、八谷之一，可见当时麻是比较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。清代吴其睿《植物名实图考》云：“麻子不以入食，始于近 代”，从《内经》或《吕氏春秋》麻被列入谷类至明清，漫长的作为食品的历史，必是建立在其前人们采食经验的基础之上的。所谓神农“辨五谷”，“尝百草”而播五谷，宣药疗疾，织麻为衣，其间必有曲折，一日间遇七十毒的传说，即可说明这一过程。麻作为《内经》五谷之一，《本经》所载药物之一，《周礼》又谓“朝事笾（古代用竹编成形如豆的一种用来盛果实的食器）供篑”说明至晚在春秋时期，人们对麻的食用已有成熟的经验了。在之后的历史长河中，道家用于炼丹、供奉（宗教祭祀和宴会用品），医家作为药物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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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食用部分，当是其籽及其籽所榨出之油。其油多含籽之精华，除可用于烹饪调味，炸煎食物外，尚用于日常生活中的照明和润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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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作为药物使用：古代而这种用途的发现，必然是在作为谷粮的过程中，逐渐被认识和采用的。神农辨五谷，尝百草的过程，会发现其养生价值而列为五谷之一并将其功用载入本草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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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也发现了其品种的不同，有有毒与无毒之别。有毒者自然会被从谷类中淘汰。服用有毒之麻的体验，也会加深其对人体不良作用的认识，而这种不良作用，正是某些病证的克星，因此被医家所采用而笔之于书。如《别录》谓胡麻无毒，岐伯和《本经》皆谓麻簧有毒，是所指品种不同之故（时珍则认为是壳有毒而仁无毒）。根据当代出土文物考证可知，国产汉麻本来就有有毒无毒两类，因此以胡汉分类的价值应当重估。其实《齐民要术》中，已明确指出了以张骞从西域引进者为胡麻，与汉麻分别命名之非：“张骞外国得胡麻，今俗人呼为乌麻者，非也。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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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研究证实，有毒的大麻含二种作用相反的成分，即四氢大麻二酚和四酚，后者会增强大脑纹状体等区域的活性，并削弱另一些大脑区域的活性，使对不重要的外界刺激反应强度增加，对重要的外界刺激反应强度减弱，因此吸毒会使精神恍惚。大量服用大麻，会使人产生幻觉，并令其步调蹒跚不稳，言语失常。这与《纲目》引《本经》“（麻簧）多食令人见鬼狂走”的记载颇有相同之处。而且麻子条下又有“久服令人肥健不老神仙”之说，亦有系对神经刺激作用描述的可能，因此可以认为，古代麻的药用，有有毒无毒两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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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麻作为毒品，已被列入剧毒而被严禁服用，而古医籍中虽有有毒无毒之说，但无论有毒无毒，多有补益健身，令人长寿不老之说，对其毒副作用所载略而不明，况古今名实变种问题更是千头万绪，盘根错节，在临床使用时要万分谨慎，以免事故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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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经认真深入研究，有切实的科学依据，也不必因噎废食，以免良药埋没，不能发挥其作用。有人认为大麻对治疗精神病是很有前途的。有关部门应组织强有力的专家开展这项研究工作，使毒品变宝，造福于人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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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是由于有毒的大麻，可使人情绪与心境有所变化，对思维、精神、感知等方面有所影响，有强力止痛，稳定情绪，减少忧郁，增加食欲，令人精力充沛等等作用，以及服用过量引起幻觉狂妄谵语等表现，很容易引起宗教学家的重视、崇拜，产生研究兴趣。儒学虽系显学，在其典籍《周礼》中，亦有“事笾供篑”记载，可见古代先民对其神奇作用普遍的崇尚。道教则用于炼丹以期长生不老，通神明。据《纲目》引《别录》文可知，陶弘景即有大麻与人参同食， 可令人具有预见将来的神奇魔力。佛教《苏悉地经》中，亦将麻列为五谷之一（稻、大麦、小麦、小豆、胡麻）。在佛教盛行的印度，大麻被人们作为供奉女神的供品，也用于力量之神喻伽之消费，同时在宗教仪式规定的情况下，人们也会有智慧的服用大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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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历代用麻的情况可以认为，古人对其性能有着深刻细致的认识，无论有毒或无毒品种，都有实用经验和理论上的升华。古代文献记载已有有毒无毒之分，味属则有酸、甘、辛之不同。约而言之，《内经》从其所先入某脏着眼，则谓其味酸，《本经》从属谷类平和而论则谓之味甘，谓其辛味者为特指麻痹而言，当是从其性之暴烈有毒，对人体有强刺激而定者。在当今生活及药用方面，应严格遵循无毒者可食，有毒者禁用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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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辅行诀》虚劳五补汤中之养生补肝汤中用麻油，以其他四方所用之谷类制品之通则，当是所补脏之用味，即辛味，应当是辛味的麻簧所制之油。然而尽管麻簧有主治五劳七伤之说，用于虚极之有效，也不会被陶氏当作常用谷类之品使用。尤其当代已明确认识到麻毒的危害之大，更不可确定此方中之麻油即麻簧油。同时也应了解麻毒虽剧，但食之不会成瘾，是当代共识，或顽重之病非毒之力巨不可攻克，故也不能绝对排除所用系麻簧油，此事关重大，有待现代科学的研究证实始可使用，绝不可轻易妄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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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《本经》和《别录》所载胡麻主治病证而论，则胡麻完全适合虚劳之病，且《别录》又特标明其“无毒”，陶氏认为是八谷中最良，可作饭食的芝麻（当是胡麻类），可以久服。只是书载其味甘平，似与陶氏五味组方理论不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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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认为甘平为淡味，可随各味而变，而所用系该物所 制之油，其油即香油。之所以称为香油，是其味极为香窜，而香与辛味，有诸多共同功用，香与辛都有发散、行气、活血的作用和浓烈的刺激性，只是香为由鼻闻所知之气味，辛是由口舌品尝而知的滋味，都具备“辛者能散”的功用，因此称芝麻油味辛亦不无道理。况且诸传抄本中，养生补肝汤即有为胡麻油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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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之《辅行诀》中所用之麻油，从各方面考察即是芝麻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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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# 二、心火谷物麦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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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灵枢·脏病者宜食》谓麦为心病者宜食之谷，味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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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别录》谓：“酒：苦甘辛，大热有毒，主行药势，杀百邪恶毒气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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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周礼·天官·酒正》谓：“掌酒之政令，以式法授酒材……辨五齐之名，一曰泛齐，二曰醴齐，三曰盎齐，四曰醍齐，五曰沉齐。辨三酒之物，一曰事酒，二曰昔酒，三曰清酒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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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文物出版社 2003 年 5 月出版的《太平广记·卷六十一·消肠酒》云：“张华为醇酒，煮三薇以渍曲蘖，蘖出西羌，曲出北胡，胡中有指星麦，四月火星出，获麦而食之。蘖用水荡，三夕而萌芽，以平旦时，鸡初鸣而用之，俗人谓之鸡鸣麦，以酿酒，清美鬯（是以黑黍为酿酒原料，加郁金香酿成），久含令人齿动，若大醉不摇荡，使人肝肠烂，当时谓之消肠酒，或云：醇可为长宵乐，二者说同而事异焉。