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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 药性探真》第一至三章

第一章 五脏补泻草木方例用药释义

药物味属的五行互含，是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》（下简称《辅行诀》）主要学术特点之一，它是在《内经》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，用取象比类的方法，对所用药物性能的概括和归纳。

具体而言，药物的味属是根据药物的散、软、缓、收、坚的功用，分别概称辛、咸、甘（淡）、酸、苦五（六）味。而此五味中之辛，与四季之春天阳气宣发温和，植物的生发萌动之象比类；咸与夏季之水火蒸腾，植物得以润泽，枝叶柔软繁茂之象类比；甘（淡）与长夏之湿热蕴涵绵延，植物雍容舒缓之象类比；酸与秋季清肃凉爽，湿热收降，植物成熟收割之象类比；苦与冬日水火内潜而寒凝冰坼，植物之坚闭入藏之象类比。这些味与自然现象的类比，是五味从属于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五行的根据，使五味有了其五行属性，即辛木、咸火、甘（淡）土、酸金和苦水。这种药物效能所规定的五行属性，是药物作用的主要方面，故某味即某行所主，如辛为木所主，咸为火所主等。

然而药有万种，味只五类，一药又可兼数味而有多能。其物种基质、生成的自然条件、生长习性、品物形态、药用部位、炮制过程、口尝味道、色泽气息、特别性能等方面的差异，是形成药物味同功异的根本原因。因此在医哲五行分类的基础上，各行再分化出五行味属的方法是必要和可行的。这种分类方法，可以表示同类药物之间的性能和功效的差别，是药物学以五味为中心理论体系基础上的深化，是由综合法向分析法进步的尝试，对理解药物味同功异区别使用的问题有所助益。

由于脏象、六淫、七情学说都可以用五行学说归宗，脏气法于四时之气的理念是脏腑辨证的基础，六淫之邪即四时不正之气，情志活动即五脏之气盛衰的表现，因此人体病证亦不外五行生克制化的失常而有所偏颇，药物对某种病证的功效，亦可认为是其五行特性的作用，据此而确定其五行名位。

陶氏手订《神农本草经》（下简称《本经》）之后，晚年又推出此更为深化的学说，应当说是一种进步。正是这种五味五行互含理论，丰富了陶氏体用化的医哲学术思想，成为经方组方用药规律的根基之一，在当今中医理论研究进退维谷的时期，对启发中医方药学的研究思路，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价值。掌握陶氏药物五味五行互含位次名目，对理解《辅行诀》补泻方例君、臣、佐、使的按需所取，有决定性的作用；同时对《辅行诀》与《本经》药物味属记载有所差别的情况，也有了比较合理的解释；并且对药学的五味理论的提高和发展有所裨益。

本章对《辅行诀》五脏补泻方例所用诸药，依拙作《〈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〉整订稿》（见附篇）五味五行互含名位推论，参考《本经》和《名医别录》（下简称《别录》）为主，旁及《本经疏证》（下简称《疏证》）、《本草纲目》（下简称《纲目》）等诸家本草相关内容撰成。间有参考其他论著处，文中亦予以标出。

第一节 肝木辛味门

肝法于春，其气温而宣散，主风，性疏泄，喜条达而恶抑郁，位在胁，在体为筋，其德散，辛者能散，为肝所主之味，即肝之用味。

辛味又为脾之体味，所谓脾之体味，实际上是辛温散之性在脾的体现。脾土为纳散水湿之所，水饮、津血、精液皆水湿之类，即所谓脾散精，运化水湿的职能要靠辛味之疏散来完成。

辛味又为肺之化味，所谓肺之化味，实际上是辛味宣泄舒达作用在肺的体现。肺主一身之气，司呼吸，为水之上源，主皮毛，为维持人体新陈代谢的重要脏器。浊液、废气、糟粕的排出，要靠辛味之宣泄来完成，如二便和汗液的排泄、呼气功能、气机的舒畅等，都是肺脏或其腑所司，这些功能不济则陈腐不去，而新气不生，所谓“辛者，新也”。肺气化象于秋，万物成熟之时，植物新的果实成熟，莫不符合于此，此即肺之化味为辛之据。

一、桂枝（木中木）

《本经》谓牡桂：“味辛，温，主上气咳逆，结气，喉痹，吐吸，利关节，补中益气，久服通神，轻身不老。”

《别录》谓牡桂：“无毒，主心痛、胁风、胁痛、温筋通脉、止烦，出汗。生南海山谷。”

《本经》谓菌桂：“味辛，温，主百病，养精神，和颜色，为诸药先聘通使，久服轻身不老，面生光华，媚好常如童子。”

《别录》谓菌桂：“无毒，生交趾、桂林山谷岩崖间，无骨正圆如竹，立秋采。”

此药在《本经》《别录》中均称之为桂而有牡桂、菌桂之别，皆载其性味为辛温。《别录》载前者“生南海山谷”，后者“生交趾、桂林山谷岩崖间”。《唐本草》已另出桂枝一项，谓其味甘辛。

《别录》牡桂主治文中有“胁风”、“胁痛”、“温筋”、“出汗”等；《本经》主治文中有“主百病”、“为诸药先聘通使”。《吕氏春秋》谓：“桂枝之下无杂木”。《纲目》引《雷公炮炙论》云：“桂钉木根，其木即死”①；又称“《尔雅》谓之梫②者，能侵害他木也”。《本草经集注》云：“桂得葱则软，树得桂则枯”。

〔脚注〕①桂为丁，以钉木中，其木即死；②梫，肉桂

《别录》主治文中病位之“胁”为肝之位；病状之“风”，为肝之邪；所温之“筋”，为肝之体；可使汗“出”，均肝之病。

《本经》又谓“主百病”、“为诸药之先聘通使”，《纲目》引宋朝经学家陆佃（1042～1102，字农师，越州山阴人，北宋神宗时为尚书右丞）所著名物和训诂书《埤雅》云：“桂犹圭也，宣导百药，为之先聘通使，为执圭之象也”。圭为古代帝王或诸侯在举行典礼时拿的一种玉器，可以区别爵位的等级。执圭，亦为爵位名称，陆佃所云之意为桂可宣导百药，如同执圭的通使，言其适用范围之广，并有一定的权威，是百药的控制和支配者。这也应当是《伤寒论》中由桂枝为主的桂枝汤被誉为群方之冠的缘由之一吧。

纵观上述资料，可见桂之辛，为肝所主之味，主治病证在肝木，其对诸木具有统摄和决定的作用，虽说如此，仍有其克星，如陶氏所云“桂得葱则软”，葱当是其克星。葱是五菜之一，为肺金之菜，可使桂变软，乃肺金克制肝木之象。桂在木中位同霸主而受克制于肺菜，可见其为属木而纯正者，五行互含名位为木中木甚当。

《唐本草》中桂枝已与桂分论，言其味甘辛，甘为脾土主味，故桂枝又可属土；《唐本草》牡桂主治文中有“补中益气”，谓桂味“甘辛”，主治中有“温中”、“心腹寒热冷疾，霍乱转筋”等中土之证是其征。《辅行诀》阳旦汤以桂枝为君，而该方为阳土剂（详见《伤寒论阴阳图说》学苑出版社，2008），可佐证其理。《本经》牡桂主治有“心痛”、“通脉”、“止烦、出汗”，仲景治胸痹方用之，现代多谓其能振奋心阳，其皮色赤紫，其性温热，又当与心火密切相关，可类属心火。既有治中土之功，又具疗心证之效，其五行互含之名位又可称之为土中火。

桂的药用历史悠久，使用范围广泛，有“百药之长”之誉，为经方用药为数不多而又极其重要的药物之一。但是由于其品种多多，产地不一，所用桂皮有干枝、老嫩之差，“去（粗）皮”与否之别，采集时间的不同，各个历史时期诸家应用传承和使用经验的异同，以及文献资料传抄的舛错和佚失，历代医家和整理文献者的认识和理念的革新，乃至因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所致的物种变迁等方面的原因，导致经方中桂的名实问题的困惑，尤其在桂枝的“去皮”与否，用嫩枝抑或用干皮去粗皮？至今仍是莫衷一是，各种说法争奇斗艳，论讼不已。比较有说服力的论据莫如出土或现存的古代实物。

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极少。马王堆1号汉墓（公元前168年葬）出土的小片桂实物（浙樟），为已去皮的板状桂皮。又有资料说日本奈良时代的756年，孝谦天皇把从唐进口的桂心等药物献给东大寺，现存的当时进献目录上载有桂心的名称，其实物至今仍保存在正仓院，调查实物的结果为大小不一的板状或管状桂树皮，而且都削去了木栓层（外粗皮）。

笔者认为，经方中桂类药名有桂、桂枝、桂心之不同，现存文献中的名实已不易准确认定，有待日后出土文物或资料证实。其中桂为桂类药的统称，包括桂枝和桂心，桂心包括桂树的枝条皮去外粗皮者和树干皮去粗皮者。

桂枝之名出现很早，《吕氏春秋》（成书于前239年）“桂枝之下无杂木”一语可证。此固然是说桂的枝叶所荫之处无杂木生长，意不在桂枝的药用，但至晚在陶弘景时代已作药用了。《唐本草》桂项下云：“今案，桂二种惟皮稍不同，若菌桂老皮竖枝无肉，全不堪用，其小枝皮薄卷乃二三重者，或名菌桂，或名筒桂，其牡桂嫩枝皮名为肉桂，亦名桂枝，其老者名牡桂，亦名木桂”。“此二种”指菌桂和牡桂，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牡，畜父也，从牛，土声”；“菌，蕗。从竹，雨声。一曰博棋也”。《本经集注》中的牡桂所指为不结果实的桂，畜父即雄性的牲畜，树亦有雄雌之分，不结果者为雄，即牡。菌蕗为细长节稀的适于造箭的竹子，菌桂当指形象这种竹子的桂。《唐本草》菌桂项下已云“今俗中不见正同如竹者，唯嫩枝破卷成圆犹依桂用，恐非真菌桂也。《仙经》乃有用菌桂，云三重者良则判非今桂矣，必当别是一物，应更研访。”桂皮卷成圆筒状，则非嫩枝皮不可，老枝或树干之皮不可卷成圆筒状，更不可卷成二三层之筒状物。可见唐初即有嫩枝皮作药用者，但仍不是唐前之菌桂，似是今所称之肉桂。经方中桂枝究为何物，仍不能十分确定。

笔者认为不易确定的问题不必苛求，立足现实，观察现用品物的临床实效是最重要的。一般而言，现代所用的桂确是气芬芳而味甘辛，桂枝味薄而肉桂味厚，桂枝治上发表，肉桂温下治里是有效的，正符合《内经》“气薄则发泄，气厚则发热”之训和“本乎天者亲上，本乎地者亲下”唯象学理。同时古今环境和生活习惯的变迁，人的病证亦不会一成不变，因此，即便现代通用之桂类非确是古代经方中所用者，也与事无妨。刻意追求经方桂类的名实，倒不如在临床实践中多费些精力价值更高些。

二、姜（生姜木中火、干姜木中水）

《本经》谓：“干姜味辛，温，主胸满，咳逆上气，温中止血，出汗，逐风湿痹，肠澼，下痢，生者尤其良。久服去臭气，通神明。”

《别录》谓“干姜大热，无毒，主寒冷腹痛，中恶，霍乱胀满，风邪诸毒，皮肤间结气，止唾血。生姜味辛微温，主伤寒头痛，鼻塞。咳逆上气，止呕吐。生犍为川谷，及荆州、扬州，九月采。”

姜原产于热带多雨的地区，现国内中部、东南部、西南部及山东省均有栽培。姜的生长对湿度、热度和土质的要求甚是乖舛，长期干旱则茎叶枯萎，姜块小而干瘪，水湿过多，排水不利则徒长而姜块腐烂；遇霜冻则枝叶枯死，姜块不长，高温则姜块亦不长，故夏须予遮荫，秋热则无姜；植于腐殖多的黏土沮洳之地则姜块产量高，但姜辛味淡，植于腐殖少的沙燥地，则产量低，但姜辛味浓。

农历四月取姜母种之，五月生苗，苗生四至五个叶时，将母姜块取下，谓之老姜，至中秋前后，新姜开始长出，谓之子姜，因姜芽色紫，故又叫紫姜。霜降时则枝叶枯萎，姜已辛味浓厚，可作姜母，来年作种用。前此之姜嫩，亦可采收，但辛味不浓。

姜气芬芳，味辛辣，孔子《论语》中即有“不撤姜食，不多食”的记载，对食姜的利弊有了深刻的认识。《吕氏春秋》有“和之类者，阳朴之姜”，可见先秦时期对姜的质量，已有了蜀地阳朴产者为优的认识。《本经》中已提出姜“生者尤良”，可知汉代早期药用虽仍生干相混，但已有了生干分途的萌芽，《伤寒论》中生姜和干姜已分用，说明汉末对生、干姜的药用不同已有了成熟的认识。《别录》中已将生姜从干姜条下分离出来，是对《本经》时代生、干混用和分用对比使用经验的总结，是临床实用的需要。《辅行诀》中生、干姜不但分别使用，而且理论升达到了二者五行互含位次各异的高度，把生姜定为木中火，干姜定为木中水。

姜无论生干皆为辛味，属性为木无可异议，二者分属火水不易理解，况且传统认识多以姜色黄治脾胃病而属中土药，与火水不谋，陶氏是如何推论的？值得进一步思考。

首先应当说姜属脾土药亦与理不背，但却与陶氏以本脏用味为属性之制不符。姜味辛，脾土之用味为甘，辛乃脾土之体味，肝之主味。陶氏是以火土一家，心主火土和水土合德理念而论姜的五行互含属性的。关于心主火土的命题，拙著《伤寒论阴阳图说》和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》（学苑出版社，2009）中已有详说，有兴趣者可参考有关章节，至于水土合德的理念，在此简要说明如下：

五行之中水土的关系至关重要，二者必须相辅相成，互相协调，合力为一才能对世界万物有所恩泽，即所谓水土合德。二者的关系并非仅有相互制约的方面（土克水）。如胃土能纳水谷而消磨，脾土能渗湿而健运。所纳之水，所渗之湿皆为水气之属耳，而由肾主，水为肾所主而收纳于胃；精为脾土所健运之水谷精微所化，而肾为藏精之所；肾之腑膀胱系州都之官而为出水（溺）之道，溺为胃所纳水之浊者；肾水之功在于润泽，而水精四布之施在于脾之散精。脾肾之间这种我中有他、他中有我的密切关系，是维持人体造化，水液代谢正常的重要因素，即水土合德。在《辅行诀》中，甘味既是脾之用味又是肾之体味，将水土合德的理念不着痕迹地概括于斯，真乃大音稀声、大象无形之手笔。

由于《辅行诀》中贯穿着火土一家、水土同德的理念，在姜的五行互含归属方面，不依土论亦有至理在焉。但是如何将姜一药两位而置，不妨进一步推而求之。

众所周知，《本经》姜是不分生干的，不过也确有“生者尤良”一语，陶氏所附之《别录》中已有生姜一项。《本经》谓姜“久服去臭气，通神明”一语，可能是陶氏将生姜视为木中火，干姜视为木中水的根据之一。臭气为腐败污浊之气，肾气腐，浊阴之气走下窍，肾司二阴，位于下焦，屎、尿、虚恭均污浊臭气之物，干姜功在理中下二焦，当有肾水下趋之性；心主神明，开窍于舌（舌非窍，当为开窍于口，舌在口中，口为脾胃之窍，符合火土一家之说），位于上焦，神明乃清阳之气所钟，口舌之津，亦为清甘之物，清阳走上窍，生姜味清淡爽口提神，功在中上二焦，当有心火炎上之性。

生、干姜之别，在于生者长于走表趋上，发汗散外寒，通鼻塞，止呕吐；干姜守而不走，长于温中下治内生之虚寒，止泄蠲饮，胸满咳逆上气，止唾血。

汗为心液，鼻为肺窍，发汗即散心液，通鼻塞即宣肺壅，呕吐为胃气逆走上焦，止呕吐即清肃逆于上焦之邪，亦即振奋心肺正气，称生姜为木中火，正是火土一家之标榜。

元阳藏于肾水中，动则为相火，阳火发热，肾水中之热化则为湿热而居土中，故有土中之火为相火之说。肾中阳热不足则生虚寒，阳不化水则为饮；土中火衰则泄利；饮凝而为寒痰，上入于肺受热则为热痰；痰壅肺气不畅则胸满咳逆上气；唾为肾液，肾中阳气不足，唾液失其恋系不能摄藏，挟血上泛从脾土之窍口中出而为唾血。干姜主证多与肾胃有关，即所谓“肾者，胃之关”，称之为木中水，正着水土合德之理念。

干姜和生姜本出一物，生姜嫩而所秉天地气化不全，肝主之辛味淡薄；干姜为老姜之干燥者，秉天地之气化足，老尔弥辣，辛味浓而厚。由于气之薄厚不同，所趋上下表里各异，而分属木中火和木中水。

五行之中，水火本是一对阴阳，是一温度和燥湿度的问题。如把水火看作一个太极，则火在上为阳，为热，为天气，水在下为阴，为寒，为地气；天气主寒热，地气主燥湿。

五脏之中，心与肾所系之经脉均名之曰少阴。手在上应心，心为在上主火为阳脏，阳多阴少则其经脉名手少阴；足在下应肾，肾为在下主水为阴脏，阴多阳少当称足太阴，但地气服从于天气，天地之气阴阳反作（详见《伤寒论阴阳图说》），故亦依阴少阳多论，而其经脉名之曰足少阴。同名少阴而有手足水火之别，显示了阴阳的对立统一。

姜的生成所秉天地阴阳之气的乖舛现象，正是生干分用的根本。生姜禀夏火之气生苗，须遮阴而长，收采于秋分前后，得姜之本气不全，辛味少而气薄而性温，老姜成于晚秋，收采于霜后，得本气全而辛味厚而性热。姜块之辛味成于秋，秋气主燥（天湿地燥），姜块喜燥恶湿，《辅行诀》秋金之化味正是辛，姜所主证中属肺、阳明燥金之经（足阳明经胃，手阳明大肠）属痰湿水饮者亦复不少，此中格物知性之药理观和天人合一之辨证方法，颇是值得令人深思。

另有一生活小常识亦可证姜块喜燥恶湿之性。生姜不易保鲜贮藏。将鲜姜块插在大枣树枝的棘刺上，姜块可冬不冻，夏不烂，风不干，色转碧，味更鲜。究其理，枣树抗旱力强，农林家有“淹梨旱枣”之谚，枣树逢雨水少之年则结果多，正与姜喜燥恶湿相合。插姜块于枣针上，姜可借枣树之燥气以承其生气而不干不腐，日久则色呈浅绿，味更鲜美。

三、附子（木中土）

《本经》谓附子：“味辛，温，主风寒咳逆邪气，温中，金疮，破癥坚积聚，血瘕，寒湿痿躄，拘挛膝痛，不能行步。”

《别录》谓附子：“甘，大热，有大毒，主脚疼冷弱，腰脊风寒，心腹冷痛，霍乱转筋，下利赤白，坚肌骨肉，强阴又堕胎，为百药长，生犍为山谷及广汉，冬月采为附子，春采为乌头。”

附子多生于南方，喜温和湿润的环境，怕高温和水涝，宜在肥沃的砂质栽培，忌连作，在此诸多方面与姜有相似之处。

附子以四川江油市（原江由县）所产者为道地品，该地种植附子有近两千年的历史，以彰明镇产者质量尤属上乘。传统技术为每年冬日下种，次年出苗，7月初采收，若逾期不收，则附子根块会自行腐烂于地下。同时，采收后二至三天内若非是连日晴天暴晒，则附子亦会烂掉，俗有‘过夜烂’之称。

他处所种植者，种植采收时间不如此严谨，一般在立冬后取种块植入或沙贮育苗，次年春移苗，6月下旬到8月上旬，最晚在8月中旬采收，采收稍晚可提高产量。他处所植附子，虽无逾期不采收则腐烂的特性，但其药能性质则大显逊色。

附子生长采收的时间特点，表明其生成过程与天地阳气渐长同步。种植于冬，采收于夏（或早秋），由冬至夏接受了自然界由冷渐至热极的全过程。尤其江油的种植采收时间，几乎是完全符合阳气由初生到至极的时间规律。《周易》理论有“冬至一阳生”和“夏至一阴生”之说，冬至和夏至分别是大地接受太阳光热最少和最多的时间，附子在其时发芽、生长、繁茂乃至药用根块的成熟，恰恰经历了这一时期，正是附子“物竞天择”，纯阳大热之性的形成，正与自然界阳气渐增过程同步，真可谓天之阳气微，则附子之阳性弱，天之阳气盛，则附子之阳性强，其性得天阳之气而雄厚，当是附子有天雄名谓的原因吧。

江油附子采收于七月上旬，正是立秋前之暑季，而小大二暑节的实际气温，高于阳极阴生的夏至。太阳光热最强的夏至日，气温不如立秋前的暑日高，是因大地有积蓄热的作用所致（详见《伤寒论阴阳图说》），暑乃湿热兼挟之气，在四季中的夏季末段，即由夏至到立秋阶段。在季节五行学说中，称之为长夏，配属于土，在《内经》脏象学说中为脾之象。根据脏气法时的原理，可以认为脾之气亦是湿热兼挟。

湿是水得热而气化的现象，热是火的作用和能量，有一分水可化一分湿，有一分火即发一分热。脾本主湿属阴，所系之经脉名为太阴，太阴者，大阴之意，故脾为三阴长，至阴之地。阴气最多处之热，由于水中之火而生，为阴中之火。此火潜藏于肾中，即肾中之真火（元阳，命门之火），动而外显则龙雷之火（贼火，伤人之火），用于脾中则为相火（相辅心君之火）。

江油附子采收于长夏，禀暑热之气雄厚，得脾土之气最全，此时已是“一阴生”的夏至日后之二节，阳有所消，阴有所长，乃阳中有阴之时，附子亦当如是，为阳多阴少之体，称其大热则可，谓其纯阳则非，《别录》附子主治文中即有“强阴”之说。此“阴”固然可理解为阴器，强阴为增强性事能力，但性事能力的增强，没有阴精血液的充沛是不可能达到的，故附子虽以助阳称著，亦有强阴的作用。

或问：脾气法于长夏，经脉称太阴，太阴为大阴，附子当其时而成，何不为阴寒之性，而为大热？答曰：此是由于天地气，天气为主导，地气从之，天地之气，阴阳反作，水为地之阴气，视为天之阳气（详见《伤寒论阴阳图说》）。

《本经》谓附子味辛，温，功用有“温中”一项，《别录》谓附子味甘，大热。主治文中有“心腹冷痛，霍乱转筋，下痢赤白”等中焦脾胃证。

附子成熟于脾土长夏之季，主治多种脾胃之证，味辛为肝木之主味，味甘又为脾土所主，尽管其皮黑质重，有当归属肾水之嫌，但核之以“水土合德”之理念，陶氏将其命名为木中土药，也是顺理成章的。

《辅行诀》中泻脾汤中以附子为君，干姜为佐臣（与君药药量相等、味相同者，即佐臣），是把附子列为木中土，干姜视为木中水药，可见陶氏姜水附土的理念。同样，治外感天行之小玄武汤（与仲景真武汤同）亦姜附并用，玄武乃镇水之神，属肾家方剂。其中干姜用量三两，附子用量一枚，据陶氏《本经集注》“附子，乌头若干枚者，去皮竟，以半两准一枚”计，则干姜用量六倍于附子，干姜为玄武汤之温药之重昭然若揭。但是，在现诸传抄本《辅行诀》，外感天行六神方小结均有“玄武者，温渗之方，以附子为主”一句，有与陶氏干姜为木中水，附子为木中土理念不符之嫌，“附子”当是“干姜”之误。

四、细辛（木中金）

《本经》谓细辛：“味辛，温，主咳逆头痛，脑动，百节拘挛，风湿痹痛，死肌，久服明目，利九窍。轻身长年，一名小辛。”

《别录》谓细辛：“无毒，温中下气，破痰，利水道，开胸中，除喉痹，龜鼻，风痫癫疾，下乳结，汗不出，血不行，安五脏，益肝胆，通精气。生华阴山谷，二月、八月采根阴干。”

细辛，为马兜铃科多年生草本植物，以其形味得名，《本经集注》云：“今用东阳（今东阳市，在浙江省东南部）、临海（今浙江有临海市，由台州市代管）者，形段乃好而辛烈，不如华阴（华山之阴，今华阴市，在陕西省，位秦、晋、豫结合部）、高丽（韩国历史上‘后三国’所改之国号）者”。宋代《本草图经》载：“今处处有之，然它处所出者不及华州者真，其根细而味极辛，故名之曰细辛”。现代以辽宁所产者为优。

历代本草中多有记载药用其根部，二月、八月采根阴干用。《本经集注》云：“其根物多以二月八月采，谓春初津润始萌，未冲枝叶，势力淳浓故也。致秋则枝叶就枯，又归流于下。今即验之，春宁宜早，秋宁宜晚，其花实茎叶，乃各随其成熟耳”。

该药口尝味辛麻舌，属肝木无所异议，但《辅行诀》将其五行互含属性定为木中金的道理，尚须推敲。

《本经》谓细辛“主咳逆、头痛、脑动，百节拘挛，风湿痹痛，死肌，久服利九窍，轻身长年”。

《别录》谓主“温中下气，利水道，开胸中，除喉痹，龜鼻，风痫癫疾，下乳结，汗不出，血不行，安五脏，益肝胆，通精气”。

上述诸证，除咳逆、喉鼻之证、汗不出系肺或肺之窍及其所主之卫气有关外，他证似与肺金无关。但是其他病证，亦不外气血津液的运行不畅之证，而肺主一身之气，气血津液运行不畅，亦可与肺有关而咎于肺金。如肺主肃降，气之不下，可责在于肺；肺为水之上源，水道不畅，有因于肺者；气为血之帅，血之不行有因气之不行者；胸为肺所在之地，胸中气结、乳结不下可因肺气之不通而成；它如头痛、痹痛、死肌、癫痫风疾、九窍闭塞、精气不通等证，亦可是风寒痰血、水湿壅塞脉络官窍所至，可与肺相关。细辛气味芳香而辛烈，可畅通气血，温化痰饮，治咳嗽痰喘，称之为木中金名副其实。

细辛之所以有木中金之性，笔者认为还与其形体有关。细辛为多年生草本植物，根茎直立或横走，李当之云：“细辛一根一叶相连”，雷公云其“凡使捡去双叶，服之害人”。一般而言，植物多是一根多叶，但此物却一根一叶，甚是特异，偶有二叶者，则被视为“非伦”，与正常者不相当而不入药用。

植物之根大者多是叶小，根细小则叶阔大，根把从土壤中所吸收之水分养料上输干枝及叶，叶子将生长过程中所生之废气（氧气）排出，并吸收空气中有用之气（二氧化碳），根与叶是维持植物新陈代谢的重要部分，类比于人，则肾如根，肺如叶。

细辛之根细，叶较阔大，叶柄可长达3～18厘米，叶片呈肾状或心形，长4～10厘米，宽4.5～13.5厘米，寇宗奭曰：“叶如葵赤黑色”，如此根细小叶阔大的形态，说明细辛药用性能的形成，与叶之关系尤大，况且其采时在叶未长和叶已枯之二月或八月，叶之气质多收藏于根中即药用部分之根，多含肺金之气质，其味辛属木，含有较多的肺金气质。由于叶可类比肺金，故细辛的五味五行互含名位当为木中金。

第二节 心火咸味门

心气法于夏火，其气热。水至柔至软，受热则化为湿气而蒸腾，极则水竭而燥。水聚则咸，虽寒亦不凝固（如海水之咸而不凝）。心主血脉，性显明，其德软，贵流动而不止，位于胸，在体为脉。脉中之血，本涵营载养之液，与水同类，咸者能软能润，使脉软而血流不息，故为心之主味，即心之用味。

咸又为肺之体味，所谓肺之体味，是咸软之性在肺金的体现。肺属金而居上焦，其气凉，湿气如雾而为水之上源，为肾水所生之处。水就下之性要靠肺金肃降之气以实现，因热湿化之水，得其趋下之势而归于肾。换言之，肺中之水因咸而不凝而下流，为其气肃降之重要根据，故咸为肺之体味。

咸又为肾之化味，所谓肾之化味，是咸味软坚之性在肾的体现。肾主闭藏，水坚闭内藏则不流而外燥，火坚闭内藏则外寒内热，故肾之气化为水火潜藏，然水不流生咸，火潜藏生温，咸温之水不凝，不凝之水性润泽，乃肾家气化之常，是故咸为肾之化味，咸者能润，即燥极则润之理。

一、牡丹皮（火中火）

《本经》谓牡丹：“味辛，寒，主寒热，中风瘛疭、惊痫邪气。除癥坚瘀血留舍肠胃。安五脏，疗痈疮”。

《本经》牡丹之味非咸，所见其他本草书中也无味咸的记载，陶氏定为咸味，而且居火中火之位，作为咸味之主。陶氏谓牡丹味咸且属火中火的根据应该是《本经》牡丹主治符合咸者能润，润则柔软，心德在软及火土同治的理念。

《本经》牡丹主治文可分三句读。主寒热，中风瘛疭、惊痫邪气为一句，其中寒热一病，在《灵枢》中有专篇论述，有皮寒热、肌寒热、骨寒热之分。皮寒热有鼻口干燥，汗不能出症状；肌寒热有毛发焦而唇槁腊，无汗出症状；骨寒热有焦虑不安，汗出不止，重者（死证）有牙齿枯槁。诸症状均为寒热毒气留于脉而不去，致使缺乏津液，甚或枯竭之燥证，其治法当用能润之咸润药。牡丹皮能治诸证，即可称其味咸。

古代的中风病是指风邪所致的一类疾病，它非单指如现代所谓的脑卒中（脑血管病）。因风为阳邪，性急、善动、发泄、多变、伤阴、耗津、胜湿，善兼挟他邪，故凡起病急，病情变动不居，或肌体拘急、强直、痉挛之证，均属中风证的范畴，当然现代所谓的脑卒中亦包括在其中，其所指范围甚广，为百病之长。如前所述瘛疭、惊痫等均是中风证。

由于阳邪伤阴胜湿，耗散阴液而生燥，此内生之燥又可与风邪相助为虐互为因果，所谓血燥生风，阴虚风动，即是如此。故风虽有内外之分而皆可致燥，燥又可生风，风、燥互不相离。盖风在上，为在天之气，乃气温变化之象；燥为地之水气亏乏，为湿度变化之象。风燥相合，是天地之气相互影响的结果。就人体而言，肝木主风，阳气升发之象；秋金主燥，阳气降下之象。而金木一家，互易为理（详见《伤寒论阴阳图说》），咸为肺金体味，可润其燥而息其风；咸为肾水之化味，可资生肝木之阴而止阳气之动（风）。一生一制，恩威兼施，风证之治，一咸味可以当之。牡丹皮能治中风诸燥，以咸论其味甚是切合。

“除癥坚瘀血留舍肠胃”为第二句。脉中血液本流动之液体，遍及各处，肠胃为手足阳明经脉所系之脏，阳明经名燥金之经，燥为其经气，其手足经脉所系之腑肠胃之气亦燥，此胃腑之燥，当系心火之热在胃的正常作用，使胃具腐熟水谷的能力，是火土一家的表现，与邪气之燥迥然有别。燥邪当指使胃纳入水谷之物和离经之血（瘀血）坚硬原委，即“脾恶湿，胃恶燥”的燥气。如《伤寒论》之胃家实证之大便燥结，口舌干燥等，皆燥邪致病症之象。脉中之血留于胃肠，或挟有形之物而坚硬，即癥坚瘀血留舍肠胃。牡丹皮可治此癥坚瘀血，当是因其咸润可除燥邪。《脾胃论》《医宗金鉴》《兰室秘藏》《麻证集成》等书中均有治胃火牙痛或出血的清胃散方，尽管清胃散方药有多个，其药物组成不完全相同，但均有牡丹皮一味。可见其润燥治“癥坚瘀血留舍肠胃”是有临床效果的。

第三句为“安五脏，疗痈疮”。牡丹皮色赤入心，可治心所主之血脉病，可软坚开结；性寒凉（《别录》谓其性凉），故善清热凉血；《内经》云“诸痛痒疮皆属于心”，痈疮乃血热壅结之病，丹皮之清热凉血散结者用之甚宜。

心为十二官之主，丹皮既可治心火之病，亦可疗胃土之疾，基于火土一家之说，则牡丹皮可治心症之全，而无论是用于胃或用于心，都是取其清热凉血、软坚散结，性能润燥致软。它有助于心欲软之德，亦体现了心法夏（立夏至立秋）火，及胃法长夏（夏至至立秋）之阳土恶燥用事，乃可主宰心火之全面用事者，故称之为火中火药。

二、大黄（火中土）

《本经》谓大黄“味苦，寒，主下瘀血，血闭，寒热，破癥瘕积聚，留饮，宿食，荡涤肠胃，推陈致新，通利水谷，调中化食，安和五脏”。

《别录》谓大黄“大寒无毒，平胃下气，除痰实，肠间结热，心腹胀满，女子寒，血闭胀，小腹痛，诸老血留结”。

《本经》所载大黄之味为苦，《别录》及其他本草亦未见有记为咸味者，亦未见有云其味甘者，但陶氏却称其为火中土药，其理亦有待探析。

从《本经》所记大黄主治文看，与《本经》牡丹皮的主治极为相似，二者均主寒热、瘀血、癥瘕、肠胃、安五脏等病证，尽管二者有牡丹皮所主之瘀血在肠胃，大黄所主之瘀不拘处；牡丹皮能安五脏，大黄则云安和五脏之不同，以前段推衍牡丹皮之法，得出大黄为咸味的结论是不成问题的。况《疏证》曾云：“大黄行火用之品”。《辅行诀》心火之用味正是咸味。具体推导，参阅牡丹皮文即可，兹不复述。

关键是大黄有土性而为火中土的根据是什么，仍须进一步探析。

首先依大黄气色而论，当属土。《疏证》云：“大黄色黄气香，固当为脾药，然黄中通理，状如繇纹，质色深紫，非火湿于土中邪？”邹润安虽未得读《辅行诀》，亦与陶氏的认识略同，可谓不谋而合。

其次，大黄主水饮，除痰实，而痰饮均与脾土之运化不利有关，大黄不但可荡涤肠胃中之宿食，通利水谷，还有调中化食作用。调中，即是调脾胃，化食即是消磨水谷而运化之，这是脾胃协调才能完成的，故大黄非但治胃，亦能治脾，作用于全面的中土，云其性属土是顺理成章的。

再次，大黄能安和五脏，用字较牡丹皮多一“和”字，此和字有和平、和顺、调和之意，符合中土包容其他四行而静谦的脏象理念。

综上所述，大黄亦与牡丹皮同为心火中土同治之药，牡丹皮色赤如火，偏治血证，故称火中火。大黄色黄，心与脾胃兼治，重在脾胃，故称火中土。

三、葶苈子（火中金）

《本经》谓其“味辛，寒，主癥瘕积聚，结气，饮食寒热，破坚逐邪，通利水道。”

《别录》谓其“苦，大寒，无毒，下膀胱水，伏留热气，皮间邪水上出，面目浮肿，身暴中风热痱痒，利小腹，久服令人虚。……生藁城平津及田野，立夏后采实阴干，得酒良。”

《疏证》引《图经》云：“葶苈冬即萌芽，初春生苗叶，高六七寸，似荠，根白色，枝茎俱青，三月开花微黄，结角子扁小如黍粒，微长，黄色。”

葶苈冬日发芽，芽是种子胚所生，胚芽之后生根，根是新一代的开始。葶苈种子冬日水寒之气盛时发芽，扎根，初春苗叶长出，三月子粒形成，其子当有如春风木之气质，而性宣发疏散。药用葶苈于立夏后采收，又当有夏火急速之特性。尤其胚芽于冬日寒水当令之时所扎白色之根，为肺金之色，新一代的葶苈是基于寒水之气，靠肺金之气而成长，子必秉肺金之气质。

又因葶苈子成熟于火热当令之时，经历了由水润下而寒燥（寒水极则坚燥）到火炎上而软的全过程，这也是寒水坚固之态变为湿蒸气态的变化过程，在此过程中，寒凝坚固者得金之清凉而液态，再得火热之克制而气化。因此可以说药用葶苈子之性如火之急，但功用在于柔软；有金气之质而锐利。总之葶苈子生成经历的时序过程，是基于寒水，根于肺金，茂于肝木，成于夏火。

应当着重指出的是，寒则水凝，可类比肾水之坚藏，然肾水之坚之藏，绝非坚固不化，其藏亦非僵死不动，仍蕴有生化之基，如植物种子之胚，它是先天到后天的动力，是寒水不凝的原因，是寒水活化生命的表现，用五味表述这种机能，取能润之咸味名之甚当，所谓“肾苦燥，急食咸以润之”意正如此。陶氏葶苈子定位火中金，完全符合其成于夏火之用，根于肺金为本的特性，同时也符合性急切而捣穴犁庭，通利水道的作用。

《本经》所载葶苈所主诸证与大黄主治庶几相同，唯葶苈子主结气，饮食所致寒热，在大黄则云调中化食（亦主寒热）；葶苈子破坚逐邪，在大黄则云推陈致新；葶苈子通利水道，在大黄则通利水谷。葶苈子泻水饮，可使水自上而下降，治在上中二焦；大黄虽亦主留饮，但偏主瘀血，治中下二焦之证。尽管如此，仍不妨碍我们用推导大黄五味五行互含位次的方法，得出葶苈子为火中金药的结论。为免繁琐，具体推论细节从略。

四、泽泻（火中水）

《本经》谓泽泻“味甘，寒，主风寒湿痹，乳难，消水，养五脏，益气力，肥健，久服耳目聪明，不饥，延年轻身，面生光，能行水上。”

《别录》谓“咸，无毒，补虚损，五劳，除五脏痞满，起阴气，止泄精，消渴，淋沥，逐膀胱三焦停水。扁鹊云‘多服病人眼（疑有脱字）’。生汝南池泽，五月八月采根阴干（畏海蛤文蛤）。叶味咸，无毒，主大风，乳汁不出，产难，强阴气，久服轻身，五月采。实味甘，无毒，主风痹，消渴，益肾气，强阴，补不足，除邪湿，久服面生光，令人无子，九月采。”

《疏证》引《图经》云：“泽泻春生苗，多在浅水中，叶狭而长，似牛舌，独茎直上，秋时开白花，作丛似谷精草，秋末采根暴干”。又引张隐庵曰：“凡石草水草皆属肾，其性主升。盖天气下降，地水之气上升，自然之理也，凡物之本乎上者性升，本乎下者性降。泽泻形园而无下行之性矣。春时丛生浅水之中，独茎直上，秋时开白花作丛，肾之肺药也，《易》曰：‘山泽通气’，能行在下之水，随泽气而上升，复使在上之水随气通调而下泻，故名泽泻。”

泽泻生于沼泽，禀地水之气，其药用在下之根部，原本类比人之肾，《别录》谓其味咸，《本经》云其性寒，亦可类比人之肾，可滋润以除肾之所苦（肾苦燥），是泽泻有助于肾气化之常。然得肾阴水之气者，能上交于心（即《本经》所谓之‘起阴气’），济心火而雾化，心火灼煎之饮邪无由以生，复借肺金之凉降露化，而循水道下归膀胱排出。采药于五月夏火当令之时，取心火之正用而力全之意；八月采者，借水趋下之势消排污垢停结之阴邪（痰饮）。此当为其滋泽阴水而又从上焦泻下水饮功力之所在，亦即其利水而不伤阴之谓。

泽泻一药，升阴液而降痰饮，乃助人体水液上下运动，促进水液代谢、心肾交济之品，水液代谢正常则体健无疾而长寿。肾得润泽则其窍耳及肝窍目得养而聪明，心火主血脉，其华在面，得水之调济则面色光泽；脾土为上下交济之枢纽，阴精四布则脾健而耐饥，污浊痰饮去则身轻（《本经》“能行水上”，当为轻身之喻）。《本经》所谓久服之种种益处，信非虚妄。

观泽泻之性味功用，味咸而调济心肾水火，谓之火中水药，理所当然。

五、旋覆花（火中木）

《本经》谓旋覆花“味咸，温，主结气，胁下满，惊悸，除水，去五脏间寒热，补中下气”。

《别录》云：“甘，微温，冷利有小毒，消胸上痰结，唾如胶漆，心胁痰水，膀胱留饮，风气湿痹，皮间死肉，目中曦，利大肠，通血脉，益色泽。其根主风湿，生平泽川谷，五月采花，晒干，二十日成。”