（出自王子年《拾遗记》）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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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别录》谓：“小麦：味甘，微寒，无毒，主除寒热，止烦渴，咽燥，利小便，养肝气，止漏血，唾血。以作曲， 温，消谷，止利；以作面，温，不能清热止烦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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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别录》谓：“大麦：味咸，微寒，无毒，主消渴，除热，益气，调中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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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齐民要术·大小麦第十》引《广雅》曰：“大麦，辫也，小麦，徕也。”又引《陶隐居本草》云：“大麦为五谷长，即今之裸麦也，一名辫麦，似矿麦，唯无皮耳。矿麦，此是今马食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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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酿酒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，已有4～5千年的历史，是世界酒三大源头之一。商周时期，对酒的酿制所用原料、工艺流程，即有了成熟的模式和方法。酿酒原料所用有黍、谷、麦、粱、秫等多种，其工艺则有液发酵和曲发酵之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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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周礼》所谓之五齐，“齐”是指粢米，即黍米，五齐即是用黍米酿酒过程五个阶段，及其各阶段不同规格的产品。其泛齐是醴醅膨胀阶段，尚无酒度；醴齐是糖化作用旺盛阶段，醪味发甜而酒非常淡薄，酒度数很低；盎齐是发酵旺盛，泡多出声阶段，酒度较大；醍齐是醪呈红色阶段，酒精增多，气味醇厚；沉齐是发酵停止，酒糟下沉阶段，酒液清澈，已为成品。其所谓之三酒，事酒是专为祭祀准备的酒，有事时临时酿造，酿制期短，酒成即用；昔酒是酒酿成后，经过一段贮存时间才饮用的酒，供人们平时饮用；清酒是经过过滤，酒液清澈不浊，气味清纯的高档酒，用于医药或祭祀。唐代李白《行路难》有“金樽清酒斗十千，玉盘珍馐直万钱”之句说明唐代尚有清酒这名称，至清代则“清酒”一词在我国已消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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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辅行诀》治虚劳调神补心汤中用所用之谷制品，诸传承本中均为清酒，惟张广荣先生所抄之《别集本》中为麦酒。由于清酒是经过滤而不混浊之酒，乃对浊酒而言者，无制作原料的意义，难以判定其味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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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该书的学术思想而论，虚劳五补汤所用均当是所补之脏用味的谷制品，调神补心方中所用当为心之用味咸，其酒当是以咸味之谷所酿制者。以《别集本》所用之麦酒而论，则当是如《别录》谓之咸味的大麦所酿造的酒。但该本中只言麦酒，并未闻明言为大麦酒，而大麦与小麦味属又有所不同，不可混同而言，如此看来，麦酒所指仍是茫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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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因为大麦的种植历史比小麦早，大麦早熟，易于管理，适应性强，为人们作为谷类食品较早。远在新石器时代中期，居住在青海的古羌族，就已在黄河上游开始栽培了，距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。而小麦需经冬而熟，故古人称之为宿麦，其生长期较长，管理不便，不是最早的主要农作物。直至汉武帝时代，朝廷采纳董仲舒“劝民种宿麦”（见《前汉·武帝纪》）的建议，才开始推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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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晋书·世相武帝》载：咸宁九年（公元288年）夏四月“陇西式殒霜，伤宿麦”，可知当时小麦仍被称为宿麦，张华系西晋人，生于232年，卒于300年，当时小麦仍被称为宿麦，故其所制之消肠酒，所用之麦，仍是指大麦而言。陶氏称其为“五谷之长”，足见南北朝时仍以大麦为主要谷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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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可见，《辅行诀》所录至晚是汉代作品的《汤液经》中的麦酒，当指大麦所酿之酒无疑。至于清酒之称，当是唐初整理《辅行诀》者所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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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华用大麦芽所酿之消肠酒，无论所用原料还是酿造工艺，都与现代的啤酒极为相似，乃我国古代之啤酒。其渍曲蘖所用之三薇，笔者臆测或为被誉称蔷薇三姐妹的三种香 花，即蔷薇、月季和玫瑰，借花香以调酒之气味，增强酒的清香浓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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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太平广记》是一部记述历史传说、神话故事、奇闻异事的作品，但也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补正史之缺的作用，值得认真对待和科学考证。如本文所引消肠酒可令人肝肠烂之说，即不可轻信。尽管大麦有消食化积的作用，所制之酒会更强烈，也不会使人肝肠破断。但从此消肠酒之名称来看，其消解肠中宿食结聚之力大是可以理解的。近贤张锡纯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大麦芽解谓“化学家生麦芽于理石（即石膏）上，其根蟠曲之处，理石皆成微凹，可征其消化之力。”《本草备要》称其“散结祛痰，消一切米面果食积。”大麦芽可消坚顽固结之食积，符合咸味能软坚的功用，应该是《别录》称其味咸的根据，同时也是陶氏调神补心汤中用大麦酒以行咸软之气势，治疗虚劳气化衰微，势力不济而有结食坚积不化的病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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脏气互乘，虚实夹杂为虚劳病主要特点，调神补心方主治症状只记有“神志恍惚，烦躁不宁”之神情症状，而不及肠中食积结聚，似麦酒与证无关。其实其神志恍惚是心虚之证，正宜用心病宜食之谷，即咸味大麦之精华以营养之；其烦为肾水不能上济而心火自焚。若肠中宿食结聚而生积火，食积渍在胃肠，胃肠属土，火土一家而心火因之而炽，则生烦躁，大麦芽味咸可消肠中结积使火无由以生。使肾水心火交济之通路畅达，心火下交，肾水上济，热火皆除而益于劳损之康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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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# 三、脾土谷物黄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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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本经》谓饴糖“味甘，主补虚乏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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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别录》谓其“微温，止渴去血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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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疏证》引陶隐居云：“酒与糖并米麦所为，而品分中上，良缘糖和润而优，酒经醺乱而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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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说文》云：“饴，畅也。”“饴，米煎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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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纲目》时珍曰：“按刘熙（东汉末经学家，约生于160年左右）《释名》云：糖之清者为饴，形怡怡然也，稠者为惕，强硬如锡也。”引弘景曰：“方家用饴，乃云胶饴，是湿糖如蜜者，其凝强及发白者饴糖，不入药用。”