《疏证》引《图经》曰：“旋覆花二月生苗，多在水旁，大似红兰而无刺，长一至二尺茎细叶似柳，六月开花如菊，园而复下，七八月采花。”

《辅行诀》旋覆花之五行互含属性为火中木，《本经》载其味咸已有明文，咸为心之主味，属火无所异议，而肝主味辛，虽有后世如宋《本草衍义》亦有“味辛、甘、苦”之说，并称其“行痰水，去头目风，亦走散之药也。”“其性冷利流动不滞，自能流通气化，而宣窒塞，固非专项以升散者见长。”论述，但似不可确切的认定其属肝木之性，不妨进一步探讨之。

人身之气化之常，必金木交互，水火既济，中土以斡旋之。后天之阴阳以肝心主升为阳，肺肾主降为阴，肝木肺金交互以成生杀之始末，心火肾水相济以成升降之征兆，此两对阴阳的交互相济运动，以非阴非阳之脾胃中土为枢纽。

心主血脉，肝藏血而气升散，升则上，散则外；肾主水液，肺主气而气收降，收则内，降则下。此升散收降，内外上下即气血津液运行之机，不外一张一弛，一曲一直，循环往复之道。五行之中，木曰曲直，号称将军，性急而张而直，出谋虑，欲缓而弛而曲。故血脉与水液之升降散收运动，与肝之关系至为密切。

《本经》《别录》所载旋覆花所主之证，不外血、水瘀而结聚之证，上至头目胸上，下至胁下少腹，外达皮肌，内达脏腑，尽管病邪胶结伏留，亦可通利而除之，正是借其升降散收曲直之力而能为。特别是人体之升降出入是以中土为枢，故《本经》又言其“补中”。

本草书多有称“诸花皆升，旋复独降”者，笔者认为此说稍有偏颇。诸花皆升，缘于花类质轻上行，但旋复亦花类而质轻，故亦可上行而治头目胸上之疾。

言其降，亦非无理可循。旋复生于二月春季，开花始于5月夏季至8月秋季，《本经》称性温，《别录》称微温，又云冷利。《别录》记采药用旋覆花在5月，《图经》则为7、8月（本草书尚有7～10月为花期之说）。云其采于5月者得夏火之气，当是从性温或微温的根据，但《别录》又言冷利，似与其微温之说自相矛盾。究其所以，温或微温从具春气而言，为其性舒升能直之所以，冷利是从其有秋气而论（采于庚月即7月者，或8月甚至更晚者），为其性趋降下能曲之所以。书据《尔雅》及《说文》，云旋覆花又名盗庚，历代释者以其“夏开黄花，盗窃金气也”，“未秋有黄花，为盗金气”为解，笔者认为，医学中以黄象土，白象金，不如以“其花始于夏，终于秋，窃有冷利曲降之性”为解更为适宜。

其实温或微温之温字，与冷利之冷字，仅从温度意义而言均为不寒不热之谓，冷又似是介于寒凉之间者。在医学中，温与凉却分属于春木和秋金，春木阳气趋于升发曰温，秋金阳气趋于下降曰凉，于是此温此凉（冷）已非仅是温度问题，具有温升发凉收降的阴阳含意。而旋覆花味咸，本心之用、肾之化味，于水火之交济循环有助益之功，其曲直之性可使水火升而旋复，归结于下，《周易·系辞》云：“屈伸相感而利生焉”，《别录》称其性用“冷利”一词，恰合旋覆花之名实。

旋覆花之用，仲景方有治心下痞硬噫气不除之旋覆花代赭石汤，治肝着及半产漏下之旋覆花汤。心下痞为痰水气结升而不下；肝着和半产漏下，为肝或所关之胞宫部位有瘀血停着下而不升。诸证得旋覆花之旋而动者，即复其升降运动之序而证除，故二方均以此为主药而效不旋踵。

第三节 脾土甘味门

脾土法于长夏之气，其气暑，湿热俱盛，其性滞缓，可包容其他四行，位于中，为金木和水火两对阴阳之中点（分界），在体为肉，其德缓，甘者能缓，为脾之主味，即脾之用味。

甘又为肾之体味，所谓肾之体味，是水土合德的体现。水性趋下而渗入土中，土能渗而容纳水湿，乃土水相克之事。但土中之水，借阳气之蒸腾化湿，散精上输于肺，复经肺之凉降为水而达肾，虽称肺为水之上源，其根本仍在于脾。五脏以本原为体，功能为用，肾水之根本在脾，甘为脾之主，肾之体味非甘莫属。故水土二脏合德，乃人体水液代谢之道。

甘又为肝之化味，所谓肝之化味，是脾土味甘在肝中的体现。肝者将军之官，在志为怒，怒伤肝；主风，风性急而善动。怒者必少虑，风则能胜湿，性急多动则不能和缓宁静而润泽（脾土主思虑，主湿，性缓而静谦），正是克制脾土之能事。然摄生之道，贵在勿伐天和，勿伐无过，否则将亢而自伤，致气化不利而自病。故《内经》云：“肝欲散，急食甘以缓之”；《难经》云：“损其肝者缓其中”。肝木气化必以脾土之主味甘缓为顺，此亦《金匮》“见肝之病，当先实脾”之说教而已。

一、人参（土中土）

《本经》谓：“味甘，微寒，主补五脏，安精神，定魂魄，止惊悸，除邪气，明目，开心益智，久服轻身延年”。

《别录》谓：“微温无毒，疗肠胃中冷，心腹鼓痛，胸胁逆满，霍乱吐逆，调中，止消渴，通血脉，破坚积，令人不忘。一名神草，一名人微（时珍谓微字为苍之讹字），一名土精，一名血参，如人形者有神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。二月、四月、八月上旬采根，竹刀刮，曝干，无令见风”。

《纲目·人参·集解》引弘景曰：“上党在冀州西南，今采者形长而黄，状如防风，多润实而甘，俗乃重百济者，形细而坚白，气味薄于上党者。次用高丽者，高丽地近辽东，形大而虚软，并不及上党者。”

《纲目·人参·释名》曰：“时珍曰：人蒾年深，浸渐长成者，根如人形，有神，故谓之人蒾、神草，蒾字从浸，有浸渐之义。……其草背阳向阴，故曰鬼盖，其在五色，色黄属土而补脾胃，生阴血，故有黄参、血参之名。得地之精灵，故有土精、地精之名。……《礼·斗威仪》云：下有人参，上有紫气。《春秋·运斗枢》云：摇光（北斗七星之一，位于斗柄的最末端，即最顶端）星散而为人参，人君废山渎之利，则摇光不明，人参不生。观此，则神草之名，足可证也。”

《本经》云人参微寒，《别录》则谓微温，乍看差异甚大，实则略同（可参前旋覆花段），均为非寒非热之意。二书同为陶氏一人手订，寒温有别必有其因。

分析其主治可以发现，《本经》所载之补五脏是补阴（脏为阴，腑为阳）为主；安精神，精为肾所主，神为心所主，安精神即安心肾之谓；魂藏于肺，魄藏于肝，定魂魄即是理肝肺；开心、惊悸并为心证；智为肾志，益智即是益肾；目为肝窍，明目即是益肝。虽云补五脏却独未涉脾。从性记为微寒，以寒能治热，心属火、藏神、为十二官之主的理念识之，则可以认为《本经》是从治心火的角度而论人参的。

《别录》所载人参主治文中，肠胃中冷、心腹鼓痛（鼓当是鼓起或隆出之意）、霍乱吐逆等证均为中焦虚寒之证，治用大建中汤，理中汤（丸），九痛丸，干姜半夏人参汤等方，皆含有人参；胸胁逆满，亦由中焦气化不利而上冲胸胁，厚朴生姜半夏人参汤可治，其中亦含人参；治中焦气机痞塞之半夏泻心汤，治虚劳之薯蓣丸，均为脾胃不调证，方中均有人参；治坚积之鳖甲煎丸中有人参，是用其补中以斡旋升降出入而消破之。可见《别录》所载人参主证为中焦脾胃证，是取其温补中土之力。

小柴胡汤加减法中有“若渴者，去半夏，加人参、括蒌根”，阳明病“服桂枝汤，大汗出后，大烦渴不解，脉洪大者，白虎加人参汤主之”。均为取人参调中补中，以助津液之敷布而止消渴。

至于谓其通血脉，令人不忘，亦是取其微温，使血脉得温则行而通利。同时，血脉又为心所主，血脉通利则对心所感知的事物有所记忆，如《灵枢·本神》所谓“心有所忆谓之意”，从而令人不忘。

总观《本经》《别录》所载人参之主治，虽曰微寒微温分途而施，就寒热而论实为不寒不热之性。以寒为阴，热为阳推断，则非阴非阳，阴阳莫测。据《素问·天元纪大论》“阴阳不测谓之神”而论，则人参之性为神，又名神草，并非虚妄。

就人参之生态喜恶而言，乃喜阴湿而恶燥热，如时珍所言背阳向阴，当以性阴而论，故历代本草多言有补阴之功，不言有补阳之力，似与其“神”性不符。我们不妨进一步辨析之。

《本经》人参所治大抵是脏病为主，《别录》则多为腑证，而以天地阴阳类脏腑，则脏为地阴，腑为天阳。据天地阴阳反作之理（详见《伤寒论阴阳图说》），则地之阴即天之阳。而人参生长于地，为多年生植物，生长缓慢，如五行中土之性缓，且背阳向阴而长，乃得地阴之气而成者，若以天阳统之则应为阳，《礼·斗威仪》“下有人参，上有紫气”之语，因紫气为阳，乃尊贵之气，已道出个中道理。鉴于尊阳卑阴思想之常情，则人参之性当从阳，故《别录》以阳性之微温称之。尽管如此，仍不能脱离非阴非阳而有“神”之实质。其有五行中中土之特点，而五行之土，为它四行之中界，亦即神之所在。

《本经》人参主治多为心火证，《别录》主治多为脾土证，这种情况正是古今文经学之争的折射。《本经》成书较早，反映了西汉今文经学的理念，《别录》成书较晚，内容与古文经学有关，陶氏时代则古今经学之争已趋平息，心属火属土之说兼并同用，集而为一则为《本经集注》。

在陶氏时代，火土一家、心脾同治的理念已然流行，心火主神明之说被继承下来，与脾土为神的说教并存不废，《辅行诀》火脏有二的设制，一主心，一主脾，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问题，同时反映在《本经集注》中，这需要引起学者注意的。

至于“摇光星散而为人参”，是古人把人参类比作摇光星一样重要。摇光为北斗七星中斗柄之顶端，北斗七星在古天文学中有其特殊的重要作用，谓“斗为帝车，运于中央，临制四时，分阴阳，均五行，移节度，定诸纪，皆系于斗”。根据斗柄围绕北极星旋转所指方向定四季，更是古代童幼皆知的常识。作为斗柄顶端的摇光星，当更是备受尊崇，使人产生神秘感。由于斗柄所指方向在一年中的圆运动，是摇光为圆心，于是摇光便有了与四季对应五行如中土意义，本草家们把它与人参联系起来，进而与脾土相类比，是很具逻辑思维的。至于“人君废山渎之利，则摇光不明，人参不生”，则不如以统治者为人参的消费者，不给采参者相应报酬，不去采挖难以采集的人参为解较为实际。这也充分说明了人们对人参价值的极端推崇和神化。

总之，人参一药，从其生长所需条件及气（微寒微温）味（甘为脾主之味），主治病证（心火脾土）等方面，都与阴阳不测谓之神的脾土相关，同时也寓有火土同治的理念，为治脾土证最常用的药物，故《辅行诀》将其列为土中土药，为助土用之主。

二、甘草（生甘草土中金、炙甘草土中火）

《本经》谓甘草“味甘，平，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，坚筋骨，长肌肉，倍力，金疮肿，解毒，久服轻身延年。”

《别录》谓其“无毒，温中下气，烦满，短气，伤脏咳嗽，止渴，通经脉，利血气，解百药毒，为九土之精，安和七十二种石，一千二百种草……生河西川谷积沙山及上郡，二月、八月除日采根，暴干，十日成。”

甘草的生长习性，喜光，耐寒，耐热，耐旱，宜沙质土壤，产于甘肃、内蒙古、陕西等地为主，以乌拉尔甘草质优（乌拉尔山脉属俄罗斯，为亚洲和欧洲的分界）。

《别录》所称之“河西”，当是指黄河以西地区，“上郡”在今陕西榆林市南。“二月、八月除日采根”，其“除日”非是通俗所指的腊月三十日，而是古代占卜择吉所称的“除日”。即以十二神与黄道、黑道，与月支相同的日子起建，顺行第二支为除日。如子月丑日为除日，午月未日为除日等。十二值神依次为：建、除、满、平、定、执、破、危、威、收、开、闭。二月为卯月，即以辰日为除日；八月为酉月，即以戌日为除日。可见古人对采药时间要求是何等的严格。

十二值神各有吉凶宜忌，除是清除之意，据云除日宜吐故、清洁、沐浴、求医、安葬等，诸事似多与人的卫生保健相关，采药自是医事的一个重要环节，在此日进行，或有一定积极意义。

采甘草的两个除日，一在仲春其苗未发，津气未耗之二月，一在中秋枝叶将枯，津气归根之八月，当是取其药气之全，值得注意的是，两个除日的十二支系（辰和戌），以五行核之，均为属土之日，而甘草之性与土相类，为历代本草之共识，在此除日采收药用甘草，能使其更具土气的作用，古人之意，或当如是。

《疏证》谓：“甘草春苗夏叶秋花冬实，得四气之全，其色之黄，味之甘，迥出他黄药与甘之上，以是协土德，和众气，能无处不到，无邪不祛。此所谓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也。土为万物母，无论妍蛮美恶，莫不生于土，及其败也，又莫不归于土，化为生生之气，则所能能解百药毒，安和七十二种石，一千二百种草也。人之气犹物之气，和顺者，其妍美也，急疾者，其蛮恶也，盖化急疾为和顺，经脉自然通调，血气自然滑利，于是肌骨坚，肌肉长，气力倍矣。”

由于甘草具土之中和之气，为九土（九州之土地）之精，颇有坤土厚载之德，有升有降，可上可下，走外走内，治寒治热，能补能泻，亦和亦缓，曲尽中土之王道，无所不利，有众药之王和国老之誉。而提出这种认识者，正是《辅行诀》的作者陶弘景。如《纲目》引陶氏云：“此草为众药之王，经方少有不用者……国老，即帝师之称，虽非君而为君所宗。国老者，甘草之美称也，甘草调和众药，堪称国老矣。”从陶氏对甘草的誉称可知，定甘草性味属土是顺理成章的。

甘草有脾土中和之性，具有如前所列升降、上下、内外、寒热、补泻等多种双向作用，显示了其性和缓之土德，和非阴非阳的状态。但是任何事物的非阴非阳都是相对的，都是事物运动过程中的即时现象，甘草中和之性的另一方面，是也必然有其阴阳的趋向性。以阳为主导而论，升、上、外、热（温）、补皆属阳之象，降、下、内、寒（凉）、泻皆属阴之象。这种趋向的具体应用，体现在甘草的生、炙分用，即生者性凉，炙者性温。

温热、上升、外显与火性炎上、惮散发热相类而属心火，寒凉、下降、内收与金秋之气相类而属肺金。故《辅行诀》中炙甘草为土中火，生甘草为土中金。

甘草为土中火，体现了土火一家的关系。心胞代心行气受邪，其经脉系于手厥阴，其火乃相辅心君之火，可称相火。脾主湿，其经脉系于足太阴，为三阴之长，土中之火，火为湿中之火，即阴中之火。二者同气相求，合一而治，甘草炙炒，借火气而成温性，且皮赤内黄，色兼坤离，称土中火药，无所不可。

甘草以河西者为地道之品，有九土之精之称，九土为九州之变辞。《尚书·夏·禹贡》载大禹时天下分为九州，即：冀、兖、青、徐、扬、荆、梁、雍、豫，以豫州为中心，各洲之土壤质色有异，如徐州者为红色黏土等等，而河西位在西北，属豫州，其土壤为最上等的黄壤，黄为土色之正，可称九州土地之精华，而雍州（梁乡）甘草皮红内黄，以黄居多，故雍州产者优良。甘草能解诸毒而有九土之精之称。

河西之地位在西北，乃高寒之地，风沙干燥的条件下，甘草可以繁茂生长，必具强力的抗旱生机，而有自身防燥的气化能力，又因河西位在西北，为江河之上源，自此而下流归海，其气寒凉，甘草虽为中和之土性，亦当感其气化而有斯性，《别录》谓其止渴，虽未言生炙，亦可见其一斑。此亦甘草生用性凉之所以。

天人相应，脏气之五行类比，肺应属金，位于西，在上焦，主一身之气，其气燥而清肃收降，苦气上逆，为水之上源，正与属中土之脾，主营裹血，气缓而湿，温和升清，与水（在下之肾水）同德者相对，二者燥湿相济，温凉互补，升降得宜，气血通调，才能维持人体气血津液的代谢正常，脾才能持平无过，充执厥中。

脾与肺这种关系，是通过经脉的关系实现的。二者所系之经脉均为太阴而有足手之异，各自的腑所系的经脉则均为阳明，亦有手足之不同。脾为足太阴，肺为手太阴，二者均是多阴之经，同气相求而为湿土之经；胃为足阳明，大肠为手阳明，二者均为阳盛之经，同气相感而为燥金之经。由于经脉的手足相连，脉络贯通，保证了脾肺气血津液的交通既济，相互为用。生甘草虽为脾土之药，亦具肺金之用，称之为土中金药，乃理之当然。

三、茯苓（土中水）

《本经》谓茯苓“味甘平，主胸胁逆气，忧恚惊邪恐悸，心下结痛，寒热烦满，咳逆，口焦舌干，利小便，久服安魂养神，不饥，延年，一名茯菟。”

《别录》谓茯苓“止消渴，好睡，大腹淋沥，膈中痰水，水肿淋结，开胸府，调脏气，伐肾邪，长阴，益气力，保神守中。其有抱根者名茯神，平，主辟不祥，疗风眩、风虚，五劳，口干，止惊悸，多恚怒，善忘，开心益智，安魂魄，养精神。生泰山山谷大松下，二月、八月采，阴干。”

野生茯苓乃寄生于赤松或马尾松根部之品，无苗叶花实，《疏证》引刘潜江云“茯苓本古松灵气，沦结而成。”谓茯苓是多年古松所具有的神灵之气，沉没入于地下，结聚而成。又引卢子繇谓：“其精英不发于枝叶，返旋生气吸伏于踵，一若真人之息。”认为茯苓虽寄生于松，但其生机并非是吸收松枝叶之营养，而是将松的生生神灵之气，回收抟结于根部而成茯苓。这种情况，象修道有成之人的胎息，不是用鼻呼吸而是用脚，即《庄子》所谓“真人之息以踵”以达真气内结的形式。

茯苓之所以称为茯苓，乃是其能潜伏收藏古松神灵之气于地下之意，此亦《史记》称茯苓为“伏灵”的缘由吧。茯苓有离松根而生者是得松灵气之全者，抱根而生者谓之茯神，又谓之茯苓拔，乃得松之灵气不全者。

茯苓由古松之灵气抟结而成，必具松之灵气的特质。所谓松之灵气，应当是一种能产生松之生命和气质，而又难以理喻的神奇能量。所谓灵，应当与松的特点有密切关联，所谓难以理喻，是用常理难以解释。古代分析事物常用阴阳来解释，不可理喻即是难以用阴阳分析，即非阴非阳，即是神（《素问·天元纪大论》和《易经·系辞传》皆谓“阴阳不测谓之神”）。松树四季常青，茯苓有四时神药之称，茯苓之性与松之灵气相关。要想了解松之灵气，首先了解松之特性。

松树品种多多，在我国分布甚广，不同的地理环境，所生长的不同品种的松树，生长习性和质地有所差异，其所禀之灵气也会有所不同。这也是茯苓品质优劣的原因之一。如《别录》所载者为出自泰山者，即与今世以云南产者为优有所不同。据说云苓之名出现在康熙时代，以云南产者为优之说亦当始于是时，现代人工种植者遍及各地，以河南产者最多。

松类树木分布地区的广泛和品种的多样，是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的结果，另一方面，则说明松类有适应多种土壤和各种气候条件的“灵气”（用现代词语可作“基因”？）

一般而言，喜光、耐旱、耐寒（如樟子松可在零下40～50度的环境中生长）、耐热、质坚、耐贫瘠土壤、凌冬不凋、常青不老（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南山寺殿后，有一株达3000年树龄的松树，虽历经风雨寒暑，一直苍劲挺拔，繁茂苍郁，在崖上刻有不老松三个字）、不易朽蛀（《经疏》引弘景云“性无朽蛀，埋地三十年，犹色理无异”）等共同特点，均为其灵气所至。

松树有坚贞不屈，顽强长存，浩然高洁，适应各种恶劣环境，无拘自在的神韵风姿，正是其灵气作用之所在。此无形之灵气，满盈而旋伏于根，潜藏于地下，沦结为有形之茯苓。

所谓的灵气，与神共存，神为心所主，心法夏火，脾法长夏，长夏本在季夏而属中土，土火一家，故中土亦为神之所在。心火象太阳在天，脾土象土在地，茯苓寄松根成在地下，乃从地下渗之水位而象肾，所得乃天地灵气，与心脾相关，乃心火之正阳（午火之气）与脾土之阳（未土之气）。

由于“在天为气，在地成形”，茯苓有形之物，与脾土密切程度尤重，故味甘淡，属脾土，又因其皮色黑位在下而属肾水，《辅行诀》称其为土中水药。

茯苓得心神之灵气，则可治恚、忧、惊、恐、怒等魂魄意志之证除而保神，得脾土之灵气，则可制肾水之泛滥，即所谓“伐肾邪”，且水土合德，其同主持水液代谢而升清排浊，一切痰涎内生，小便不利、寒热烦满、胸胁逆气、水肿淋结、消渴口干、咳逆风眩诸证可除，水液运行正常则阴气长而益气力，因而益寿延年。由《本经》《别录》所载茯苓之主治考之，名土中水药亦甚是切合。

四、薯蓣（土中木）

《本经》谓薯蓣“味甘，温，主伤中，补虚羸，除寒热邪气，补中，益气力，长肌肉，久服耳目聪明，轻身，不饥，延年，一名山芋。”

《别录》谓“平，无毒，主头面游风，头风眼眩，下气，止腰痛，补虚劳羸瘦，充五脏，除烦热，强阴。秦楚名玉延，郑越名土諸。生蒿高山谷，二月、八月采根暴干。”

薯蓣味甘，性平，不凉不热，多黏滑汁液，而不燥不腻，守中固精，补而滞不甚，不偏阴不偏阳，和缓滋润，一派中正和平之气，归属脾土所主用味甘，自当无所异议。诸家本草多从其治脾肺肾而论。《辅行诀》却将其列为土中木药，即与肝木有关，自有个中道理，试析之。

脾土与肝木乃相克关系，即所谓木克土，但问题的另一方面，也存在反克的关系。这种反克关系，先师张大昌先生称之为“反横”（见《张大昌医论医案集·医哲心法》），即土横木，即我们通常所谓的木疏土关系。《辅行诀·五行互含用药图》，不着痕迹地表达了五脏之间隔位相克和反横的关系。如脾土和肝木是相克关系，肝木之化味，是能助肝血、魂收藏于体之酸味，和助肝疏散、条达、宣发作用之辛味，合化而成的缓和肝急之甘味。此肝之化，即肝象春之温煦、和风细雨、万物生发之气化。换言之，肝之气化是被它克制的脾土作用在肝的表现，即反横关系的现象。

就病理而言，《经》云“病起于过用”，甘味在肝有缓其疏散、升发过急，和缓其所主之风性急迫的作用，即可治风邪之类的疾病。甘为脾土之主味，而脾主湿，肝主风，二者的关系不但有我们通常所说的风能胜湿，即木克土的一面，还存在湿能定风的一面，即反横的关系。风证有阴虚生风，阳亢生风，血虚生风，血燥生风，血瘀生风，热极生风等等，无论何风，滋润都是必要的，甚至是主要的方法。

因此，味甘多汁性润的薯蓣适宜于风证，故《别录》谓其主之头面游风，头风眼眩；仲景大薯蓣丸以薯蓣命名，当是方中主药，所治为“虚劳诸不足，风气百疾”，薯蓣治风之理自在其中，值得深思。

至于《本经》《别录》所载薯蓣治耳及腰痛，强阴等，当是其与肾有关。仲景书中肾气丸中用之即是此意。依《辅行诀》五味五行互含而论，当是甘味又为肾之体味之故，是土水合德说的体现，已离本段主题，暂不详论。

第四节 肺金酸味门

肺气法于秋金，其气收降而清肃，主一身之气，其气燥（凉燥），为水之上源，开窍于鼻，司呼吸，在体为皮毛，其德收，酸者能收，故以酸为其主味。

酸又为肝之体味，所谓肝之体味，实际上是酸在肝木中的具体表现。肺主治节，肝疏散不节则过用而自伤而病，得肺用为体则发泄有度而不自伤而病。

酸又为心之化味，所谓心之化味，实际上是酸在心火中的具体表现。心藏神，为十二官之主，心气散惮而显明，神易耗散不收，不能归藏于内而气化乖戾，得肺用之化，则神气内藏而气化常利而十二官安。

一、麦门冬（金中金）

《本经》谓麦门冬“味甘，平，主心腹结气，伤中，伤饱，胃络血绝，羸瘦，短气。”

《别录》谓其“微寒无毒，（主）身重，目黄，心下支满，虚劳客热，口干燥渴，止呕吐，愈痿蹙，强阴益精，消谷调中，保神，定肺气，安五脏，令人肥健，美颜色，有子，久服轻身不老不饥。”

《疏证》引《图经》云：“麦门冬凌冬不凋，叶似莎草，长及尺余，四月开淡红花如红蓼花，实圆而碧，如青珠，根黄白色，有须在根，如连珠形。”

诸家本草，均无麦门冬为肺所主之味酸的记载，《辅行诀》将其列为金中金药，即肺所主之酸味中之主药，其因何在？我们不妨从二个方面探求其意之所在。

一是其生态形色：麦门冬四季不凋，其叶隆冬愈茂，长及尺余，其顽强的生命力当与叶系之发达强盛有关。而人之肺，象植物之叶，有与外界交换新陈代谢气体，代谢水液之用，故麦门冬有助于肺金之气而属金。

其根为药用部分，质柔而润，色兼黄白，柔润为水之德用，乃肾水之象，黄为脾土之色，白为肺金之彩，《经疏》云其能“吸土中精气上滋茎叶。”此根部之肾水之德乃吸脾土之精气而成，可上滋肺金，换言之，麦门冬有使肺金精气源源不断的作用。

其四月开红花，实形圆色青。初夏开花而色红有心火之象，果圆象水之形而有木色之青，具有水木相生及木火相生之机，水生木则萌发不已，木生火则繁荣茂盛，致使其凌冬不凋。植物多为花落结果，花淡红而果圆绿，颇具反生反克之情趣，此或为其生命力顽强之故。

《疏证》引刘潜江曰：“麦门冬四季不凋，然采其根必在夏至之前。”其时正是初夏至夏之中，正值花期，药用之根秉承本体之火气较多，但此火气是将反火为木为水之火，即将趋于肺金所生之水和所克之木，具有减肺金荫子之劳和制约其肃杀过亢而自伤之虞，有保全肺金之造化而为属肺金之味。

二是其主治功效：归纳《本经》和《别录》所载麦门冬所主治病证，腹中结气，伤中，伤饱，心下支满，胃出血，呕吐，等皆为胃腑壅塞，气机下行受阻之病证；口干燥渴，羸瘦，短气，虚劳寒热，身重，目黄，皆脾气散精，上输于肺的功用障碍，肺之精气不足而气血津液的敷布量减少，人体各脏腑、肌肤、官窍、四肢百骸因之失荣，或因失荣而邪客之证。

麦门冬可治上述诸证，自是其能使胃气下行，以除胃所纳食之壅塞；能收气血津液于肺以充敷布之源。如《疏证》谓“麦门冬之功在提拽胃家阴精，润泽心肺，以通脉道，以下逆气，以除烦热。”又如饥不能食症，饥是人体缺乏荣养的自救反映，不能食是胃中壅满的现象，治之者多可用叶桂（字天士，号香岩，公元1667～1746年）之益胃汤，该方中麦门冬为不可缺少之药，可见麦门冬有降下胃气和收精气于肺的双重作用。

麦门冬有此特性，诸如《本经》《别录》所云消谷调中，强阴益精，保神，定肺气、安五脏，久服轻身、不老、不饥，令人肥健等功能，自在情理之中。

然而中焦脾胃之经脉称为太阴、阳明，肺与大肠之经脉亦以太阴、阳明称之。以六经论，太阴为湿土，阳明为燥金，麦门冬之特性既可助胃、大肠之降下，又可收提脾中精气于上焦，与肺主肃降之性切合，陶氏谓其性属金甚当，结合以其生态色味属金的理由，称之为金中金药是理所当然的。

二、枳实（金中水）

《本经》谓枳实“味苦，寒，主大风在皮肤中，如麻豆，苦痒，除寒热结，止利，长肌肉，利五脏，益气轻身。”

《别录》谓其“酸，微寒，无毒，除胸胁痰癖，逐停水，破结实，消胀满，心下急痞痛，逆气，胁风痛，安胃气，止溏泄，明目。生河内川泽，九月、十月采，阴干。”

《疏证》引《图经》云：枳木如橘而差小，高五七尺，枝间多刺，叶亦如橘，但橘叶两头尖，枳叶有两刻耳。春生白花，至秋成实，八月采。

古代枳实、枳壳均称枳实，唐代甄权（540～643）《药性论》已提及枳壳之名，《开宝本草》始正式分条而载。

宋代寇宗奭《本草衍义》云：“枳实、枳壳一物也，小则其性酷而速，大则性环详而缓，取其疏通决泄愤，地方但取其败风壅之气，古用枳壳大义如此。”

枳实之名当取枳之果实之义。果嫩时个小而内实，老则大而有瓢，干则壳内有空。《图经》云“至秋成实”，“八月采”，是用嫩小之果，即枳实；《别录》称九月、十月采者，是较老成之大果，即枳壳。

由于积分布甚广，产地所跨纬度甚大，南至河内，北至新疆，都有生产，由于地域寒温之差，结果迟早也必有差异，故枳实、壳之别不当以采时而定，宜以大小老嫩而分。现代所用之枳壳，有谓采于大暑前后质良者，仅以采期与古枳实相近，即认为今之枳壳即古之枳实，尚需考究。

枳之品种多多，据云现代所用者以酸橙之果为正品，倒是符合陶氏将枳实列为金中水（酸中有苦）的情况。品种不同，味可有异，《本经》与《别录》味有苦、酸之别，气有寒、微寒之差，当缘于此，或并有产地的因素。无论如何，陶氏将枳实列为金中水药，在《本经》与《别录》所载枳实气和味的资料中已有其根据。因为《本经》之味苦和气寒，均属陶氏肾水，《别录》之酸和微寒（凉）均属陶氏之肺金，二者兼而并存，即是金中水。问题是为何称为金中水药，而不云水中金药？我们不妨试为辨析。

就《本经》和《别录》所载枳实之主病证而言，大风在皮肤中，如麻豆，苦痒及胁风痛，属风证；止痢和溏泄、停水、胸胁痰癖均为水（饮、痰）湿证。概言之，枳实之主证，只是风、水二字（湿、痰、饮均为水受寒热影响之变态）。

其长肌肉、令人肥健、安胃气、利五脏、益气轻身、明目，鉴于脾胃为后天之本，脾土可括其他四行的理念，脾胃健则五脏调和，精气充而肥健、身轻，目得精气之养而视物明，诸功效之要在于其有调平脾胃的功能。

其除寒热结、破结实、逐停水，表述了其通利疏导，攻逐坚实的迅猛之势。朱丹溪云：“枳实泻痰，能冲墙倒壁，滑窍泻气之药也。”亦切合此药之性情。

风与水本系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，风系空气流动的形式，是因异地温度不一而气压差别的平衡过程。它性至柔而无所不入，随顺、善行而数变，无定向，见四时，和则利养万物，暴则摧残生灵。故风有寒、热、燥、湿随附之异，四方八维上旋下冲方向之差，柔媚和缓与刚烈急速之别。其流行于地面之上，为在天之气，万物能适宜者得其惠泽，不适者受其摧毁。

人体生命由脏腑经络之气运行来维持，气行则生，气止则亡。由于肺朝百脉，司呼吸，主一身之气，其势趋下而收降，与肝之主藏血，势上冲而疏散之肝相互制约，使气血津液循其升降出入之道，即所谓金木交互之局，此脏腑经络之动，即惠泽人体生命之风。

若因内伤七情，饮食不节，虚劳损伤，或外感风邪，致使气机郁结，而水液津血饮食等有形之物附而着之，升降出人之序紊乱，脏腑经络之气运动乖逆，此局之风谓之邪风。邪风乃使人致病之风。

风乃气之动，肺主气而又关于主风之肝，故治风邪可用肝体肺用之酸味。先师张大昌先生《阴阳六气稿》（见《辅行诀研究·上篇·第二章·第四节》）治风法提出：“酸胜风”一语，治风寒、风热均不舍酸味之品，从风属肝，为肝体酸收力不足以制其辛散（动）之用着眼，可谓传承经方治风旨意之语。

人之五脏五行阴阳属性，肝象春木属阳主生发，肺象秋金属阴主收降，二者为一对阴阳而主持阴阳升降的平衡协调，即所谓金木一家，金木易位（请参《伤寒论阴阳图说》），金之体即肝之用，探究本草经典和陶氏药学中枳实治风之药理，可见此说之一斑。

酸味在陶氏五脏体用化理论体系中，属肺之用，肝之体，心之化，对各脏气有不同的价值和意义。

肺秋金之气，凉而收降，其用即是内收敛藏长夏土之湿热化之气，使湿热归藏于内。其收湿即是祛痰水，藏热即是清心脾之火。

酸为肝春木之体味，体者，本体、本源、本质之义，春木之本为冬寒之气，是冬藏寒气渐转温暖的过程，在此季冬藏之寒，渐被春木之辛散功用所消，进而再转为夏火之气，所以酸为肝之体味，有减缓肝用过亢生火而病的作用，《内经》云：“病起于过用”，肝体酸可防之。盐山张锡纯及近年主圆运动说者，认为白芍、乌梅主敛降肝火，皆得此体用之妙者。

酸为心之化味，化为变之极，夏为热之极，是由春温之气渐致热度增高的变化过程，及致热极，则产生质的改变，即转化为凉（夏括长夏在内，长夏是热极变凉的过渡阶段）。同时心德之软，显明彰达，火势之炎上，均需酸收（轻度的坚闭）监之以防自戕，使心所主的血行畅通无损。

治内风之法，世人有“气顺风自止”、“活血风自散”、“火降风自息”、“镇（平）肝息风”、“化（祛）痰息风”、“滋水（阴）涵木以息风”、“养血息风”等法则，究其实际，亦均与气、血、火、水相关。而使心肝肺三脏的脏气调和，也是诸法的治疗目的。

如前述风之特性，其邪风之病，病因、病位、时令、挟邪等等名目繁多，如枳实所主之大风在皮肤，皮肤为肺所主，在表，易受外邪之侵，但其疹如麻豆，又当是内有结积，郁而生热。苦痒更是热甚而病涉心火（诸痛痒疮皆属于心）。枳之酸收津液，消痰水，散结下气，寒可清泻心火，皮（枳壳系果皮）可走皮行表，确为对证之药。其所主之胁风痛，当是肝所属之胁部不定时痛的证状，病位与风在皮肤者，位异而理同，故皆可用枳治之。

《本经》将“大风在皮肤中”列为其主治之首，可见其当是治风证主药之一。现代多用于肠胃病，以下气除痞，消痰实结聚为用，对其主风之功有所忽视。这应是对此药的经典理论理解不深的缘故。笔者深得先师张大昌先生之教诲，用此药治疗风块疹、荨麻疹、隐而未出之痒疹每每取效。

宋代许叔微《普济本事方》治胁风痛之方多有用枳壳者，余常仿用之，确有效验，更体会到药学经典之精奇，从而也加深了对陶氏将枳实列为酸味药义理的认识。

水是潮湿之气因寒而凝结，或冰雪因热溶解而成的液态物质，故水有气体、固体、液体三态。其性得热则蒸腾为气而在上，得寒则凝固为冰而沉降收藏在下，温（凉）则液化在中而上行下达，故水在人体布及三焦，无处不有，运行变化不息，是人体生命的重要物质之一。

肾为先天之本，主水液，脏藏中焦水谷所化之精微以上承之，腑纳上焦肺所注之腐浊以排泄之。其精微得阳热化气而上承以济心火，则心火不致亢而燥悍致其失柔，其所潜藏心火之阳热，可温其脏水不致凛冽而过于坚凝，此即所谓心肾一体（一对阴阳）、水火既济的生理关系。

脾为后天之本，主运化。水饮（谷）入于其腑胃，腐熟消磨，经小肠之泌别清浊，其精微者，由脾传输布散至全身，归藏于肾，糟粕部分，经大肠传导排出；其废浊之水湿亦由脾协同肺之收降，归于膀胱而排出。脾对水湿和精微的这种作用，称之为运化或渗湿，与肾主水、司二便的功能，共同维持着人身藏精和水液的代谢平衡，即所谓胃为肾之关，土（脾）水（肾）合德。

水为肾所主，肾位在下焦，规定着其势趋下的特性，下之极为肾，为水闭藏（即肾德在坚）之所，其升降出入的运动，表现在上焦心火与中焦脾土的影响。其与心火既济，与脾土同德为理，是肾水在中、上二焦不同形态的原因。

由于肾水之主味为苦，陶氏用其为心火之体，肾水之用，脾土之化，表述了它在不同时位上的意义。心之体，即是心火之本体为寒水，是心火由寒水之极渐次量变而来；脾之化，即是脾土湿热至极，必有蒸热（暑气）转为肺金凉降之质的变化；肾之用，即是水行至肾为其归宿，其润燥助津液之功，正是保证肾水之特性和作用所必需。

肾水之主味为苦，苦味又为心体脾化之味，与水之运动和代谢息息相关，故治水者当不舍其苦。

从枳实主大风在皮肤中之经文入手，综观其主治为风水二字，并得出治风不离酸、治水不舍苦的规律，同时也证实了先师所推出“酸胜风”一语确是见道之言。应当指出的是，风在天而水在地，我国传统文化认为天为阳，地为阴，天气为主，地气为从（请参《伤寒论阴阳图说》）。

枳实主治风水之证，以证测味，当属酸苦之味，更因酸苦二味之属性有天地之别，据天气为主，地气为从的原则，其所治之证，虽有水湿痰饮结聚如麻豆，但仍是以风邪为主，故枳实当称之为金中水药，而非水中金药。

三、芍药（金中木）

《本经》谓芍药“味苦，平，主邪气腹痛，除血痹，破坚积，寒热，疝瘕，止痛，利小便，益气。”

《别录》谓其“酸，微寒，有小毒，通顺血脉，缓中，散恶血，逐贼血，去水气，利膀胱大小肠，消痈肿，时行寒热，中恶，腹痛，腰痛。”

《疏证》参《图经》《纲目》云：“芍药十月生芽，正月始长出土，色红，渐大渐转而青，作丛，茎上三枝五叶，似牡丹而狭长，高一二尺，夏初开花，其色不一，结子，入药用根。”

明代缪希雍《神农本草经疏》（下简称《经疏》）芍药条下引张元素云：“主泻肝，安脾肺，收胃气，止泻利，固腠理，和血脉，收阴气，敛逆气。”其疏项首句云：“芍药禀天之阴，而兼得甲木之气。”

古本草书中赤白芍混用，宋代《图经》始分载，以白色者名金芍药，赤色者名木芍药，沿用至今。赤白功用之分，在于白走气，赤行血，白补赤泻，白收赤散。笔者临床体会认为，二者功用略同，惟略有气血、补泻、收散之偏颇而已，鉴于白色属金的理念，以白芍为金中木药更切合名实之义。

芍药生芽之期，时在寒冬气藏之季，与一般植物“立了冬萌芽不生”的规律不同，正月出土而即繁茂，夏初开花而结子，亦与一般的植物春生、夏长、秋收的规律有异，它这种冬生、春长、夏收的特性，正是其药用价值之所在。

果实籽粒，是植物一年中生长后期的产物，有作种繁衍下一代的作用，用来维持物种的延续，保持其品质的传衍，一般在秋季成熟。秋之气收，夏之气长是其常，而芍药在夏长之气当令之时开花结果，是其本身之收气不当至而至，是秋收之气亢盛有余的表现，这种特性，陶氏在《辅行诀》中称之为“酸”，为肺金之用味，亦系肺金之主味。