又引韩保升（五代后蜀人，公元十世纪在世）曰：“饴，软糖也，此人谓之餳，（较强厚的称餳，较柔薄的称饴），糯米、粳米、秫、粟米、蜀秫米、大麻子、枳椇子（即拐枣）、黄精、白术并堪熬造，惟以糯米作者入药，粟米者次之，余但可食耳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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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齐民要术》引史游（西汉时人约公元前 48～33 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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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急就篇》云：“儆（生但反）、饴、餳（即今之糖字）”又引《食经》（北魏·清河道士崔浩所作，清河即今山东武城西，卒于450年。另：隋·谢讽亦有同名著作，其人生平不详）作饴法：“取黍米一石，炊作黍，着盆中，蘖未一斗调和。一宿，则得一斗五斛。”并有粱米、稷米者，餳如水晶色；用青芽（小麦芽）成饼蘖所造者为黑餳；用大麦蘖所造者为琥珀餳（褐黄色）的记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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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疏证》云：“饴，凡谷之黏者皆可为之，渍过蒸熟，每一石用大麦蘖一斗八升，和水磨汁，倾入其中，少假即生饴，如蜜而稀，色如胶，所谓胶饴是也。其稍干者，谓之餳，其熬令甘硬，牵即色白者，谓之溏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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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灵枢·五味·脏病者宜食》以秔米为脾病宜食之谷，味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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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别录》谓粳米“味甘苦，平，无毒，主益气，止烦，止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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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纲目》引《别录》谓：“黍米，甘，温，无毒，久食令人多热，烦。”（通指诸黍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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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疏证》引《纲目》参《齐民要术》云：“秫即粟之糯者。粟，粱属，颗粒较小于梁，粱穗大而毛长粒粗，粟穗小而毛短，粒细，苗俱似茅，种植之时，燥湿之宜，杷劳之法，一同于谷，收刈欲晚，以其性不零落，早刈则损实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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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景方中用饴，曰饴糖和胶饴，《辅行诀》大阳旦汤中名为饴，独建中补脾方作黄饴。此一“黄”字，应是陶氏“凝强及发白者饴糖，不入药用”学术的体现。同时它独见于五行五脏辨证的虚劳补方中，更是其五行五色五脏辨证用药思想的体现。笔者认为，其建中补脾方中之黄饴，究系何物，其制作原料是何物，当从接近陶氏生活年代及其本人的相关资料中寻求，庶几符合原物之名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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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前所引《食经》作者崔浩卒后6年，陶弘景出生，二人又皆是知名道家人士，陶氏很可能在《辅行诀》中运用了《食经》的造饴方法。即便此《食经》为隋代（581～618年）谢讽所作者，与陶氏卒年（536年）相差仅45～82年。况古代论人生平，多以卒年为说，其与陶氏年差会更小，甚至有与陶氏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可能。更有说明陶氏黄饴所指的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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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认为，陶氏之黄饴，应当是《食经》中之琥珀饴，因琥珀之色为褐黄色，其所用之米为黍米，乃味甘色黄者，符合五行五味五色辨证用药的需要。所用之麦芽，当为大麦芽，因为书中已明确制琥珀饴用大麦芽，而且指出了用小麦芽（青芽）所造者为黑餳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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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《灵枢·五味》脏病者宜食中，脾病宜食者为秔， 即粳。黄黍在该篇中，被列为肺病宜食之谷，其味谓辛。同篇五脏宜食则谓秔米味辛，宜肝病；《素问·脏气法时论》则谓其为粳，味辛，属肝；《金匮真言》则称稻（粳糯的通称）味辛，属肺。以脏病宜食的记载，秔米的味属和脏属才适合建中补脾之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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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黍，《灵枢·五味》五味脏病宜食以黄黍为肺病宜食之谷，味辛；同篇五脏宜食则属辛味，肾宜食之谷；《素问·脏气法时论》与上同；《金匮真言》谓黍，味苦，属心谷。黄黍米，即今所称之黄米，按《内经》诸篇所载之味及脏属，均不符建中补脾之需。但其色黄，陶氏手订之《别录》中又谓其味甘而取为做黄饴的原料是很正常的事。但是，因秔米在脏病者宜食中，味甘色黄脾病宜食等，都符合作黄饴的条件，且公元十世纪韩保升已提出粳为造饴原料谷物之一。因此，陶氏以粳为原料造黄饴，也并非完全不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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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是古老的农业大国，先民以谷类为主要食物，种植谷类已有5000年的历史，由于各历史时期的不同，生产地域的差别，变种的增加，古代资料记载的内容不一，历代学者对谷类的名实问题考证的结果甚是纠结，争论纷纭，至今仍未能完全达到认识上的统一。对其主要名称约有谷、粟、秫、稻、粳、糯、秔、稷、黍、穄、粱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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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认为，现代谷系古代泛指一切谷物的总称。狭义的谷即今之谷子，古称粟，米即今通俗所称的小米，其米黏者即秫米，即古称之梁米，其株较高，米粒较大，即今所称高粱；稻是粳和糯的统称，其中粳米又称秔米，即今之大米，黏度较小，黏度大者即糯米，今俗称江米：稷与稕同，不黏的称稷，黏性大的即黍，今俗称黄米。饴糖主要是谷类的淀粉，经麦芽的作用转化为糖而成，故凡含淀粉者皆可为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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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疏证》云“凡谷之黏者皆可为之”，当即此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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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参考当代制饴的资料，认为《辅行诀·建中补脾汤》中黄饴的制作，可采用下述简便方法；录后备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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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黄米（或粳米，或糯米）和大麦芽粉，二者比例为10:1，先取4倍于黄米的井水煮沸，纳入黄米，不住地搅拌，至成稠米饭，凉至不烫手时，纳入麦芽粉，待饭由稠变稀，以纱布过滤，将所得清液倾入锅中，慢火熬而不可搅动，直到浓缩成蜂蜜状，趁热灌入预备好的消毒容器中，密封，冷却后可长期存放而不变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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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# 四、肺金谷物白黻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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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说请参第一章第六节·十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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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# 五、肾水谷物苦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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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说可参第一章第六节·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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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 第四节 五畜脏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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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时珍曰：“兽者，四足而毛之总称，地产也。