植物的发芽生根，是其生命的开始，一般是在春木生发当令之时，但芍药之发芽生根却在阴寒凝泻之冬藏时期，由于一年之中，春夏属阳，秋冬属阴，即所谓之“禀天之阴”，此时发芽生根，是其根芽春木生发之气亢盛有余，这种特性，陶氏在《辅行诀》中称之为“辛”，为肝木之用味，亦系肝木之主味。特是其根正是药用部分，既有其整体秋金收气之本质，及秋金所属之白色，又具有局部所特有的肝木生发之气，即所谓“兼得甲木之气”，称为金中木药甚是合理。

从《本经》和《别录》所载芍药所主的措辞来分析，不外两大类：

1. 益气、缓中、止痛。

2. 除血痹、通血脉、逐贼血、散恶血、破坚积、利小便、利膀胱大小肠、去水气、消痈肿、邪气腹痛、中恶、腰痛、时行寒热、寒热、疝瘕。

其中益气、缓中、止痛概指药物的功能和疾病的治法而言。

一般而言，益气即是补气，笔者认为二者不尽相同。气是物质运动的形式，物质不运动时不可称为气。如脏腑是物质的实体，只有在生命过程中的运动中才能体现出诸脏腑之气的不同。脏腑之气一旦虚损，就要用补充脏腑之气的法则去治疗。如肾虚者补肾，心虚者补心以补充其质的亏缺，然而质的充盈只是使脏腑之气恢复的基本条件，气虚者还需要运动力的支持才能达到，这种增强动力的方面，对补气是有所助益的。增强动力，就药物学而论，无非是升降出入、走表趋里、散收疏敛等，芍药之所以有益气的作用，正是其味酸能收，加强内收之力的功效。另一方面，气之虚损原因，还在于其损耗散失过多，而酸味收而性涩，对减少气的耗散会有一定的作用，所谓：“无塞不补”对气虚证亦有助益，舍此进补，补药将如入无底之器，永无盈满，与事何益？故收塞为补益的重要方面。

还应认识到，人体之气名目多多，阴阳五行、脏腑经络、营卫气血、精液津水等等各有其气，不一而足，可谓之无处没气，而肺为诸气之主宰，酸为肺金之用味和所主味，故酸味之芍药，概言益气，而未言益何气。

缓中，是针对中焦失缓的一种治疗法则。《辅行诀》云：“脾德在缓。故《经》云：‘以甘补之，辛泻之，脾苦湿，急食苦以燥之’；‘肝德在散。故《经》云：以辛补之，酸泻之，肝苦急，急食甘以缓之，适其性而衰之也。’”

“缓”与“急”相对，脾缓之德用在于“甘”，失缓当用甘味，何以味酸之芍药能以“缓”之？

脾失缓为用虚体实，就本脏调治体用，法当助用或抑体，助用则迳取甘味药即可，若抑脾体以平衡之，则当用酸味，因脾之体味辛，即肝之用味，用肝之体味酸以泻肝，即能抑肝之用亢，亦即抑脾之体，而达成脾之体用平衡，使其缓德恢复。此亦即可为《难经·十四难》“损其肝者缓其中”的注脚。李东垣云：“损其肝者缓其中，当用四物汤，以其内有芍药故也。”乃得芍药缓中之意者。

由此可以认为，五行学说中之木克土之局，即是肝用（脾体）亢而脾用虚，用肝之体味酸药即可“收胃气”之失缓，如芍药、乌梅、山楂、鸡内金之属；木能疏土则是肝体亢而肝用虚，以肝之用味辛药可疏散中土之壅滞，使脾之甘缓不致过度，如姜、半夏、木香、桂枝之属。

既然芍药为酸味药，其性收涩，却又言其主因“不通”

所致的痛证，如此治法岂非有与病机不利之嫌？

《经》云：“诸痛痒疮皆属于心。”痛证是人体心对致痛因素的感觉，心主神明，如神志昏迷则无痛觉。陶氏把酸列为心之化味，即是心火体用互相作用的运动之极，将出现心火本身质的改变，由火热变为水寒，由显明惮散转为收降肃潜，而此收降肃潜正是肺金之用的特点，故此酸味又是陶氏肺金之用味。

皮肤的痛觉最为灵敏而为肺所主，肺藏魄，魄有镇静之用，故人体对痛觉的耐受力，又与肺用（心之化）息息相关，心化肺用不足则耐痛力减，反之则强。故心化肺用之酸味芍药，可以止痛。这是止痛法则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
从痛证的病因分析，痛由脏腑经络的不通所致，之所以不通，乃是其间有淫邪或气、血、津、液、痰、食的阻滞，或是气、血、津、液亏少，脏腑经络失荣而致运行不畅，即所谓不荣则痛。然不通致痛，气血之郁（瘀）痰饮皆为不循经而离其运行脉道者，芍药之酸收可使之归于经脉，使郁（瘀）积聚消除而痛止。不荣致痛者，收敛气血津液于经脉之内，既可减耗又可充脉，经脉自得荣养而痛止，是通过补气达到止痛的方法。

芍药治疗不通和不荣致痛的机理，符合木曰曲直，曲直作酸的经训。治不通，在于能疏散致痛之邪，治不荣，在于能止耗充脉，即益气养血。

认识到芍药益气缓中止痛的机理，对理解其所以能治疗诸证大有帮助。如前述芍药所主诸证，不外血、水、食、寒及邪恶之气所致者。其证名前所系之除、破、利、通、散、逐、去诸字，说明其治法皆适用疏散利导之法。疏散乃肝之用，酸为肝之主味，以曲直为用，直则可伸可疏可散，芍药有此疏散之功，可称为具肝木之气。其以曲为能，曲则可收可下，诸致病邪气得芍药之收，则瘀血积水（痰饮），顺经而行，得芍药之下，则大小肠膀胱中之浊污得以传导而出，而诸证自愈。

还应指出，诸证之邪多属阴。如气与血为一对阴阳，气为阳血为阴；火与水为一对阴阳，火为阳，水为阴；寒热为一对阴阳，热为阳，寒为阴；正邪为一对阴阳，正为阳，邪为阴。而芍药所主证的病邪多属阴类（寒热一证非是纯阴），即所谓芍药能收阴气。正如其在阴寒凝结之冬寒之季可发生根芽，从阴寒角度看则是阴寒被其收藏，被闭藏之阳得到畅发而运行，收阴与畅阳，乃是此事的两个方面，并不相背，论芍药之性当如此着眼。对万物的生机而言，以阳和为顺，阴盛为逆，故又曰芍药敛逆气。

综上所述，可见芍药味酸属金，又具肝木畅阳疏散之性，而陶氏称之为金中木药不无根据。

四、山茱萸（金中火）

《本经》谓山茱萸“味酸，平，主心下邪气，寒热，温中，逐寒湿痹，去三虫，久服轻身，一名蜀枣。”

《别录》谓“微温，无毒，（主）肠胃风邪，寒热疝瘕，头风，风气去来，鼻塞，目黄，耳聋，面疱，温中，下气，出汗，强阴益精，安五脏，通九窍，止小便利，明目，强力，长年……九、十月采实，阴干。”

《疏证》引《图经》云：“山茱萸木高丈余，叶似榆，二月开白花如杏，四月结实，未干时如酸枣赤，既干皮甚薄，中有核。”

《纲目》引甄权曰：味“咸平，大热。”“治脑骨痛，疗耳鸣，补肾气，兴阳道，坚阴茎，添精髓，止老人尿不节，治面上疮，能发汗，止月水不定。”引陶弘景曰“出近道诸山中大树，子初熟未干，赤色，如胡颓子，亦可啖，既干，皮甚薄，当合核用也。”又引雷教曰：“使以酒润，去核取皮，一斤只取四两已来，缓火熬干方用，能壮元气，秘精。其核能滑精，不可服。”

张锡纯《医学衷中参西录·山茱萸解》谓“……其核与肉之性相反，用时务须将核去净，近阅医报言核味涩，性亦主收敛，服之恒使小便不利，惟破尝之，果有涩味者，其说或可信。”

山茱萸药用为其成熟之果实，其果成于孟夏，致季秋孟冬始成熟，历经夏秋两季，得夏火之全（括长夏在内），并秋金之收气，夏火之极即转秋凉，此正是《辅行诀》心火化味之义旨，继得秋金收敛之气而口味甚酸，此陶氏视其为酸味之所以然。特别是成于秋末冬初之物，不但味酸而且色深赤，颇具火化之色泽，在秋凉转冬寒之际，呈红艳之彩，乃有火性之显明，故称之为金中火药。

张锡纯氏极力推重此药之回脱敛汗之功，屡屡重用此药治疗危重之疾，张氏经验丰富，信其言之有证，究其理当系固脱因其收敛，止汗在其为心之化味而收心之液。然而如前《纲目》所引甄权却有发汗之说，又当何解？

当汗不汗者，必因其人疏散之功用不足，而疏散之德用在于肝，其德用之正常与否，又与其质体密切相关，以陶氏学理论之，肝之用辛体酸，辛散功能正常与否与其体之酸收协和与否相关。辛散过亢之多汗固然可取酸收以敛之，津液不足者，虽肝用有疏散之能，亦难为此无米之炊而不能发汗，只有通过肝之体味酸收津液，辛散才能起到发汗的作用。故笔者认为甄氏所谓其能发汗，当指需发汗而津液不足者，即陶氏助肝体（即陶氏所称之“泻肝”）之法可以发汗。山萸茱之止汗，在于其味酸为肺之用味，其发汗在于为肝之体味，实际上这也是陶氏“金木交互”用药法则的具体体现。

由于“诸风掉眩皆属肝”，肝主风，而山茱萸之果始结于春，味酸又为肝之体味，可承平肝辛散过度之风证，又可收津液以助辛散发汗，故《别录》主治中有肠胃风邪、头风、风气去来、面疱（上焦风热）等“风”类病。

山茱萸结果于春，历夏及长夏，至秋未成熟，是禀夏（括长夏）气化较多而成长者，其气质当有适应火土气化以利其生存的特点。禀夏火之热则可温中，可适长夏之湿则可除水下气、心下邪气、逐寒湿痹、去三虫（虫为湿热之病，《诸病源候论》卷五十谓三虫系长虫、赤虫、蛲虫，分别指现代之蛔虫、姜片虫和蛲虫）等中焦脾胃病。基于陶氏火土同治的理念，可以认为陶氏虽只称其为金中火药，而名不及土，其治土之意亦在其中。

由于心火肾水是一对阴阳，山茱萸禀火之气化而又具酸收下行之性，故有使心火下交于肾阴，保证水火既济，阳平阴秘，而有补肾气、强阴益精、止小便利、添精髓、治脑骨痛、疗耳鸣耳聋的作用；肾水强则肝木得荫，属宗筋的阴茎则强，属肝之窍的目则明。

酸为肺之用味，肺主呼吸开窍于鼻，肺用足则鼻息通利，山茱萸酸助肺用，故可治鼻塞；可祛湿，湿邪去则阳不被遏阻而畅达，则阳道得兴；可温中，中焦得温则可斡旋气血津液而不滞塞，使九窍通利，脉气得定，强力而长年。

据前所引资料，陶弘景云“多合核用之”，雷敦则云“核能滑精”，张锡纯则云“核与肉性相反，用时务须将核去净”，但其后又云有言核味涩收敛，可使小便不利者，并亲尝其味确有涩味，对核的使用持置疑的态度。笔者对核的作用亦未试用，不知所从，有待实验而定论。但目前习惯用净萸肉。

综上所述，可见山茱萸的使用，《本经》与《别录》主治并非在肾，几乎与陶同时的甄权与雷教，则以肾为主，可见陶氏当时或稍后，对此药性能认识的思路已有所不同，主治范围有所扩展，从中可体会到药学理论发展的踪迹。

五、五味子（金中土、金中火）

《本经》谓五味子“味酸，温，主逆气，咳逆上气，劳伤羸瘦，补不足，强阴，益男子精，养五脏。”

《别录》谓其“无毒，除热，生阴中肌……八月采实，阴干。”

《疏证》参《唐本》《图经》《纲目》云“五味子初春生苗，引赤漫于高木，其长六七尺，叶光圆似杏叶，三、四月开黄白花，类莲花状，七月成实，茎端作房，如落葵子，大如篓子，生青熟红紫，中有核似猪肾。以根种者，当年即旺，若二月种子，须次年乃旺。”

《疏证》引刘潜江云：“五味之皮肉，初酸后甘，甘少酸多，其核先辛后苦，辛少苦多，然俱带咸味。大约五味咸居之中，酸为胜，苦次之。而生苗于春，开花于春夏之交，结实于秋，是发于木，盛于火，告成于金也。气告成于金，酸味乃胜。是肺媾于肝也。肺媾于肝，肝因媾肺而至脾，脾仍合肺以归肾。”

五味子因五味俱全而得名，但以酸苦为多，如刘氏所言，其告成于金故酸味多，即肺金之用味多，故陶氏列为肺金药。然其甘味本较少，何以陶氏却称之为金中土药，而不从较多的肾用味苦而名为金中水药？

首先应当看到，五味子兼具五味，本身已具备五行中土兼统其他四行的特点，称之有土之性是顺理成章的。其次如刘氏所言，其有肺媾于肝之象，即此物的特质体现了陶氏金木交互的学理，是发于木告成于金的过程，即《素问》“金木者，阴阳之道路也”，而这个过程必由土为中介始能完成。酸味本身即兼有肺用肝体两职，这种体用两职之分界即土。

如刘氏所言：“肺媾于肝，肝因媾肺而至脾”，同理可推，五味子还应具有既济水火的学理。如刘氏所言其“盛于夏”，《图经》《纲目》言其子“生青熟红紫”皆属心火之象，而《图经》《纲目》所言其子“中有核似猪肾”，是五味子之形质色彩，又是属肾水之象，其由心火而肾水的成熟过程，何尝不如《素问》“水火者，阴阳之征兆也。”这种水火既济的运动，亦必由脾土为媒介始可完成。正如刘氏所言五味子之苦味的多少是仅次于酸味，而苦味既是心之体味又是肾之用味，同时也是脾土之化味，其成熟过程中亦必有中土的参与，其本身具有中土之性是无需置疑的。鉴于土在五行中有包容其他四行，为万物之始，又为万物所归的特殊地位和性质，在其以酸味多而属金的基础上，而将五味子命名为金中土是有其深刻意义的。

正因五味子是以酸味为主，而酸味正是“苦气上逆”的肺所宜“急食”之味，且其名金中土药，本身即具益土生金之意，可使肺气肃降而生源不竭，故《本经》将“逆气，咳逆上气”列为主治之首。用其降逆气，不仅指肺气不降之咳喘上气等证，还应包括其他气机上逆之证，如降冲气、止呃逆均为临床所常用。

所治其他病证，如劳伤羸瘦、补不足、养五脏等多为劳损病，这些劳损病的治疗大法，不外既济水火、交互金木，而五味子一味兼擅其能。但应当注意，虽其五味俱全，毕竟有所偏颇，多酸苦而少它味。而酸苦二味正合《素问》“酸苦涌泄为阴”之说，其势趋下而归肾，肾在下属阴，因此功效偏重于肾而补阴。因此又特别提出了强阴、益男子精，《别录》也提出了“除热，生阴中肌。”细究其“除热”，所除当是阴不恋阳之浮热，如都气丸所主之烘热面赤等证；“生阴中肌”一语，似与陶氏认为其有脾土之性的认识有关，因为脾主肌肉，是《经》家之训。

五味子之五味分布不匀，如刘氏所谓之皮肉中酸多甘少，核中则苦多辛少，咸味则分布各处。现代研究亦有核中富有降转氨酶物质的说法。故用作汤剂时，以打碎为宜。

值得提出的是，五味子在火土论心补泻方剂中，有以火中木而论之处，究其根据，当是其虽然咸味不重，却分布遍及皮、肉、核各个部位，而且药用五味子当是成熟者，况其盛于夏，禀夏火之气而成于金秋，其成熟时之色为紫红，颇具心火色彩，云其具心火之性，无可厚非。至于称其有春木之性，则可认为系其苗始于春，其子不成熟时为青色，虽春木所主辛味较薄，其气为春木之温而非夏火之热，更非秋金之凉，仍具春木之本质。如此看来，陶氏将其又称为火中木药，是可以理解的。

第五节 肾水苦味门

肾法于冬寒水之气，其气寒，其性收引，位于下焦，为水火之脏，在体为骨，骨生髓，其德坚，苦者能坚，为肾之主味，即肾之用味。

苦又为心之体味，所谓心之体味，是水火交济的体现。肾水上承于心，心火下潜于肾，乃天地阴阳气交之事。此气机升降运动，以中土为之枢转，而心火与脾土又同为一家（心火中包容有脾土），就此义而论，则心肾交济实亦即水土合德之别辞。此升降运动是维持人体清升浊降，精气津液内藏，使水火蒸腾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能力的重要方面。

苦又为脾之化味，所谓脾之化味，是肾水用味苦在脾中的体现。脾胃者仓廪之官，在志为思，主湿，性缓而静谦，可容纳消磨水谷而运化精微，使所化之精闭藏于肾；性缓可纳渗水湿，与肾共主水液之代谢；其思可制约肾志之过恐。此即脾土克制肾水而又与肾合德的双重关系。如肾为先天之本，脾为后天之本，先天之本要靠后天之本不断补充，后天秉承先天之资质，脾土之化即肾水之用，乃人体气化活动之根基，亦至关重要之事。

一、地黄（水中水）

《本经》谓干地黄“味甘，寒，主折跌绝筋，伤中，逐血痹，填骨髓，长肌肉，作汤除寒热积聚，除痹，生者尤良。久服轻身不老，一名地随。”

《别录》谓其“苦，无毒，主男子五劳七伤，女子伤中，胞漏，下血，破恶血，溺血，利大小肠，去胃中宿食饱，力断绝，补五脏内伤不足，通血脉，益气力，利耳目。生地黄大寒，主妇人崩中血不止，及产后血上薄心，闷绝，伤身，胎动下血，胎不落，堕坠跪折瘀血留血，衄鼻，吐血，皆捣饮之。……八月采根阴干。”

《疏证》引《图经》云：“地黄二月生叶，布地似车前，叶上有皱而不光，高者及尺余，低者三四寸，其花似油麻花，紫红色，亦有黄色者，其实作房如连翘，中子甚细，沙褐色，根如人指，色黄。”

《疏证》引刘潜江云：“地黄之用在《本经》即首归其功于血，夫血本天一之真阴，资中五之土气以生者也。夫万物莫不资生化于土，唯此味之取精于土者最专且酷，故种植之地，土便焦苦，十年后方得转甜，得谓此味不专主中焦之营气哉！（《乘雅》云，种地黄一年其土便苦，次年止可种牛膝，再二年可种山药，足十年土味转甜，始可复种地黄，否则味苦形瘦不堪入药也）。”此《乘雅》当指明代卢之颐所著《本草乘雅半偈》。

《疏证》又云：“予尝治地黄醴饮先君，醴尽而地黄枵然如故也，暴之令干，则其质轻虚，剔而破之，则其中脂液已尽，在外层者，悬空包裹如括萎之壳，其在内者，纵横牵引，如丝瓜之筋，因是悟地黄之用，在其脂液能荣养筋骸血络，干者枯者能使之润泽矣。”

地黄根块之质以脂液为主，此脂此液可完全融合于醇酒之中，为液态物质之精华，其性属水自在情理之中，同时也决定了药理功用。据《本经》《别录》所载，有填骨髓、长肌肉、久服轻身不老、男子五劳七伤、女子伤中胞漏、益气力的作用，可以说明其与人体精津营血相类，可滋补人体精血之不足。

地黄之脂液，乃吸取土壤中之营养而成，而地黄植物本身，吸收土中营养能力之大，是其他药用植物难以达到的，种植地黄之地，竟然十年始能复原！尽管现代对地黄不宜重茬种植的现象，有诸多解释，如关于病虫害、土壤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的改变、根系分泌物引起自身中毒等原因，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应当在于地黄“取精于土者最专且酷”，使土中有益于精津营血物质吸收殆尽，归藏于根块之中。这种特有的功能，恰是肾主坚闭收藏的作用，从这一意趣而论，地黄作为肾水苦（苦者能坚）味的代表，是当仁不让的。