豢养者谓之畜。”“二足而羽曰禽。”《灵枢·五味·脏病者宜食》以犬、羊、牛、鸡、豕为五畜，依次配属肝（味酸）、心（味苦）、脾（味甘）、肺（味辛）、肾（味咸）（《素问·五音五味》同）。其中鸡本属豢养之禽，似不当属之，但《内经》诸篇五畜均有鸡，惟《素问·金匮真言论》五畜中有马而无犬，亦不舍鸡，其故待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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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辅行诀》治虚劳五大补汤，宗《内经》“五畜为益”之 训，乃小补方中加畜之脏器而成。意在取血肉有情之品，以补益五脏精血之大虚以求速效，补助草木药力缓不逮之需。所取脏器，为与病脏所同之脏器，如肝劳取畜之肝，心劳取畜之心等，当是取其同气相求，以脏补脏的原理，实为后世所谓脏器疗法之先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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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用之畜，除脾用其畜牛之外，却非是病脏配属之畜。乃据万物生命之运动，以金木交互，水火既济，升降阴阳为契机，而肺金与肝木，肾水与心火交互使用，脾土为金木水火升降出入之中枢而仍用本脏之畜，增强病脏运动气化，达到振奋生机，使虚劳康复的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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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而言，即肝劳用鸡肝，心劳用豕心，脾劳用牛脾，肺劳用犬肺，肾劳用羊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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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辅行诀》五畜脏器的使用，从药味属的角度分析，存在着一个有趣的规律，即以《灵枢·五味·脏病者宜食》所载畜之味属而论，完全符合陶氏虚劳脏之用味，及以用为补的理念。即肝以辛为用味，鸡味辛；心以咸为用味，豕味咸；脾以甘为用味，牛味甘；肺以酸为用味，犬味酸；肾以苦为用味，羊味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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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认为，这种现象绝非偶然的巧合，必然有其学术发展变化的根据，对研究陶氏五行味体用化体系的根据，以及对《内经》各篇五畜脏属差异原因的探讨，都是一个重要的线索，应引起学者的深切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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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# 一、肺金畜鸡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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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灵枢·五味·脏病者宜食》谓鸡味辛，为肺病者宜食之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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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本经》谓“鸡屎白主消渴，伤寒，寒热；鸡子主除热，火疮，痫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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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别录》谓“鸡屎白破石淋及转筋，利小便，止遗溺，灭瘢痕；鸡子可作虎魄神物；卵白微寒，疗目热赤痛，除心下伏热，止烦满，咳逆，小儿下泄，妇人产难，胞衣不出，醯渍一宿，疗黄疸，破大烦热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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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纲目》谓鸡肝“雄者为良。”引《别录》谓主治“起阴。”引孟诜谓“补肾，治疗心腹痛，安漏胎下血，以一具切，和酒五合服之。”附方中并有治阴痿不起、肝虚目弱、睡中遗尿诸证用鸡肝之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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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纲目》引宗奭曰：“巽为风，为鸡。鸡于五更者，日将至巽位，感动其气而然也，今有风病者食之，无不发作，信然可验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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鸡之特性与每天的时间有关，一是夜盲，二是报晓。日入西山之后为夜，日之始出为晓，与太阳之出没密切相关。夜不能视，为阴不得阳气之化，阴血不荣肝而失用，故暗然无见，不分雄雌而皆然，报晓则为公鸡之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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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人夜分五更，以戌时为一更，亥时为二更，子时为三更，丑时为四更，寅时为五更。公鸡打鸣每夜三遍，第一遍在丑时，第二遍在丑寅之交，第三遍在寅时。昼夜之气化消长，子时为阳气初生之时，丑时阳气渐长，而雄鸡阳盛之体有所感动即鸣，太阳之气感应盛而将出土，则鸣而再鸣，可见鸡鸣与太阳运行之时位感应息息相关。近年日本科学家对鸡进行了研究和试验，认为鸡之报晓，是其大脑小脑之间的松果腺体是其生物钟所在之地，定时分泌黑色紧张素，使其能记忆和谐的规律而产生周期性的鸣叫活动。可见古人是从大自然的规律着眼以推理，今人多重局部实体中求解的思维差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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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于昼为阳，夜为阴的理念，寅时乃阴气将尽之时，故属厥阴，在经气运行中，为络于肝的厥阴时位，与其时位之气有明显反应的鸡，自然会被古人认为具有肝之灵气，或称具肝气之造化，而能调理肝之气化失序所致的疾病，作为肝病者宜食鸡的理论根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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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前所述，鸡之夜盲可以阴不得化阳气之化论之，阴不得化，则阴积存于内，基于体为阴，用为阳的理念，现代言语可认为是使其不夜盲的物质利用不充分，或不能利用而积存。有现代资料认为，鸡肝中含维生素A很多，是猪肝的三至四倍，有食鸡肝过多而发生维生素A中毒者，故有的本草书记有鸡肝有小毒的说法。众所周知，维生素A是提高视力、防治夜盲的有效食品，也与肝病者宜食鸡之说相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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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如《内经》中著名的治臌胀之鸡矢醴，临床用之确有实效。曾治一重度胆原性肝硬化，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，也证实了肝病用鸡的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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鸡之夜盲报晓显示了其对昼夜交替敏感的生理反应，而一年四季的昼夜交替时间有所不一，是以冬至日夜最长昼最短，太阳出于辰没于申，夏至日昼最长夜最短，太阳出于寅没于戌。由于太阳出没时间，又与所处地区纬度的差异有关，上述太阳出没时间均是以中原洛阳一带的情况而言。古人言昼夜是以昼夜时间相等的春分和秋分，即太阳出于卯没于酉之时而言。鸡入夜即盲，将旦则鸣。盲则暗而静，雌雄皆然，可谓鸡之特性属阴，鸣则声扬而动，唯雄者之能，雄鸡阳气虽较雌者盛而仍为阴畜（当为禽），故十二生肖中称西鸡而不称卯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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酉位西方，属金，为阴，为秋，其气收降，其用肃杀，万物枯萎，钟此气而生之鸡，具有非凡的生发、荣养、滋 润、疏散之生命气化能力可知。尤其是雄鸡报晓，欣欣向阳之机亦在其中，其肝更当是藏储此机之地，人之虚劳至极而病在肝者用之当是益难尽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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鸡身处金秋肃杀之地所具春木生养之性，在《灵枢·五味·脏病者宜食》中仅以一“味辛”二字言之，并列为肺病者宜食之品，且此“辛”也是配属五行十天干“庚辛金”之辛，还寓有“新”（辛者，新也）之意在内，陶氏则是把此辛作为五味之一，以五行五味体用化的理念，把此辛味作为肺金之化味、肝木之用味、脾土之体味。其中辛为肝之用味，由于肝虚即肝用不足，所以本身即已说明了肝病宜用辛味的理念，非是标新立异，只是以金木交互法则为载体，对《灵枢》学术思想的具体落实。其在脏病者宜食之畜上，所取乃是金木交互，水火既济之理，与《灵枢》所用有所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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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氏所谓之金木交互之法，在肝劳虚极，脏气互乘，虚实错综，生机衰微，气化不济之证，受命于金鸡之肝以克中求化，败中取胜，危中救生，善心妙术，真是养生之千古绝唱，值得令习养生者发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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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周易·说卦》云：“巽为鸡”，唐代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曰：“九家易曰应八风也，风应节而变，变不失时，鸡至时而鸣，与风相应也，二九十八，主风精，为鸡，故鸡十八日剖而成雏，二九顺阳历，故鸡知时而鸣也。”李氏认为鸡可有两方面可与风相类比，一是鸡定时鸣叫司晨，如四季八节之不同，定时转换，二是雏鸡之成要经过二个九天的孵育期，九是最大的阳数，而风性属阳。笔者认为，古人论数理，是依其个位数而论为基础，此十八日孵育期当以八论之。五行之生成数，主风之肝木生于三成于八，正合形成雏鸡之日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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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周易·说卦》云：“风以散之”，又言“（帝）齐乎巽……桡万物者莫疾乎风”。是言万物莫不因风气而生长，又莫不以风为害。即风能鼓桡万物，春则发散，使草木枝叶滋润，秋则摧残，使草木枝条枯萎。助人生机之风如春和之风，陶氏肝劳方所以用之，摧残邪厉之风如秋杀之风，宗奭所谓之风病者服之无不发作。笔者认为，虚证用鸡甚佳，有风证亦在所不忌，如产后用鸡补之习俗，未闻有不良反应者。实证恶厉之风，用之当慎，当防动风之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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鸡子黄与鸡子白均为鸡子内之物，鸡子为鸡所产之卵，是孵育其子代之品，是富有生生化育之机者。《纲目》云：“卵白其气清，性微寒”，“卵黄其气浑，性温”鸡子白味薄，精不足者补之以气节，故白可润肺利咽，清热解毒草；鸡子黄，气味俱厚，形不足者补之以味，故能补形，长于养血滋阴润燥熄风。滋阴精则可以恋阳，引心火下潜而除烦，承平心火亢盛自焚之燥，《辅行诀》朱鸟汤证，其心气不足，内生烦热，坐卧不安，缘于肾中阴精不得上承；挟外感之邪热动血而出则出血；心火不得下潜以温中土肾水，则水湿不化而下利而出。乃心肾不交，水火不济之证，故用鸡子黄血肉有情之品，补其精血，滋阴润燥，以图肾阴上承心火潜降之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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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鸡食砂石玻璃炭渣等物，皆能消化无余。之所以如此，是鸡无牙，所进之食物的消磨，全靠在肌胃中与砂石等硬物混合一起，借助肌胃强有力的节律收缩，使其蠕动磨化为糜，而且其肌胃内膜（即药用之鸡内金）又坚韧厚实，经得起砂石强烈的撞击，肌胃强大收缩力，可类比《辅行诀》肺金以酸收为用，其巨大的化石能力，可以类比肺金以咸软为体的理念，从而理解鸡内金助消化治食积，消磨结石坚症的原因。增强鸡性属金，本即咸软之体，有酸收之用的自身造化之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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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如此论鸡，并不妨碍前述鸡之化味为辛，为肝用味之说，因为化味辛在肝才是用味，是表述金木二者相互关系之事，此以酸为用，是肺金本身之事，不可混为一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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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# 二、肾水畜猪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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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灵枢·五味·脏病者宜食》谓猪味咸，为肾脏病者宜食之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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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纲目》谓：豕心“甘咸，平，无毒。”引《别录》治“惊邪忧恚”；引刘元素曰：“猪，水畜也，故心可以镇恍惚”；引孙思邈：治“虚悸气逆，妇人产后中风，血气惊怒”；引《林氏小说》云：“豕食不洁，故人谓之豕，坎为豕，水畜而性趋下，喜秽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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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周易·说卦》谓：“坎为豕。”《周易集解》注之曰：“九家易曰：污辱卑下也，六九五十四，主时精，为豕，故豕怀胎四月而生，宣时理节是其义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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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之气化，天为气，地为形，天气在上清，地气在下而浊，火性炎上，水性润下。下为水之所归，如人之肾在下焦，为聚污排秽之地，其为卦亦坎，乃一阳陷于二阴之象。猪食不洁，纳秽入污，亦坎之象，与肾水同气，故称肾畜。性为阴，而阳陷其中，坎卦之形即上下两爻为阴，中间一爻为阳。阴中之阳乃是真阳，心属火为阳之象，故猪心可应此坎之中爻。人病心之劳损，真阳衰惫，可借阴中之阳以助之，则有益于虚劳之康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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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常人们对猪的认识多有误解，将其视为愚蠢、肮脏的代表，如以“猪脑子”“笨猪”、“脏猪”等喻人之顽愚和不卫生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猪在这些方面确实被人误解，蒙受 了不白之冤。据现代美国学者发现，动物群中除猩猩智商在猪之上，其余均不如猪。其嗅觉之灵敏度也是动物中比较强的，而且容易接收人的驯化。其食不避秽，自可以当作义务清洁工，其大小便也有固定在离其卧身处较远的地方，无在身边即便的习惯。猪确是一种能忍辱负重、甘心奉献、大智若愚的家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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猪虽食污秽而肉味甚美，其心又具阴中之阳之性，可谓污秽中至洁之物，对人体心之益处有过于它畜之心，故陶氏将猪心选为治心虚劳之品。现代研究认为，猪心具有加强冷静心肌营养，增强心肌收缩力的作用，尽管不能完全改善心脏器质性病变，但有利于功能性或神经性心脏病的痊愈。临床上用于养心安神，治疗心神恍惚、惊悸癫痫、忧恚等证是很有效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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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景之猪肤汤，为治少阴咽痛之主方，其主药猪肤即去净脂肪之皮肤，性能清心肺而除烦满，而且此物亦为笔者治渴喜用之品（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临证心得录》中有详述）。究其所以，亦与猪之特性有关，不妨在此附带提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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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前所述，猪之嗅觉灵敏，而嗅觉出自鼻，依靠嗅觉用鼻拱地寻食，是其先天特性，猪的鼻则甚是发达。由于鼻属肺窍，而皮亦为肺之所主，故其皮肤亦必有特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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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说现代治烧伤已有取用猪皮的植皮技术，其性能具有优越之处可知。2001年，由河南省驻马店市解放军159军医院杨晓东、张宏等6人撰写的“猪皮、自体皮相间移植治疗中面积深度烧伤”一文，曾在《中华医学会第6届全国烧伤外科学术会议论文汇编》上发表。