地黄之花在茎干之顶端，色紫红，在顶象天，色红象火。天与地对，天为阳，地为阴；水火相对，火为阳，水为阴；上下相对，上为阳，下为阴。故地黄之花属天阳之色味。地黄之根块在地之下，最得土中精华多脂液而色黄，黄又为中土之色，此或即以地黄名地黄之故。

特别是肾为水火之脏，为真阴真阳潜藏之地，所谓真阴，乃火中之阴，即在天之阳火中之阴水，在人则为在上心火中之阴水，地黄根中之阴液精津，乃花中阴水下交所生。由于天为阳，数以奇为阳，以一数为至元纯阳，故天阳即天一，而地黄脂液之生，深契天一生水之理。

人体心阴下潜而生肾水，而精、津、血均水液之类，心所主之血液，必有脾土所藏之营始显其用，肾所主之精亦系脾所运化水谷精微而成，津液更是由脾而敷布，因此心阴下潜而生肾水的作用，必有脾之参与始能完成。与此类比，地黄接收天一之真阴以为水，亦是通过吸取土壤之阴津精液而得以实现，即所谓“坎水藉厚土之德以资万物。”地为坤（与乾为天相对）属阴，偶数为阴，故地黄脂液之成，亦符合“地六成之”之说。

由此可知，地黄根块的生成，与人体五脏肾属水，及五行学说中“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”若符合节，陶氏名其为水中水药，虽义深理奥，但确有实据，绝非空玄之说。

基于水为万物之本源的理论，且已被现代科学所承认，除上述地黄主治补益阴精营血津液的功用外，它如诸出血、瘀血、寒热积聚、胃中宿食饱，及动胎、耳目、大小肠诸病，均可因真阴复常而致乾生坤育，五脏得以资生，生生化运行不已而愈，不烦细析。

至于地黄有生、熟、鲜之分，似是后世之事，但《本经》中已有“生者尤良”四字，可证其时已有熟地黄的使用，学者当于无字处悟其情。笔者每以生者凉、鲜者寒、熟者温、而有活血化瘀、清热凉血、温经补血之偏掌握使用，庶几无所差池。

二、黄芩（水中木）

《本经》谓“味苦，平，主诸热，黄疸，肠癖泄痢，逐水，下血闭，恶疮，疸蚀火疡，一名腐肠。”

《别录》谓“大寒无毒，疗痰热，胃中热，小腹绞痛，消谷，利小肠，女子血闭，淋露下血，小儿腹痛……其子，主肠癖脓血。生秭归川谷，及冤句，三月三日采根，阴干。”

《疏证》引《图经》云：“黄芩苗长尺余，茎干粗如箸，叶从地四面作丛生，类紫草叶，细长青色，两两相对，六月开紫花，根长四五寸，色青黄，老则中空。”

黄芩味苦气寒，苦能坚善藏，寒类冬水之气，皆肾水之性用。热乃火象而为心所主，得其苦寒则归藏于肾，故可治诸热；“诸痛痒疮皆属于心”故可治少腹绞痛、火疡、恶疮、脓血；小肠为心之腑，心火除而小肠得利；又因心法于夏火之气，长夏亦包容在其中故火土一家而同治，长夏脾土热中兼并有湿，湿热得其苦寒坚藏则胃中热、食谷不消、肠癖泄痢、黄疸可除；肾坚藏之用不逮，则诸经下归女子胞中之血少而不行，或胞中之血及肾脏膀胱之尿不得固摄而淋露而下，故又可治女子血闭和淋露下血。黄芩所主病证，皆可从肾之坚藏不足而论，故陶氏以肾所主之苦味论之。

至于为何陶氏又称其为水中木，而具肝木之性，仍须进一步分析。

首先应看到黄芩之叶、根皆具青色，且根具青色者少见。青本肝木之色，具有阳气萌动，生机盎然之象。如此而论，苦寒坚闭之黄芩，也具有助长生机的一面，即具有春木之气的一些特征，显示着五行学说水生木的母子关系。

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云：“肾主骨髓，髓生肝”，肾藏精，肝藏血，髓为精之聚，精髓化生为血故肝肾为相生之母子关系，而精为气不耗而归于肾者，精不泄归于肝而为精血，是精与血均源于气，干支学说以壬癸配北方肾，甲乙配东方肝，后世医家肝肾同源、乙癸同源之说当指此而言。

然而乙、癸均为阴干，所配当是脏而非腑，即是肝、肾而非胆、膀胱，尽管胆与膀胱亦同属木和水，那是甲木和壬水，属阳干系列。其肾肝之阳的关系又是如何呢？

肾中之阳为元阳，其气温煦，膀胱州都之官，其中所储之液必得其温煦始能气化而出，如老年人多有小便不利之疾，因元阳气衰而致者为多。元阳之用，惠及全身，其能量被后世称之为相火，谓其始于命门（《难经》以右肾为命门），寄于肝胆，运行于三焦。所谓始于命门，即相火源于肾中元阳；寄于肝胆，即托付、依靠，存在于肝胆，这也是肾水生肝木的另一层面。

正因肝肾有如上所述相生、同源的关系，在病理和症状方面也必然有所折射，而二者息息相关，用药也应与之相适。虽然肾主闭藏与肝主疏散相远，而病情则肝肾相兼。如黄芩所主之疸、痢等湿热之证，既要坚藏其湿热，又应畅达其肝胆、肠中之滞邪和经脉气血，才能使肝胆得以通利，郁热解散，肠中积滞得以消除，而腹痛止，水谷消，脓血得以排下。黄芩这些功用，足以证明其具有肝所主的疏散性能，陶氏称其为水中木药，昭示了这一特性。

三、黄连（水中火）

《本经》谓黄连“味苦，寒，主热气目痛，眦伤泣出，明目，肠癖腹痛下痢，妇人阴中肿痛，久服令人不忘，一名王连。”

《别录》谓其“微寒，无毒，（御览引云：主茎伤，《大观本草》）”五脏冷热，久下泄癖脓血，止消渴，大惊，除水，利骨，调胃厚肠，益胆，疗口疮。生巫阳川谷，及蜀郡，太山，二月、八月采。

《疏证》参《蜀本》《图经》《纲目》云：“黄连苗高一尺，叶似甘菊，一茎三叶，凌冬不凋，四月开花黄色，六月结实似芹子，色亦黄。根有两种，一种粗而无毛，有珠如鹰爪，坚实，色深黄。一种无珠，有毛而中虚，黄色亦淡。”

《疏证》引徐迥溪曰：“苦属火，性皆热者，常理也，黄连至苦而反至寒，则得火之味与水之性，故能除水火相乱之病。水火相乱者，湿热是也，是故热气目痛，眦伤泪出，目不明，乃湿热在上；肠癖腹痛下痢，乃湿热在中；妇人阴中肿痛，乃湿热在下者，悉能除之矣。凡药能除湿者必增热，能除热者必不能去湿，惟黄连能以苦燥湿，以寒除热，一举而两得焉。”

陶氏将黄连称之为水中火药，与徐氏“火之味水之性”之说，虽论据不一，而结论是一致的。徐氏以苦为心火之味，所宗当是《素问》五味所入之说，与肾无涉，其与肾的关系，是通过其性寒，可治热表达的。陶氏所据乃《素问》五脏五味苦欲说，有一味涉三脏（体、用、化）的关系，且据苦能坚闭之性与肾主坚藏联系起来，视为肾之用味，即肾所主之味，同时也是心之体味，表达了心肾两脏水火相克，水能灭火，寒能除热作用。

黄连之花、子、根均为黄色，其具脾土之色尤为明显，其治湿之功当与此有关。鉴于陶氏火土一家，心脾同治的理念，水中火药黄连治湿之义自在其中。长夏属土，热中挟湿之暑气当令，长夏本是夏之后期阶段，黄连除热乃对心火而治，则亦去暑之湿，谓之苦能燥湿。脾土乃五行中阴阳不测者（详见《伤寒论阴阳图说》），乃可与心共为主神志，故久服黄连可令人不忘。

黄连不但可治湿热证，因苦为脾土之化味，故尚可调胃益肠，脾土之窍口中生疮；其泻火即是存阴，故又可止消渴；心火为肝木所生，子病除则母气安，故可益肝之腑胆而止大惊，疗其窍之目痛、眦伤、泪出；妇人阴为肾所主，骨亦肾所主，肾用强则骨得利而阴肿痛除，均可用黄连取效。

四、术（水中土）

《本经》谓术“味苦，温，主风寒湿痹，死肌，痉，疸，止汗，除热，消食，作煎饵久服，轻身延年，不饥。一名山蓟。”

《别录》谓“甘，无毒，主大风在身面，风眩头痛，目泪出，消痰水，逐皮间风水结肿，除心下急满，及霍乱吐下不止，利腰脐间血，益津液，暖胃，消谷，嗜食。一名山姜，一名山连，生郑山谷，汉中，南郑。二月、三月、八月、九月采根暴干。”

《疏证》引《图经》云：“术叶叶相对，上有毛，方茎，茎端开花，淡紫碧红数色，根作桠生。”

《疏证》云：“术之为物，开花于初夏，结实于伏时，偏于湿气弥漫之际，显其有猷、有为，确可知其入脾胃，能内固中气，外御湿侮矣。”

《经疏》云：“术得初夏之气以生，其味苦，其气温，从火化也。正得土之冲气，故《别录》益之以甘，表土德也，故无毒。其气芳烈，其味甘浓，其性纯阳，为除风痹之上药，安脾胃之神品。”又云：“术《本经》无分别，陶弘景有赤白两种。近世乃有苍、白之分，其用较殊，要之俱为阳草，故祛邪之胜，而益阴之效亏。药性偏长，药无兼力，此天地生物自然之道也。……术燥肾而闭气，肝肾有动气者勿服。刘涓子《痈疽论》云：溃疡忌白术。以其燥肾而闭气，故反生脓作痛也。”

术分两种，始于弘景，而其手订之《本经》《别录》中均无记载。此《辅行诀》五脏补泻方之补脾汤有白术之名，外感天行六神方之玄武汤中称术，亦不言赤白，至于赤术之名，则全卷未尝一见。由此可知陶氏虽有赤白二术之分，其使用似以白术为主，玄武汤中之名，保留了《汤液》原名，而补脾汤中之名，则是有当时已赤、白分称的表现，也符合《辅行诀》书成于陶氏晚年的考证结果。

陶氏将术列为水中土药，应仍是赤白混称者，或当时虽已赤白有分，但有重白轻赤的倾向，是苍术与白术的差异开始被发现的时期，看来陶氏对术的研究，在当时是很深刻而且是很先进的。那么，其视术为水中土的原因何在呢？笔者推测，大概是出于以下几种考虑。

一是据《本经》术味苦，《别录》味甘的记载，而在陶氏五行体用化理论体系中，苦为肾之用味，甘为脾之用味，而术兼此两脏之用，而称之为水中土药。

二是据术的主证，即《本经》和《别录》所载的主证分析，均为水湿之类，对于这个问题，邹、缪二氏本草著作中都有详尽的辨析，因文多不引，读者诸君，有兴趣者可取原书细读自明。而水为肾所主，湿为脾所主，尽管二者有体象的不同，但无质的差异，故称之为水中土药。

三是五味与肾水与脾土脏器的关系。肾主水液，水趋下，为水气、水湿变化汇集之处，主持一身水液的代谢平衡，因其气寒而呈凝固状态，即所谓“肾德在坚”。坚在此有两义，一是坚闭，即汇集水液，二是坚固，喻如汇集之水因气寒而呈固体状。而此坚固之水相对液、气态之水则为燥象，其不能起到润泽四肢百骸、五脏六腑的作用亦为燥证，此即所谓“肾苦燥”。是以肾中之水要不凝，达液、气状才可起到润泽全身的功能。在五味中，唯咸味可润，即咸味可使肾中寒水不凝（如海水之咸而不冰），即所谓（肾）宜“急食咸以润之，至津液生也。”此咸味在陶氏五味体用化理论中，为肾之化味，即肾正常气化之味。肾的正常气化，是由其体用交互运动变化所生成，即肾之体味苦与肾之用味甘的交互作用所化生，鉴于肾之体味即脾之用味甘，苦味与味甘互相作用才能生化出咸。此甘味恰是表达脾土作用之主味，术兼具肾水体用之味，称其水中土药，其冠以水字，甚合逻辑。

关于苦味，则既是肾之用味，又是脾之化味。化味之义，乃体用交互变化之极所生，即苦味的生成，是由脾土之体辛与用甘交互作用而成。其用味甘性缓，有弛缓、松缓之义，有助于脾土“其德缓”的作用。因松弛迟缓乃可容纳而不紧束，即制约肾气寒所致的收引、坚闭之过，容纳水液之亢盛有余，即土能克水，脾土主湿之义；脾土所纳之水，经过与其体味辛的宣散作用，得以渗利，即所谓“脾能渗湿”，此渗湿功能，实际上是通过其化味苦的作用而实现的。因为化味苦之性能坚、能燥，其能坚是指其增强肾的闭藏作用，将脾中过度之湿收藏坚闭于肾，能燥是指脾中之湿因之得到渗利；渗为水趋下之势而归入肾之事，故又有苦者能下之说。肾水坚闭之用，来源于脾土之化，又有相生之义，总之，脾土之克制肾水，又增强肾之坚闭，此克中有生、相反相成的关系，便是水土合德的含义所在。

陶氏认为术为水中土之五行互含定位，充分显示了其功用主治的深奥医理，可以说完全切合水土合德的理念，是该理论在药性学说中的具体运用的成功典范，值得进一步继承和发扬。

五、竹叶（水中金）

《本经》谓：“竹叶，味苦，平，主咳逆上气，溢筋急，恶疡，杀小虫。根，作汤益气，止渴，补虚下气。汁，主风痰。”

《别录》谓：“篁竹叶，大寒，无毒，除烦热风痉，喉痹，呕吐，消毒。皮茹，微寒，主呕呃，温气寒热，吐血，崩中，溢筋。生益州。”

《疏证》引《齐民要术》《图经》《志林》《纲目》云：竹类甚多，入药唯取篁、淡竹、苦竹三种。篁坚而促节，体圆质劲，皮白如霜。苦竹有白有紫。甘竹似篁，即淡竹也。江河之南甚多，北则鲜有。冬春苞节土中，闻雷则发，旬日即落箨（笔者注：竹荀上一片一片的皮）而成竹。茎有节，节有枝，枝复有节，节有叶，枝必两，叶必三，愈近根则节愈促而管益厚。根有雌有雄，雌多荀，当自根下第一节观之，传动产隻者为雄，双者为雌。其根喜向西南行，西南方向之根芽嫩，东北面之根芽老，故植竹者取根之西南者易于成活，栽园之东北隅，耐湿耐寒，然不宜水淹，淹即死，故但得复以泥，而不可浇水也。

竹子品种多多，据云全世界（欧洲、美洲无原生竹）有1200或称1500、1800多种，我国40多属，有280或称500多种，遍及各地，以江南为多。《本经》泛称竹叶，竹字在《说文》曰：“冬生草也，象形，下垂者，簪箬也，凡竹之属皆从竹。”“簪，草也。”王筠以竹（篆体）为草之倒文，殆象竹叶下垂为释。《别录》则特指篁竹叶，《说文》曰：“堇，草也，根如荠，叶如细柳，蒸食之，甘，从草，堇声”。《康熙字典》曰：“簠，竹名，本草簠竹，坚而促节，体园质劲，皮白如霜，大者宜制船，细者可为笛，取沥，并根叶皆入药，《集韵》同。”

由于竹之种类繁多，分布地域广，及物种变异等等因素，《本经》与《别录》所载竹的名称，很难确定是现代的何种品类。《别录》已明言“生益州”，则当时是以现代的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一带所产者为地道药材无疑。

《疏证》引古本草数种，分三种，其中《齐民要术》的作者贾思勰生于东魏末，卒于北魏，约成书于533年至534年，恰是陶氏去世的前二、三年，可证《辅行诀》时代已有苦、淡之分。但因品种繁多而辨之不易，明代《本草蒙荃》云淡竹叶：“竹类甚多，难指何物是，惟尝笋味淡者为然。竹，雷竹、水竹（按：《本草钩元》引苏颂曰“淡竹今呼水竹，有大小两种”），味淡兼甜，治病第一，竹、竹味纯淡，采亦宜用，苦竹、紫竹苦辣而膻，不堪入药。”并引宋代苏东坡之说：“淡竹者，对苦竹而文，除苦竹之外，皆淡竹也。”

可见竹叶苦、淡之分应在于其笋之苦、甜，不是单指现代的苦竹、淡竹之叶。另外，近年有资料认为苦竹叶之叶脉是平行的，淡竹叶之脉呈网状，值得考定。

至于《别录》称之篁竹叶，笔者认为应当属淡竹叶之有如堇草之竹者。竹部之字，多有形声字。如菩字，《说文》曰：“苇也。从草，音声。”箔字在《说文》则为“竹筈也”。其草字头之菩，指一般草类的苇，竹字头之筈，则指如苇的竹类植物。其草、竹是意符，音是声符。竹字头之筈是指像苇子的一种竹类植物。同理可推，篁是指像堇草的一种竹类植物。而堇在《说文》中解为“堇草，根如荠，叶细如柳，蒸食之甘。”则尽管《说文》中无此篁字，也可推知它是一种如堇草的竹类植物。

据前所引《康熙字典》所载篁竹细者可为笛的记载，《说文》“冬生草也”一语，甚是确切，与现代所云竹为禾本科植物意义相同，而且冬生二字，似是表达了竹生于冬的特点。

生者，生发之谓，竹生发于笋，笋发于竹鞭上，冬日在土中，逐渐形成节、节间、节隔、笋箨、侧芽和居间分生组织，到出土前笋的节数（也是全株的节数）已定，至早春遇雷雨则破土而出，可知竹之鞭乃其地下茎，鞭笋即竹根之新芽，其根生鞭之时必在冬季，如此解冬生二字，当比以枝叶冬季不凋而青解更为得体，四季常青者比比皆是，而冬日生根芽者鲜，更突出竹之特性。尽管出笋之季不是单在春天，而夏秋皆有，但给人印象最深，最能表达其特性者仍是春笋，称其冬生，实是表达了它的出类拔萃之处。

正因如此，陶氏在冬季属水思想的指导下，把“冬生草”竹列为水性之品是顺理成章的。竹叶在上，质感坚硬而下垂，颇有位高而水势趋下之象，基于我国西高多山，东低有海，水向东流的特点，及西方属金，金质地坚硬的理念，认为竹叶有金之性亦不无道理。这或者是陶氏将竹叶定为水中金药的基本思路。

现代研究者发现竹叶提取物有明显的抗自由基的活性，具有抗血栓形成和抗心肌缺血的作用，作为心脑血管病的保健品，可与现所盛行同类产品银杏叶制剂媲美，认为是现代药学的一大发现，殊不知《辅行诀》中对竹叶的应用，已包含在对此类病的防治之中。如大补肝汤和大补心汤中皆有此味，而临床实用证明，大补肝汤治疗现代所谓的脑血管病，大补心汤治疗现代所谓的心血管病都是有显著疗效的（可参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临证心得录》学苑出版社，2011），只是其理论上不言自由基和血栓、缺血，仅以水中金三字概其药理而已。

先师张大昌先生常说：“有其事必有其理，事在理必在。”竹叶有如此神奇之处，必有其独特的药理作用。如何深刻认识和升华其理论，是进一步掌握其性能而更好的使用的前提。而提高认识的前提，仍应是用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去分析和总结。分析它的生长特性和特点，用天人合一的阴阳五行理念归纳之，其药理作用庶几可明。只是竹之品类多多，其间形质生态差异亦必然存在，故仅参考一些资料，从其共处着眼，不从细处论说，或可对探索其药理之概要有所帮助。

竹之为物，奇特之处多多，约有以下数条尤为突出：

1. 生长速度极快：首先从笋说起，笋是竹芽出土时之谓，所谓“旬内为笋，旬外为竹”；“清明一尺笋，谷雨一丈竹”。笋之造字从旬，即是此义。笋是竹生长最快的时期，有资料云，每天可长一米左右，一月可长至十几米；繁殖旺盛期，一般每小时可长46厘米（每日约1000厘米）；生长茂盛期，每小时约长25厘米（每日约600厘米）；下雨时是旱时的86.4倍。

2. 未出土时已定形：竹在土中生长阶段即笋期，其节、节间、节隔、笋箨、侧芽数及居间分生组织已定，出土后不再增新节，只是节间距的拉长，新竹形成后，竹杆的高度、粗度和体积不再有明显变化。

3. 竹根喜向西南行：凡植竹，正、二月引根，鞭必西南而行，所谓“东家种竹，西家生笋”。

竹根喜向西南行的特性，可用来指导栽植竹的技术。由于竹的此种特性，其竹根西南方者比东北方向者嫩而多，而植竹所用之根芽，以鲜嫩而壮者易成活且苗亦壮，东北方向者根老芽而衰，不易成活或活亦不壮。

4. 生命周期长，开花即亡：晋代戴凯《竹谱》引《山海经》云：“药必六十，复亦六年。”其注谓“竹六十年一易根，而根必生花，生花必结实，结实必枯死，实落又复生。”

现代资料谓其开花周期长短不一，由于品类的差异，有1年、十几年、30年、32年、80年、最多120年之不同，但开花结实，当年即枯是相同的，而且不论哪年生出的竹子，不论植竹地域的远近高下、气候环境或土质条件不一，只要根鞭的年龄相同，则在同年开花结实而枯死。

除上述竹的四个特点外，尚有冬伐之竹不蛀，得铁繁茂，怕水不怕石，怕松不怕压等特性。我们不妨依上述特性，再深入地分析一下它是否可称水中金药。

其未出土时已定形的特性，也是其名冬生草的根据，其笋发于冬而在地下，而且已具备全竹之雏形。是竹在冬日已具全部生命的活力，只是积蓄于内，藏于地下而不发。与植物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的一般规律有所不同。植物的生长收藏规律是阳气阴液运动变化的规律，冬季阴液阳气内收，春季始生发萌动，夏季始蓬勃繁茂，秋季开始老化衰落，而竹却是冬日阳气阴液闭藏之时生发萌动，颇有反生之机，其生机之顽强，抗逆性之大显而有之，这应是其四时不凋，生命周期特长，可达六十年之久的基本因素。尽管如此，它仍是在地下发芽，受自然闭藏气化的制约，不能破土而出，只是郁曲不展，潜龙勿用之象，它是阳气阴液闭藏之时具有生命活力的代表，以时象而论，即可称之为冬水之物。

及至春季惊雷蛰动之时，郁曲不伸之竹芽乘势破土而出，得以大展生机蓬勃之本能，然春季虽主生发阳气，而其时气化属少阳，仍不足以完全达竹长养之需，故得雨水之助以配竹强大的生机（阳气），始可有日长一米的迅猛现象。春季之竹，是在自然生发气化当令之时，已臻夏季长养阶段，所需要的是大量的阴水和阳热。自然气化生发之时而有长养之物，仍是反生之品物。故《易·说卦》云：“天地定位，山泽通气，雷风相薄，水火不相射，八卦相错，数往者顺，知来者逆，是故易逆数也，雷以动之……”，又云：“万物出乎震，震东方也……动万物者莫疾乎雷”，又云：“震为雷……为苍茛竹……其于稼也，为反生。”《易》学将竹列属震卦，是因其生态时势之象，完全符合雷动之疾速，反时令之势而生长之象。

由于竹的长养需大量的阴水和阳热之气，而此大量的阴水阳热之气化，是长夏所主之湿热气化，而此湿热气化，在《易》学中属坤土所司，位在西南，时在夏秋之交最盛。而竹根喜向西南行的特性，正反映了竹这种喜湿热之气的需求。当然，同一株竹的根，实际情况不一定两个方向者相差特别明显，但方向不同的气化应当是有所区别的，物种对某种气化的特殊需要是存在的，如向日葵之花随太阳而转，现代科学已知系其生长素与叶黄氧化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，而竹根喜向西南行，也必有其内在原因，有待研究和证实，不可以暂时所谓的“现代科学”尚无法解释，从而产生非之或不承认的态度。

应当指出，竹根所喜之向西南，在《易》中是长夏湿土与秋金交界之地，是由长夏之湿热转为秋凉之时，而长夏本寓于夏火之中，竹的逆生特性使其在春季即已进入夏火显明的生长阶段，同时由于长夏湿土为夏火之后期，竹之根喜向此时位延伸而长，是喜此时位之气化特点。

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》云：“土曰备化”，有“土含万物，无所不备，生生万备，无所不化”（张景岳语）之象。竹根既喜之，则有与此相近的质地，而有生生万备，无所不化的倾向，即可长期维持在这一备化之气中生存，这或是竹生命周期可数十年，或逾百年的性能基础，钟坤土厚载备化之德，生生不息而使然。

植物之花，为结果之前提，结果标志着生长周期之末或生命即趋衰亡。竹之生态，春木之时为长养，以生、长、化、收、藏之序，致夏火之时即达繁茂之极，已致“化”态势，而西南正处坤土备化之时位之末，由于主备化之长夏为夏火之后期，则竹在夏之后期，即处秋金审平当令的生态。之后秋季当令之时则呈阴极（或称重阴）顺静的势态，阳气（生气）衰极而生机衰微，甚或凋亡。

竹在自然之气备化而万物繁茂之时位，而呈秋金审平而生机趋于收降的势态，有秋金审平之特别气质，即有真金之性，其药用叶，又可与肺金类比；其名冬生草，在万物归藏之冬水时期而发芽，是有冬水以生的特别气质，具真水之性，称之为水中金药是恰切的。

《本经》《别录》所载竹叶所主诸证，与其水中金之属性无不切合。

水中金者，为水中富有金性者，水性寒克火，金为水之母，质重而肃杀趋下，可制肝木之风痉。因其趋下，故可主咳逆上气、风痉、呕吐；因其性寒制火，故可除烦热，治心火所生之恶疡疮毒；虫为湿热所化，其收降肃杀之金气，可清肃如长夏之暑湿即所以杀虫；喉痹为风热痹于肺之窍，热消风止则痹除；“溢筋急”一证，笔者认为当系血管充盈，跳动紧急之证，如现代医学所谓的颈脉怒张，常见于心功不全者，而竹叶对心肌缺血的作用，已被现代医学所证实。溢筋急，当是古人细致的临床观察中，对这一证状形象的描述。

第六节 从火土同治论心病草木方例用药简释

从心属土火论心病补泻方例用药共十三味，其中五味子、牡桂、干姜三味，是前二十五味中所有者，其中干姜五行互含之名位尚符心病用药之法，牡桂又可属土中火，五味子又可属火中木，及其余诸药均需再为之探索诠释，力求名位有据，理事沟通。然此诸名位所据乃原作《整定稿》先入之见，论理难免有所牵强之处，望学者鉴之是盼。

一、通草（木中土、木中水）

《本经》谓通草“味辛，平，主去恶虫，除脾胃寒热，通利九窍血脉关节，令人不忘。一名附支。”

《别录》谓其“甘，无毒，疗脾疽，常欲眠，心烦哕，出声音，疗耳聋，散痈肿，诸结不消，及金疮、恶疮、鼠瘘，踒折，鼽鼻息肉，堕胎，去三虫。一名丁翁。生石城山谷及山阳，正月采枝，阴干。”

《疏证》参《唐本》《图经》《纲目》云：“木通蔓生，茎干大者至径三寸，茎有细孔，两头皆空，含一头吹，则气出彼头。和每节有二三枝，枝头有五叶，颇类石苇，又似芍药，二叶相对，夏秋开紫花，亦有白花者。结实如小木瓜，长三四寸，核黑瓤白，食之甘美。其茎亦有紫白二色，紫者皮厚味辛，白者皮薄味淡，实一物也。”

《纲目》木通下引宋代苏颂（1020～1101年）曰：“今泽、淮、汉中、江淮、湖南州郡亦有之……其茎干大者径三寸，一枝五叶……其枝今人谓之木通，而俗间所谓通草皆今之木通，而俗间所谓通草，乃通脱木也，汉方所用通草皮，皆今之木通，其通脱木稀有用者，或以木通为葡萄苗者，非也。”

从上述文献可知，通草之名历代有所变化。汉代之通草，宋代即称木通，《别录》之通草产地石城，在今之江西，即今之川木通类，它属毛茛科小木通、绿球藤等植物的木质茎。淮木通是马兜铃科大叶马兜铃、淮通马兜铃的木质茎。现代通常所称的通草，即通脱木，该植物也称木通，属五加科灌木或小乔木，原产于华南和台湾，苏颂之前的初唐时陈藏器已有论述。它们与20世纪闹得沸沸扬扬的致肾中毒使衰竭的关木通，根本不是一类物种。关木通产于东北等地，属马兜铃科植物。现发生木通中毒致肾衰死亡的事件，是近代对木通产地、品种使用不遵古典物种、产地，盲目扩展同名异物的结果。对关木通中毒事件我们应当引以为训，使用古方药物，一定要谨慎从事，考辨名实。

木通是著名的十剂学说所用药物之一，所谓“通能祛滞，防已通草之属。”在《辅行诀》中，当为木中土和木中水药。今试为辨析如下。

首先应当看，《本经》言其味辛，辛为肝木之用味，即肝木之主味。辛者能散，其所主诸证，如通利九窍、血脉、关节，诸结不消，疮肿脾疽，耳聋，声不出等证，及十剂中所治的滞证，皆是其辛者能散的功用。其所散之物，当是人体津液营血滞塞结聚不行者。其具备如木之条达通散而恶抑郁的特性，称其基本性质属木是当仁不让的。

再从其所通利官窍脉络关节之瘀滞来看，大致不外水液和营血两端，方如八正散之通利水液，当归四逆汤之通利营血皆用木通，体现了木通可兼通血与水的特性。

“水乃血之母，血乃水之精，源同派别者也。”（《疏证》引刘潜江语）云其同源，是水与血皆为水谷所化。水谷受纳腐熟消磨于胃，运化散精布津于脾，糟粕之排降始于胃，精微之化生转输出自脾，脾胃的升降出入是水与血流通畅与否的根本因素，一旦脾胃气化失常，升降失序，则水血积而为患，如《灵枢·百病始生》云：“凝血蕴里而不散，津液涩渗着而不去，而积皆成矣。”

属土的中焦脾胃乃水与血之本源，能治血与水积滞壅塞窍、关节闭塞不通之药，必然具有与脾胃之气化相类之特性，故木通在属木的基础上，兼具中焦脾土之性，何况其色黄又属脾土之色。《别录》已载其味甘，本系脾土之用味，《本经》载其味辛为脾土之体味，已兼具脾土之化机，称其为水中土药当之不愧。

又药用木通所用为植物茎干木质部分，其与同属祛滞代表药防已对比，防已药用部分为地下根的木质，其作用是由下而上，木通则是由上而下，由上而下，与水势趋下相类；且其口尝之味为苦，早在《吴普本草》中，已有通草味苦的记载，苦系肾水之用味，与《别录》味甘合看，已具肾水体用兼备化生之机；其所治水血之结聚，皆液体之类，水为血之母，血有血水之名，已有血为水类之义，故此木通在属木的基础上，称之为木中水药实亦不为过。

总之，木通属木是就其性能散而言；又属土，乃是就其主治证的机理而论；又属水，乃是就其所主之病邪类别而称。

二、淡豆豉（木中火、水中木）

《别录》谓：淡豆豉“味苦，寒，无毒，主伤寒头痛，寒热、瘴气，恶毒，烦躁，满闷，虚劳喘吸，两脚疼冷，杀六畜胎子诸毒。”

《疏证》引《纲目》云：“造淡豉法，以黑大豆，六月内淘净，水浸一宿，沥干蒸熟，取出摊席上，候微温，蒿覆，每三日一看，候黄衣上遍，不可太过，取晒，簸净，以水拌干湿得所，以汁出指间为准，置瓮中筑实，桑叶盖厚三寸，密封泥，于日中晒七日，取出，曝一时，又以水拌入瓮，如此七次，再蒸过，摊去火气，瓮收筑封即成矣。”

《纲目·大豆豉·发明》引弘景曰：“豉，食中常用，春夏天气不和，蒸炒以酒渍服之至佳。依康伯法，先以醋、酒浸蒸曝燥，麻油和，再蒸曝之，凡三过，末椒、姜调和进食，大胜今时油豉也。患脚人，常将渍酒饮之，以滓傅脚，皆瘥。”时珍曰：“陶说康伯豉法，见《博物志》，云原出外国，中国谓之康伯，乃传此法之姓名耳。其豉调中下气最妙。黑豆性平，作豉则温，既经蒸署，故能升能散，得葱则发汗，得盐则能吐，得酒则治风，得薤则治痢，得蒜则止血，炒熟则止汗，亦麻黄根节之义也。”

豉，作调味食品，由来已久，早在东汉末北海（今山东寿光、高密一带）刘熙（字成国）所著《释名》谓：“豉，嗒”也，五味之调和需之而成，乃可甘嗜也。故齐人谓豉声为嗜。同代的《说文》载：“豉为配盐幽菽者，乃成豉也。”对照前引文献，可知古之豉有淡、咸两种，咸作调味用，入药取其淡者。故《本经》中无药用豉的记载，而《别录》中也只有淡豆豉。如《纲目》引弘景曰：“钱塘者香美而浓，入药取中心者佳，”所指亦为淡豉。其中又引唐代陈藏器云：“蒲州豉味咸，作法与诸豉不同，其味烈。陈州有豉汁，经年不败，入药并不如今之豉心，为其无盐故也。”可见盐豉致初唐才始入药。陈氏“（咸豉）作法与诸豉不同”，及“（豉汁入药不如豉心）为其无盐故也”之说，说明咸豉入药的初始时代之上限，应在初唐。这一情况，符合现存世诸《辅行诀》传抄本有用咸豉的情况，与藏经洞本《辅行诀》整订于是时的考证相符。同时也是因陶氏时代入药多用淡豉，而治心方中豉与盐分用，计作两味药，方符合治心方的用味数，笔者曾依此作为整订《辅行诀》原作有关豉的根据。

从古本草记载来看，豉的制作原料为菽，即豆类，而豆类在《内经》中属肾水之谷，基于肾水色黑、性寒、位在下的理念，则以黑豆为正品。《别录》亦依其原料之本体之性而称苦寒，《辅行诀》则又据此而名归水类药。

豉为黑豆与青蒿、麻油、桑叶、椒、姜等芬芳辛窜之物一起，在盛夏饱经湿热郁蒸，发酵生出黄霉之物，其质由沉重变为轻虚，其气由腐（《经》云肾气腐）转香，其势能由趋下趋内变为升腾宣发，其性味也应是由苦寒变为辛温。其轻虚则升举，气香则宣发畅散，趋外趋上则发越，味辛则能发散，温则生发。其中气温味辛是诸变化的综合表现，而温乃肝春木的气化特点，辛乃肝木的用味，即肝木所主，故《辅行诀》将淡豆豉视为具木性之药，并以木类药名之。

豆豉之味，古本草文献均不言辛，现代中药学多将其归入辛味药，且已载入《中国药典》，大概是基于葱豉汤治外感表证，可发散表邪之实效而来。其味辛之说究竟起自何时何人，限于笔者手头资料之不足，尚不可得而知，但是其有解肌发表，宣郁除烦，治一切有形无形之壅胀满闷，及停结不化之证，是确实有效的，它这些作用，无不符合《内经》“辛散”之理，因此陶氏又将其列为属木性之药不无道理。陶氏撰作较早的《别录》称其味苦，是从其本原料而论，晚年所著《辅行诀》列为辛味，是从酿制后的实用疗效推论，从而可见其学与年俱进，学术不断进步的求实变化。

陶氏还认为淡豉具有火之属性。大概是陶氏认为火性炎上，散惮而急，为温热之盛极的理念，而作豉之法复用七次，可谓饱收湿热，有湿热至极之性，极度之气必有极度之功，其大力升散宣发之性，与火之炎上惮散相类。其主治阴阳毒结，寒热逸侵，暑湿交感，饮食不去，山岚瘴气等卒急如火之证，以及其善治属心气郁而不发之虚烦，之所以能治此诸证，当是其与诸证病邪有同类相感之作用而易入其邪中所致。

其治虚烦之机理，当是豆本肾水之谷，属阴精之体，豉虽是经酿制者，当仍具其阴精之性，而其上升之性又易于上承心火以济之，使心肾交济而虚烦除，此是其宣发心阳之外，尚可使肾阴交济心阳的另一除烦机理。其所以主虚劳喘吸，亦当为其有交济心肾之用之故。

至于其与阴阳、湿热、瘴气、恶毒、寒热、饮食之结同类相感而治之，其机理甚为玄奥。在此笔者仅述一事，以备读者参悟。

先师张大昌先生，治诸癌症常用豉取效。笔者曾问难曰：“现代医学谓，黄曲霉菌为导致癌症的病因之一，豉发酵遍生黄苔者，或当是含有霉菌毒者，为何反用于癌症有效？”师曰：“凡生命之体，皆湿热所成，湿热乃生命之源，癌细胞之生命力极强，以我们中医视之，亦不过关乎湿热二字作怪而已。豉乃肾水之谷饱受湿热之气酿成，其气香而去腐，其宣发畅散可去其结实，其平顺可化其顽恶，其谷气可养人之正，古人食豉之风由来已久，其解郁散毒之功早已被人们所认识，《别录》已载其主‘恶毒’，即如今之癌证之属。以湿热之品愈湿热之病，如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此之谓也。”笔者对此师训铭记于心，每当思之，愈感言之中肯，回味无穷，以寻常谷物之酿制品，化解如此凶顽恶疾，临证时确亦受益匪浅，师弟陈志欣用此药治癌，亦颇有心得。

综上所述，淡豆豉在五行属性上可分别属于水、木、火三行。言其属水，是从其原料本质；说其属木，是按其酿成后之特性；称其属火，乃据木与火为阳热阴湿之气量化程度之别，实即是木生火之过程所推衍。

《辅行诀》从火论大小泻心汤，豉为佐君之臣，以味苦而论，即取其助火体即为泻心；以其有助肾水上济心火之用（即木性），以佐助泻心，故称之为水中木药。

《辅行诀》从土论大小泻心汤，豉仍为佐君之臣，以味辛而论，即取其助土体即为泻心（土）；以其有助肝木以制约脾土（木克土）之用，即为泻心（土）；同时助肝木之用实即已具火炎上而惮散①之性，故称之为木中火药。

〔脚注〕①指涣散，耗散

三、升麻（土中金、土中火）

《本经》谓升麻：“味甘，主解百毒，杀百精老物殃鬼，辟瘟疫瘴气，久服不夭，轻身长年，一名周麻。”

《别录》谓其“苦，平，微寒无毒。主邪气蛊毒，入口皆吐出，中恶腹痛，时气毒疠，头痛寒热，风肿诸毒，喉痛口疮。生益州山谷。二月、八月采根，日干。”

《疏证》引《图经》《纲目》曰：“升麻，春生苗，高三尺以来；叶似麻黄，叶并青色；四五月著花，似粟穗，白色；六月以后结实，黑色；根如蒿，根多须，外紫黑，内白，紧实者佳。”

升麻药用部分为其根，而其根外黑内白，根据黑属阴白属阳的传统理论，升麻应为阳在内阴在外之药。此阴阳在人体的位分相反。

阳本升发宣畅之性，外有沉降内收之阴束之，则郁积在内。升麻生长过程中，旺盛期开花色白，乃阳精得以宣畅之象，衰老期结出黑色之果，乃阳精归附于阴之象。而此畅阳归阴的过程，全在于其根的功能，换言之，升麻之根有畅阳归阴的特性。

从升麻的主治病证看，不外两端。一曰解毒，宋代之前多有记载；二曰升阳，后世医家倡之。

升麻所解之毒，不外热、火、寒、疫、蛊及食物之毒。所谓毒，是一些对人体有害的因素，是扰乱人体阴阳气血津液有序运转的因素，当然也包括如前所述之阴在外阳在内的错位之式。而且毒本身还有对人身作用强烈、急剧的含义，所谓中毒，多是性质暴戾，发病突然，病情急重者。

如此看来以具有善于畅阳归阴作用的升麻，解除外阴内阳的暴戾之毒所致的急重之病，是有其道理的。古本草所载升麻所主诸证，是临床实践的记录，对一些不易理解的病因或神志失常证，称之为“百精老物殃鬼”是可以理解的。

正因为升麻对人体诸多急剧发作，痛苦较大的一些病症有较好的疗效，《本经》中才将其记作“甘”味药，从而也赋予它具有“阴阳不测”之“土”的基本特性。甘为脾土之用味，其缓解急重之痛苦之意亦自在其中，服用口味较苦之升麻却有甘美之情，称其味甘实不枉然。