现代科学认为，猪皮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脂肪和动物胶等，经长时间炖煮，脂肪可减少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，不饱和脂肪酸会增加，而且 胆固醇大大降低而有益于人体的养生需要。以传统理论分析，肺位于上，猪肺的位置亦与心一样，当有清阳之性，肺为水之上源，故其性当是有益助清气润燥邪之效。少阴咽痛本即水亏于下，火炽于上而生燥，渴证亦燥证之一端，用猪肤治之，皆可谓药证相投，甚是切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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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# 三、脾土畜牛脾（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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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灵枢·五味·脏病者宜食》谓牛味甘，为脾病者宜食之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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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纲目》引陈藏器谓：牛脾“补脾”；引《千金》《医通》（应为明代韩懋于1522年所著之《韩氏医通》，该书早《纲目》68年问世。清代人张路玉曾著《张氏医通》）云：“腊月淡煮，日食一度，治痔瘘，和朴硝作脯食，消痞块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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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《造化权舆》(唐代赵自勔所著，已佚)云：“乾阳为马，坤阴为牛，故马蹄园，牛蹄坼。马病则卧，阴盛也；牛病则立，阳盛世也。马起先前足，卧先后足，从阳也；牛起先后足，卧先前足，从阴也。独以乾健坤顺为说，盖知其一而已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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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周易·说卦》谓：“坤为土。”李鼎祚注之曰：“坤象地，任重而顺，故为牛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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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难经·四十二难》谓：“脾重二斤三两，扁广三寸，长五寸，有散膏半斤，主裹血，温五脏，主藏意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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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黄庭经·内景经》（道教上清派的重要经典）曰：“脾长一尺掩太仓，中部老君治明堂，厥字灵元名混康，治人百病消谷粮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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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锡纯《医学衷中参西录·滋脾饮》下云：“盖脾为脾之副脏，在中医书中，名为‘散膏’，即《扁鹊难经》所谓，脾有‘散膏’半斤也。”（与张锡纯同时的张山雷亦持胰为脾之副脏之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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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五行起源于“四方加中央说”，金木为一对阴阳，水火为一对阴阳，土既不属阴又不属阳。陶氏虚劳大补方畜肉的使用，乃宗金木交互，水火既济之原理，按五畜的五行归属，取劳损脏相对脏之畜而用之。即肝劳用肺畜，肺劳用肝畜，心劳用肾蓄，肾劳用心畜。土既不属阴又不属阳，故脾劳证用本脏脾土之畜牛以益脾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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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劳损补汤所用畜肉，均是与病脏相应的脏器，则大健中补脾汤中当用牛脾无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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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由于种种原因，历代对牛脾一物的认识不无缺失不周之处，有必要提出进一步讨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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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说明，以现代解剖所称的牛脾作为大健中补脾汤中所用，是无大过的。因文献记载其作用本来就有“补脾”之说，临床也常用于消化不良，食积痞积，小儿脾虚之吐泻伤食，食欲不振，面黄肌瘦等证，这些症状也是脾虚劳的常见证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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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得提出的是，脾还应包括现代解剖所称的胰腺在内。胰腺即是《难经》所称的散膏。有脾、胰子、脾长、甜肉、肥皂等名称。是重要的消化器官，富有分解淀粉、脂肪、蛋白的多种酶，糖尿病的发生，更是与胰的功能失常有直接关系。胰所分泌的胰液中的多种酶及胰岛素，对脂肪、蛋白、糖、淀粉作用，正是中医学中脾主运化、化生精气、统摄营血、升清降浊、输布精微的作用。同时它又位于中焦而附于胃联于脾，深契脾胃相为表里之义，故胰为脾之副脏之说甚是合理。就其位于人身之中，色黄白相间，与现解剖学所称之色紫红，位于左胁的脾相较，称之为五脏之脾更为名副其实。因此笔者认为，陶氏虚劳补脾汤中所用牛之脏器不可单 知用脾而舍胰。笔者在临床中，常据病之情，择而取之，效果颇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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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胰为葡萄状腺体，色黄白微赤，位于胃的后方，联于脾而贴附于胃、网膜，横于中而右下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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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8年12月底，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课题正式启动。1965年9月17日，由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等单位，共同完成了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实验的成功，使中国成为第一个合成蛋白质的国家。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，医用胰岛素，几乎都是从牛和猪胰中所提取。每一克胰岛素，要从7.5公斤新鲜猪或牛的胰组织中提取得到。动物胰的医用价值由此可见一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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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# 四、肝木畜犬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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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灵枢·五味·脏病者宜食》谓犬为肝病者宜食之畜，味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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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纲目》引《别录》谓狗“安五脏，补绝伤，轻身益气”；引弘景曰：“白狗乌狗入药用，黄狗肉大补虚劳，牡者尤其良”；又引孙思邈曰：“益肾”，“白犬合海鲂（时珍注为小鱼）食，必得急病”；又引孟诜曰：主“五劳七伤，益阳事，补血脉，厚肠胃，实下焦，填骨髓。和五味煮，空心食之，凡食犬，若去血，则力少不益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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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周易·说卦》谓：“艮为狗”。《周易集解》引《九家易》曰：“艮止，主守御也，艮数三，七九六十三，三主斗，斗为犬，故犬怀胎三月而生；斗运行十三时日出，故犬十三日而开目；斗屈，故犬卧屈曲也；斗运行四市，犬亦夜绕室也。火之精畏水，不敢饮，饮但舌舐耳，犬斗以水灌之则解散也。犬近奎星，故淫当路不避人者也。”又谓：“艮为山…… 为拘……其于木也，为多节。”。《周易集解》引虞翻曰：“指屈伸制物，故为拘，拘旧作狗，上巳为狗字之误。……阳刚在外，故多节，松柏之属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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狗肺，为《辅行诀》凝息大补肺汤中所用之畜肉，但据笔者现有本草及其他资料中，鲜有论及此物者，唯《幼幼新书》（南宋刘昉等所撰，刊于绍兴20年，即1150年）卷十六，引《婴孺方》白狗肺汤中用之，治小儿咳逆蠡呕，面肿涕出，胸满肺胀，短气肩息者，其方为：白狗肺一具，切，紫苑五分，清酒一斗，人参一两，乌韭一两，款冬花一两，细辛一两，桂心一两，白术一两，生姜三两，饴糖半斤，豉一升，甘草炙，一寸，麻黄去节，二分，吴茱萸半斤（一方无桂心，有杏仁七个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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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方称引自《婴孺方》，疑此《婴孺方》即孙真人《千金备急要方》卷五之《少小婴孺方》，但查现存世最早的宋本《千金方》中却无此方。宋本《千金方》刊于宋宁宗治平年间（1064～1068），早《幼幼新书》80余年问世，故刘氏所据当非是林亿等之宋本《千金》，刘氏所撰多有当时已佚失之方，其所载当是孙氏之别本。观此白狗肺汤，用白狗肺、清酒、生姜、饴糖、豉、杏仁（依“又”方），诸谷、菜、果、畜类之品，与陶氏治虚劳所用如出一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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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思邈素有系陶弘景替身之说，特别是以狗肺治疗属肺病之咳逆、短气、肩息，似是颇得陶氏道医学术思想的传承。孙思邈与陶弘景均是三教合一思想的道教医学家，都有丰富的养生药学基础和炼丹知识而不从政，应当对陶氏的学术思想易于理解和接收，不但有狗能“益肾”之说，而且有白狗肉不宜与小鱼同食的认识，应是对狗肉的性能有更深刻的认识，特别提出“白”犬不宜与小鱼同食，治肺病亦用“白” 狗肺汤，与陶氏“白狗乌狗入药用”说法一致，当是承袭了陶氏《辅行诀》学术思想的重要迹象，值得深入探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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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诜（621～713）亦系唐代人，少好医药及炼丹，与孙氏过从甚密，尝师事孙氏学习阴阳推步与医药，曾著《食疗本草》，所论狗肉主治亦与《辅行诀》用狗肺治虚劳相似，隐约可见由《别录》而《辅行诀》，而《千金》，而《食疗本草》，用狗肉的传承脉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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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畜之脏器，在诸家本草中多有论述，而独此被称为五畜肉之一的狗肺遭到冷落，虽所取甚博之《纲目》，亦是一字未提。此种现象确实令人难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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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认为出现如此奇怪现象，究其所以，当与本草学发展史的社会人文影响密切相关，是“狗文化”在本草学中的折射。因自唐代之后，乃至明清，狗肉一直被视为不宜食之物，其中既有宗教戒律的影响，也有道德意识的社会基础，还有官府政令的管制等因素。同时而动物的五脏对畜类生命的重要性，远远超过其骨肉肢骸等其他组织，而使食畜之脏器的罪恶将会更加一等，从而使食用畜之脏器的更为减少，对其药用经验缺乏，著本草者亦不乐意冒此不仁不法之违而引导使用畜类药。尤其狗和牛对人类有守家耕田之功，而此二畜之脏器也是本草书中记载最少的，这一情况证实，上述说法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当然这种情况仍不能圆满解释唯狗肺失载的具体原因。值得一提的是狗肺的颜色为浅红微黄而兼具黑色，而且俗有“狼心狗肺”之贬义词，狗肺之黑色，可能被视为不洁或凶恶之物而忌食之，以免助长人之恶习，是否与此有关，则有待进一步探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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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将有关历代食狗肉的情况简述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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狗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家畜之一。20世纪80年代，河南 舞阳贾湖遗址发现 10 座埋狗坑，说明人类养狗史至少有 9000 年以上。龙山文化遗址和殷墟均发现有大量被烧焦的狗骨，可证上古时代狗肉曾是人类主要肉食之一。在人类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兽类动物的名称的字，多有是反犬字旁者，如狼（狗系狼之变种，或与狐的杂交种）、狐、猴、豺、猪等，可证狗在兽类中的地位。《内经》将狗列为五畜之一，当是其地位显赫时期的遗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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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代以后，道教思想逐渐成熟，佛教亦传入我国而逐渐壮大，一些教规戒律日益完善，尤其是陶弘景时期，梁武帝肖衍崇佛，规定了戒食肉的律条，提倡素食，陶亦出身于不吃狗肉的天师道家庭，他本人更是当时的道教领袖，是一些教规戒律的制定者，对五畜肉药用的记载非常慎重，或者来自政治上的压力，在其药用上避开肉类，应是自然之举。但是《辅行诀》所记五畜肉的应用，是其前“圣相”伊尹《汤液经法》中之内容，文献意识浓厚，而且又被《陶名景评传》的作者钟国发先生誉为“具科学务实精神”的陶弘景，决不会埋没肉类的药用价值，附庸宗教的教条戒律，致使良方绝世。正因如此，《辅行诀》虚劳小五补汤后才出现了“今所录者，皆小汤耳。”“若欲作大汤者，补肝汤内加鸡肝……即成也。”此二段文字既不违规，又传承了经典的内容。可见陶氏此处措辞，用心之良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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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如此，陶氏去世之后，仍然因其倡导三教合一思想，且晚年皈依了佛教，而受到教内人士的非议，被视为异类而地位有所下降。这也应当是《辅行诀》问世后学术未得到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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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唐时期，以道教为国教，道教有三厌（即雁、狗、龟，厌为不忍食之意）之教条，同时禁食肉的佛教亦在盛行，素 食之风甚浓厚，问题是既然不提倡肉食，为何五畜中独狗肺在本草无有记载，而其他畜肉脏器除对牛的记载较少外，却不乏其说其实人们历来对五畜的喜恶感情不一，狗是人类的朋友，终生不离主人，所谓“狗不嫌家贫”，是忠的代表，还可以为人守夜防盗，人人皆有恻隐之心而不忍食之，故不食狗有其广泛的社会民意基础。而形成不食狗肉的民风，甚至以食狗肉为耻，从而有“狗肉不能上席”的俗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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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样，牛对人类也是有所贡献的，勤恳劳作，为人们生计卖力，人亦不忍食之，故在本草书中也少有记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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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上述宗教意识及道德意识的原因外，还有官府禁令的原因。如南宋代朱笠《曲消旧闻》载：“崇宁（宋徽宗赵佶的年号，即1102～1135年）初，范致虚上方十二宫神，狗居戍位，为陛下本命，今京师有屠狗为业者，宜行禁止。从此京师狗肉绝迹。”又如清朝时，满族人传说狗和乌鸦救过努尔哈赤的命，因而下令不许吃狗肉。由于官府严禁屠杀狗，一些以屠狗卖肉为生者不得已“挂着羊头卖狗肉”，以躲避官方追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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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上所述狗与人类关系的变迁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的，汉晋南北朝以来，随着道佛教规的和儒教纲常思想的影响，逐渐形成不食狗的社会习俗，因而会对狗的药用价值有所淡忘。秦汉之前，则对其无禁食的约束，甚至为主要肉食来源之一，故被《内经》列为五畜之一。从与《内经》时代相近而且学术相关密切的《周易》中，可以看到当时对狗的性能的研究已非常深刻，已明确指出“艮为狗”命题，为狗的药用价值和药理作用的研究提供了线索和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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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学认为，艮为八卦之一，方位在东北，时间对应大寒到立春之际，其象为山（艮为山）。东北为阴之尽处，阳出之地，十天干癸甲之间，乃“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”，为上一年或上一日的终止，下一年或下一日的开始，以前进为阳，后退为阴，故为阴尽阳出的时位，对应六气则为厥阴风木，为十二经之手厥阴心包与足厥阴肝，以五行五脏归类则当属肝木。狗孕三月而生，可与五行之木生数为三相类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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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“木曰曲直”而狗卧为屈曲之状，屈曲为关节之动态，与伸直相对，其伸直为起立之象，曲直为动物肝木所主筋的作用。如手指之屈伸手持物使之不动，靠关节筋脉的运动，故卧则屈曲，立则伸直的狗可类比艮卦，而艮卦又为门阙（阙为两扇门之间闲庭），为出入进退之枢纽，理通于人体之厥阴为枢之说。其退则为守，故狗性守而不易主；艮退则为坎水之位，手厥阴心包属火，故狗畏水；艮进则为震位，“震为雷”，“动万物者莫疾乎雷”，狗可连续奔跑几十公里，而以速度之快被人称道，此善跑之性可与五行属木之雷比类。狗具备这些先天特性，以五行归类属木是理所当然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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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《辅行诀》中作为五畜之一的狗，却出现在治肺劳的凝息补肺汤中，而非是治木病的肝劳方中，以该书和理论，应是“金木交互”法则的体现。此法则源于古天文学中的地球自转形成昼夜（详见《伤寒论阴阳图说》），为易学中重要的理论特点之一，其实《周易·说卦》中论先天八卦位的“山泽通气”一语，亦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金木的关系。所谓山，即地形之隆起而上交于天者，属艮卦而定位在西北，我国西北多高山，昆仑为我国江河之发源地，其气候寒燥；而泽则是水之聚于地上而布散滋润者，属兑卦而定位在东南，我国东南多沼泽，江河由此流入大海，其气候多湿热。山泽通气，是讲虽在西北方位多山之艮，与在东方多沼泽之兑，有高下方向与寒燥湿热气候之别，但二者的湿度和 温度，是互相影响和相互交通的。这是“变化既成万物”的根本原因。水之上源不足则沼泽干涸而不能润泽，沼泽水湿缺乏则不能蒸化使地气上升而水源不足，这种现象可作为山泽通气的一种解释。由于西方属金，东方属木，故也可视为金木交互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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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脏象学说中，肺属金，肝属木，狗既有良象，其性亦当与肺金有关。同时狗还有害怕烟火的特性，也切合狗具金性的特点。它反映在生理特性上，主要表现在属肺窍的鼻，鼻是嗅觉器官，狗的嗅觉灵敏度冠诸畜之首，是人类的16倍，尤其对酸性物质的嗅觉要高出人类几万倍，警犬可辨十万种以上不同的气味，辨路途、方位、猎物、食物等都靠嗅觉完成，同时也以此弥补了其眼的视觉、舌的味觉迟钝的不足。其视觉只及人类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，视野不超过50米，只限于正前方向，而且还是色盲，可以说狗的生活完全依赖鼻的功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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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因如此，《辅行诀》用对生理功能极其重要的狗肺，治疗肺功用衰极的劳损病是有其物象和易学根据的。狗对酸味的特殊敏感，也可能是《灵枢》视其味酸的重要原因，而酸味正是肺金之用味，也正是补肺取味之需，切合按味用药的法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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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### 五、心火畜羊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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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灵枢·五味·脏病者宜食》谓：心病者宜食羊，味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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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纲目》引《别录》谓羊肾“补肾气虚弱，益精髓。”引《日华》谓羊肾“补肾虚耳聋，阴弱，壮阳益胃，止小便，治虚损盗汗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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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周易·说卦》谓：“兑为羊。”又谓“兑以说之。”又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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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说言乎兑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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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纲目》引董子云：“羊，祥也。故吉礼用之。”又引颂曰：羊肉“《本经》云甘，《素问》云苦，盖《经》以味言，《素问》以理言，羊性热属火，故配属苦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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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说文》谓：“美，甘也，从羊，从大，羊在六畜主给膳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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羊是人类驯养为家畜早的畜类之一，为龙山文化时代初期，从西亚引入我国，距今已有4500年的历史。它初生即知“跪乳”；性情温顺善良，活泼而爱洁净；其肉味鲜美，鲜字本由鱼、羊二字组成，人多喜食之，为人们寻常肉食品类，并为祭祀所用之重要牲畜之一；外柔内刚而好斗；喜燥恶湿，怕下雨，遇下小雨即匆匆逃避，过度潮湿则易患病晕倒；未时撒尿较多（据云其尿可治风惊病）；性成熟较早，繁殖力强，5～6月龄则性成熟，6～8月龄即可交配，孕四个月即产，（绵羊）交配时间在早6点半至7点半最多，下午和黄昏时次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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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羊的种种特性应当是先民对其性能认识的根据。所谓“跪乳”，是指羊出生之后，向四方叩头，然后才会站立吃乳，人们认为其有报天地造化生育之恩，具有礼义廉耻观念而被人所崇；其性温良，甚至“执之不鸣，杀之不号”，又好斗之外柔内刚，是善于和平共处而有正义感；爱洁净为美的象征；吃草而好容易喂养，但肉味鲜美。总之是人们甚是喜爱的家畜。人们喜爱羊的心情，如同中秋收获粮食一样喜悦，故将其列为兑卦之畜，因兑之义即喜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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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古代说与悦通用，心中的喜悦可通过言语表达出来，言语要用口说出，故《周易》又有“兑为口”之辞。因为“言为心声”，悦即兑加心字旁，故属兑卦的羊，也可属心。心在五行属火，在志为笑，火性热，羊活泼而肉性热， 故《内经》称其为心畜而属火。五味中苦先入心，故称其味苦。羊喜燥恶湿畏水，亦是五行中水克火的现象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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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氏固元补肾汤中用羊肾，所取乃水火既济之理，肾水的正常功能需要心火下潜才能完成，故取火畜羊之肾以助益之。而羊的肾功是比较强盛的。肾主精，主生殖，羊之性成熟早，繁殖力强，是很好的说明。尤其是其交配时间多在卯时和酉戌时（下午和黄昏），而十二支中之正东（春木）和正西（秋金）时位点上，卯和酉，分别配属木和金。《内经》谓：“金木者，生成之始终也。”可知卯酉之时，是金木有形之物的开始到终结的时间。因为金木可以互易，故可以说木（金）和金（木）是有形的开始。动物之交配活动，是雄性的精子和雌性的精血结合，而形成新生命的开始。同时由于羊所属的兑卦，正是配属西金秋时位（或东春木）时位，在此交配可以说是顺其自然之道，符合万物生命之开始的规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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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问：“在十二生肖中，羊配属于未，而未在五行中属土，羊排溺在未时较多，又将作何而解？是否与羊属火之说相互矛盾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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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曰：易理有六合之说，其中午与未合，合化为土，此与《辅行诀》火土一家，心胃同治之理相通。故未羊固然属土，亦可属火，二者并不矛盾。羊在未时多溺，可以午时太阳当令之时，在下浊阴之尿可藉阳气之盛，化阴水而排出来解释。同时也可以水土同德予以说明，水性趋下，而被土之渗湿功能容纳其中，换言之，水液之存储和布散，要靠土之包容和健运来完成，水土二者共同完成。（膀胱）排泄于外（下），亦必得土之渗入散出始可形成。故储藏于肾（膀胱）之尿，至属土之未时，藉其当令之土气，排而出之而见多溺。此亦土主其他四行之具体表现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