关于升麻之味，近年亦有新说。有关资料称：早春把幼嫩（展叶前）的升麻茎制作后食用，清香可口，略带苦味。奇妙的是，吃一口升麻，再吃一口小米粥，则变苦为甜。原来小米内的糖类与升麻的阿魏碑酸和异阿魏酸，发生水解反应，而生成蔗糖和果糖之故。

最近笔者做了个简单的试验：用升麻 10 克、小米 10 克、升麻和小米各 10 克，分别加水 60 毫升，各煎取 25 毫升，装入玻璃杯中。结果可见纯升麻煎取液呈黑色，纯小米液呈米黄色，二者混合煎取液为米黄微黑色，凉后尝之，升麻液味苦，米液味淡，混合液味淡微苦。再取 1 毫升升麻小米混合煎取液，加入 2 毫升纯米煎取液，则苦味全消。证明小米确有使升麻苦味变淡（甘）的作用。而且用米的比例越大，升麻的苦味越小，可以完全消除升麻的苦味。

《别录》谓升麻无毒，陶氏时代的先民可能也有如此生活小常识，而认为是本品甘味的可能。

至于后世医家谓其能升清阳，实已寓于其解毒理论之中。其根之内白，所开之花色白，此白为阳精之象，根在下而花在上，即有使阳精之气上达之机，阳精上达与升清阳，语虽异而义理同。正因其能升举清阳，所以治气陷于下，脏器下垂，气虚下陷等方中用之。

同时其根色白在内，花色白在外，也显示其具畅阳外出之机，故无论是外感郁热毒邪之斑疹，还是内伤杂病之发斑，都可随其主药而治之。经方升麻鳖甲汤治阴阳毒发斑，宋代《和剂局方》之升麻葛根汤治抑遏之疹毒，升麻之畅阳外出之治皮肤斑疹之功想而可知。而诸斑疹乃表现在皮肤，传统医学之皮为肺之所属，且肺所主之色为白，对升麻根内和花色皆白而治皮病的现象，陶氏认为升麻有肺金之性，称之为土中金尚属合理。

至于陶氏又认为升麻可称土中火药，大概是因诸毒多为邪郁生热，热极似火，火性急迫惮散，故势急剧而漫延，升麻之所以能治之，必是亦具有如火急之性，故又称其为土中火药。

或问：火之性惮散，升麻之性宣畅，是与火类同，似与火证不宜，将作何解？

答曰：火曰急曰惮散符合斑疹特点，其急由升麻之甘缓对之；其惮散可由其如上述之金性对之，因金秋之气收降之故，况肺金之用味本酸，而此酸为心火之化味，所谓“心苦缓，急食酸以收之。”其属火之性，亦具心气化主收之义。具体对热病而言，则是有收摄阴液使热不生燥之用，或曰《别录》所载之味及实际口感均有苦味，苦为肾水之味，可坚藏火惮散过度生弊之势。故此称升麻为土中火药无妨。

四、栀子（水中木、水中火）

《本经》谓栀子“苦寒，主五内邪气，胃中热气，面赤，酒疱皶鼻，白癞赤癞，疮疡。一名木丹。”

《别录》谓其“大寒无毒，疗目赤热痛，胸心大小肠大热，心中烦闷。一名越桃。生南阳川谷。九月采实，曝干。”

《疏证》参《图经》《山谷诗话》云：“栀子木高七八尺，叶似兔耳，厚而深绿，春荣秋瘁，入夏开小白花，大如酒杯，六出，中有黄蕊，甚芬芳，结实如诃子，生青熟黄，中仁深红可染帛。一云染栀子，花六出，虽香不浓郁。山栀子花八出，一株可香合圃。入药用山栀子皮薄圆小，刻房七棱至九棱者佳。其树喜湿而畏寒，故园中宜穿井频灌溉之，冬月于北面厚夹篱以蔽风寒。”

栀子为常绿灌木，花可供观赏，还可作为食品，凉拌炒食均可，果实可以作黄色染料，入药所用为其果实。现有资料证明，其种植有水养法，用其树干带根或枝条浸入水中即可，枝条亦可生根便于移栽。岭南一带有用树干带根水养作观赏花者，可照常生长、开花、结果，故栀子还有“水横枝”之别名。

栀子之生态喜潮湿，常须灌溉，又可水中养植，其靠水中之精华生长为主，可谓为禀水气而成，具有属水性质，其药用可使郁火屈曲下行，符合水性趋下之性，故《辅行诀》将其列为水性药。

然而其盛长于南方温度较高之地，又畏寒冷，“冬月于北面厚夹篱以蔽风寒”；其果之质甚是轻虚，如火势之惮散炎上；果仁之色又鲜红如火；故又可认为其具火之质色，而称之为水中火药。

药用栀子为其果实而位于上，其果当系从根部所吸水中之火之精微上输而成者，水本趋下遏阳之物，而水中火即被郁而难发之阳火，其果仁色鲜红质轻虚而在上，必是栀子有可使被郁遏之阳得以宣发上升之性能，此阳上行至果为至极，极则生变而转趋下，故栀子又有畅发被郁遏之阳热，使之屈曲下行，这种上升至极而转下趋之势乃水之性，而其宣发上升之性本属于肝木，故栀子又可称为水中木药。

《本经》谓栀子味苦，苦在《辅行诀》中为肾水之用味，又为心火之体味，为肾水之用味本身即是肾水寒可制火热，故栀子可治诸火热证；为心火之体味，本身即体现了心火之本源为被肾寒水所遏郁于内之火热，故栀子可治郁瘀之热。

五、元参（火中土）

《本经》谓元参：“味苦咸，微寒，主腹中寒热积聚，女子产乳余疾。补肾气，令人目明，伤寒身热。一名重台。（恶山茱萸，反藜芦）”

《别录》谓元参“无毒，主暴中风，支满狂邪忽忽不知人，温疟沥沥血瘕，下寒血，除胸中气，下水，止烦渴，散颈下核，痈肿，心腹痛癥，定五脏，久服补虚明目，强阴益精。一名元台，一名鹿肠，一名正马，一名咸，一名端。生河间川谷，及句冤。三月、四月采根，暴干。（恶黄芪、大枣）。”

《纲目》张元素谓：“玄参乃枢机之剂，管领诸气上下，清肃而不浊”。

元参味咸，乃顺心欲软之味，故可称之为有火之性。至于云其有土之性，诸文献所载似无着落，唯张元素“元参乃枢机之剂”七字正合此意。因元参以滋阴降火，交通心肾称著，而非其具上下调和，使气机升降有序，不可有此功能。而升降气机，调和上下，正是脾土之功，故可以认为元参亦有属土之性而可以称其为火中土药。本药可用于从火土同治论心病方中适用，如现代所用之脉络宁注射液主要成分中即含有元参，已用于缺血性心脑血管性疾病。

六、酢（金中水）

《别录》称酢为名咸，一名醋，谓其“味酸，温，无毒，主消痈肿，散水气，杀邪毒。”

《疏证》引《纲目》云：“米醋，三伏时用仓米一斗，淘净蒸饭，摊冷，作黄晒簸，水淋净，别以仓米二斗蒸饭和匀，入瓮以水淹过，密封暖处，三七日成矣。”

《纲目·醋·释名》曰：“酢音醋，醯音兮，苦酒。弘景曰：醋酒为用，无所不入，愈久愈良，亦谓之醯。以有苦味，俗呼苦酒。丹家又加余物，谓为华池左味。”

醋与道教有不解之缘。在东晋与南北朝道教中，炼丹的道士为炼好丹，便掌握了酿制醇酽，即气味浓厚之醋技术，这种醇酽制造技术要求非常严格，以陈者为佳，有三岁苦酒之称，葛洪（284～364）《抱朴子内篇》又有千岁苦酒之名。《齐民要术》中，载有北魏著名道家崔浩（381～450）由其母卢氏口授而成之《食经》，制千年苦酒方法的已有脱失的佚文两条，所用谷物原料均是豆类，其中大豆所制者名大豆千岁苦酒，小豆为原料所酿者名小豆千年苦酒。豆为《内经》五谷之肾谷，其性苦，所酿之醋似应即是陶氏所谓之有苦味者，即苦酒。

道家炼丹术中醋的应用，对物质的氧化、溶解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，对古代化学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意义。作为从事炼丹实践二十余年的陶弘景，对醋的性质该是了如指掌，运用纯熟的。尤其是陶氏之生年距葛洪与崔浩之卒年，分别仅差113和6年，并同是道教中人，故葛洪而崔浩，而陶弘景，炼丹常用品苦酒的制作方法，很可能是一脉相承的。因所用原料为属水的苦味，是将其列为属水的个中原因。

苦酒酿制于三伏，是古代酿制的时间要求，现代酿制已不拘此时，但是古人对此时间性特别重视，尤其是道家的“醇酽制造”应更是要求严格，具有科学实验精神的陶弘景，对苦酒特性的认识也必然会从其酿制季节时间上考虑。苦酒酿制于三伏，此时是历经初、中二伏之后的最后十天。谚云：“三伏不尽秋来到”，表达了三伏这十天还没过去，立秋节就到了的一定规律。立秋标志着秋天的到来，天气由溽暑湿热之气转为秋金肃降清凉。此时用湿热加于谷类之法酿制的苦酒，更具饱受湿热而转化为收降肃清之机，可肃杀湿热壅郁所致的各种病症，如《别录》所载其主治的痈肿、水气、邪毒证。况且苦酒口感味酸，酸味在《辅行诀》中属肺金之用味，即肺金之主味，陶氏认为其有金气之特性，是很自然的。

总之，陶氏将苦酒定为金中水药，应该是基于其制作原料和酿制最佳时间，及其口尝之味而决定的。

七、栝蒌（土中土）

《本经》谓栝蒌根：“味苦，寒，主消渴，身热，烦满，大热，补虚安中，绝续伤。一名地萎。”

《别录》谓栝蒌根“无毒，除肠胃中痼热，八疸身面黄，唇干口燥，短气，通月水，止小便利。一名果羸，一名天瓜，一名泽姑。实，名黄瓜，主胸痹，悦泽人面。茎叶，疗中暑。生宏农（按：宏农，古代郡、县名，在今之陕西省）川谷及山阴地。入土深者良，生卤地者有毒。二月、八月采根，暴干，三十日成。”

《疏证》参《图经》《纲目》云“栝蒌三、四月生苗，引蔓，叶如同甜瓜叶而窄，作叉，背面俱有白毛，六七月开花似葫芦花，浅黄色，实结花下，大如拳，生时碧如瓜，至九月黄熟则如熟柿，内结重萎子扁，攒簇萎中，壳褐色，仁绿色，多脂作青气，根直下生，入土深者愈良，年久者至长数尺，大数围，秋深掘者有粉，夏月掘得便多筋络无粉，不堪用。”

栝蒌根与实在现存本草书中分载，以《别录》最早，其实用已见于《伤寒论》中。《辅行诀》所用为栝蒌实。

栝蒌之性质与土有密切关系，云其根“入土深者良”并言“生卤地者有毒。”同时其含粉量又与季节有关，深秋得者有粉，夏月得者多筋络而无粉，不堪用。栝蒌实为其果实，由根吸收土中营养而成，土之深处可谓地之阴处，深处之养分当是土之阴精，栝蒌之根得其养则“良”，是此根之性即地之阴性。此阴性物质储于根，如萎之能容，所容者地之阴精之物，故又名之地萎。

根中阴精之物上输而开花，继而成果，故其根果之性皆可以阴制阳，而有止渴、除热、润燥之功。

此阴精之物在根中当是以“粉”的状态出现，栝蒌根以粉多为好。春夏之气化升腾，阴精上输为在上之花果营养之用，花果在上象其整体之天，大概是其又名天花粉之义。六七月正值栝蒌开花时期，根中之阴精多被上输以供开花结果，故采之则粉少而筋络多，深秋果已成熟，气化转为收降，根部所吸取地之阴精，被储于此“萎”中，而此时采之，则粉多而质佳。

五色之中，赤白属阳，青黑属阴，黄居其中。栝蒌根色白属阳，象肺；果色生则碧，熟则黄而有黄瓜之别称。碧为阴中之阳，黄为中土之色，体现了阴将转阳的过程。可谓具脾土之性，而称其为脾土药。

就栝蒌实本身而言，药用为成熟者，其子壳色褐而仁色青，皆属阴色，其脂液筋络则色黄而赤，当属阳色，合而观之，则非阴非阳之色；其脂液筋络之味甚甘，有糖栝蒌之誉，其子仁之味书载有云苦，有云甘，笔者曾亲尝其味，确有苦味，脂液筋络味甘属阳，子味有苦味而属阴，合而观之，则为非阴非阳之味，即为中土之味，看来经方中用栝蒌实，多注明“捣烂”，除了考虑其子壳不破难煎之外，还有令其充分合和，发挥中土特性这一深义。栝蒌实一物，无论从色彩还是从味别上推论，也都应以属土而论。

总之，栝蒌实之五行属性，从生成过程和色味而论，都可谓之颇具中土之性，故陶氏云其为土中土药，不无道理。

八、牡桂（土中火）

见本章第一节。

九、干姜（木中水）

见本章第一节。

十、薤白（水中土、水中金）

《本经》谓薤“金疮疮败（笔者按：疮败，腐烂不利，日久不愈的疮），轻身，不饥，耐老。”

《别录》谓其“苦，温，无毒，归于骨，除寒热，去水气，温中，散结气，作羹食利病人，诸疮中风寒水气肿，捣涂之。生鲁山平泽。”

《素问·脏气法时论》谓：“肺色白，宜食苦，麦、羊肉、杏、薤皆味苦。”

《灵枢·五味》谓：“五菜，葵甘、韭酸、藿咸、薤苦、葱辛。”

《疏证》参《衍义》《纲目》云：“薤八月栽根，正月分莳（笔者按：莳，移栽种植之义），最宜肥壤，数枝一本则茂而根大，叶状似韭，韭叶中实而扁，有剑脊，薤叶中空似细葱而有棱，至滑泽，露不能贮，二月开细花，紫白色，根如小蒜，一本数颗，相依而生，五月叶青，则掘之，否则内不满也。”

肾水之气化特点为坚闭，有纳气、藏精，主骨，生髓的作用。肾气坚闭则气不耗而归于肝为血，血不耗归于肾为精，精不耗归于骨而为髓。《灵枢·五味》以薤为心病宜食之菜而味苦，苦为肾之用味，可补充肾用之不足，助肾之闭藏以减气血阴精耗散之用，从而可利病人，抗衰老，轻身延年。陶氏以苦味属肾水之用味，即肾所主之味，故《辅行诀》中薤白列为属水之药。

其性温可祛寒，阴精足可上济心火之体而除热，寒热除则气血畅而不博结，运行流畅而滑疾不著，故《千金·食疗》谓其性滑，从而金疮不肿不腐不败而愈。

《诸病源候论》云：“凡疮之初，因风湿博血气，发于皮肤，故生也。久不瘥，多中风冷水气，若中风则噤痉，中冷则难瘥，中水则肿也。”又云：“凡患诸疮及恶疮，虽风湿博血气蕴结生热，蒸发皮肉成疮，若能触水露气动经，十数年不瘥，恶疮瘀黑作痂如霜瓠皮，疮内肉似新，故名露败疮也。”由此可见《本经》《别录》所载薤白治疮，言不同而事理相通。先师张大昌先生，治癌方中时有用薤取效者，当是取义于其治败疮（恶疮）之义，值得深思。

薤白为其根块，其成熟采收于仲夏，是时在夏至前后，恰值夏火与长夏土之交，其前10余天属火，后10余天属土。

此前薤虽已生成，但“内不满”，必待此时药性充满始堪“掘”而取之，说明药用薤白是得火土之气之化而成，具有火土之性质。基于心属土火和土为中焦脾胃的理念，土火一家则可用于心证之胸痹而温中，脾土可以制肾水而渗湿，则薤亦可“去水气。”具水坚藏之性又兼俱土（火）之性，

故陶氏称之为水中土药。

薤栽于金秋八月，开花有白色，当是具有金秋之本质，但秋金之气收涩，而薤之性却为滑利，证明其颇具使金收之气转为长养备化之机。金性肃杀，万物生机衰败，如薤所治之疮，使本具之肃杀之气转为长养备化，是薤之所以能愈败疮之因由。本属水性之品，却具由金而土反生之机为其特性，而这种反生之过程，又是历经了夏火之时，是克制了夏火之气而成，具有反克夏火以达成备化之脾土，其金气之盛由此可知。就其原本之金气而言，称之为水中金药，亦无不可。

薤为肾菜而味苦，坚闭减耗而藏精生髓，故谓之性属水；采薤于火土气化之交，具中土（心火）温而备化之德，故称水中土药；具金秋气化之本源，有金气盛而反克夏火，反生中土之势能，故又可称水中金药。

十一、白酨浆（金中金、金中火）

此药名《本经》《别录》均无记载，《别录》中载有浆水之名，亦未载性味主治等内容。

《说文》谓截：“酢酱也。”

《玉篇》谓戴：“释米汁也。”

《博雅》谓载：“浆也。”

《周礼·天官·酒正》“三曰浆”注曰：“戩之言载也，米汁相载也。”郑玄注谓：“浆，今之戩浆也。”

《别录》载有“浆水”之名。

《疏证》谓浆水：“炊粟米熟，投冷水中浸五六日，味酢生白花，名曰浆水。煎枳实栀子豉汤、矾石汤，服蜀漆散、赤小豆当归散、半夏干姜散、白术散，皆用之。谷少水多，多从少变，其义为谷化于水，水行谷气，故凡病谷不从水化，及水谷不能化物者用之。”

《伤寒类方》说：“浆水即米泔水，久贮味酸为佳。”

《医方组剂》说：“浆水乃秫米和曲酿成，如酢而味淡。”

《灵枢·五味·脏病者宜食》谓黍为肺脏病宜食之谷，味辛。

《纲目》引嘉谟曰浆水曰“浆，醋也。炊栗米熟，投冷水中浸五六日，味酢，生白花，色类浆，故名，若浸致败者害人。”又云主治“调中引气，宣和强力，通气开胃，止渴，霍乱泄利，消宿食，调理腑脏，前令酸，止呕哕。”时珍曰“利小便。”

《说文》谓：“截，酢浆也。”注家皆以醋释酢，顾名思义，白截浆应是白色的醋浆。基于醋有苦酒之别称，也可是白色的酒浆。同时浆是比较混浊之水液，可以说白截浆是一种色白而又混浊的水液。

由于古代酿制酒和醋的原料、制作工艺有诸多不同，因此关于白截浆的名实考证颇难。笔者倾向于是制作酒（包括醋）过程中，所用谷物尚未完全消解而提前淋出者。近查《齐民要术》（刘彬编著，2008年4月第一版，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）白醪曲第六十五和作醋法第七十一，分别记载了酿制白醪（《说文》曰：醪，汁滓酒也）即浊白酒和酿醋的方法，又从中得到一些启示，尤其是前者，乃是皇甫吏部家法，注谓皇甫吏部也许是皇甫砀，南齐人，随叔父入后魏，任吏部郎，是后魏王族高阳王的女婿，大昌元年（532）卒。其卒年与陶弘景卒年仅早4年，与陶是同时代人，因此对理解陶氏晚年著作中白截浆的名实，有其他资料不可代替的作用。

酿白醪法中提到的酸泔水（见后附录）和作酢法中酿秫米酢所用之醋浆，所用原料及制作工艺大致相同，酿白醪用糯米，即今之江米，有黏性的稻米。酿秫米酢所用之谷物，还特别提出了“经用粳秫米第一，黍米亦佳”的说法，而粳秫米，即今之大米，黏性较小的稻米。二种稻米之色均为白色，《素问·金匮真言论》谓“西方白色，入通于肺……其类金……其谷稻”，《辅行诀》虚劳五补汤亦以粳米为肺谷为用。故可以认为陶氏时代，酿白醪所用之酸泔水和酿酢所用之醋浆，即白截浆。

《齐民要术》作酢法记载了作大酢法三种及作秫米神酢法，粟米、曲作酢法，秫米作酢法各一种，共计六种。其中前四种皆明确指定七月七日制作。粟米、曲作酢法谓“七月、三月向未为上时，八月、四月亦得作。”秋米酢法则谓“五月五日作，七月七日熟。入五月则多收粟米作醋浆，以拟和酿，不用水也。”可见酿醋对时间是有严格要求的。六种方法均与七月有关，七月（包括八月）乃庚（辛）金月，酢及其所用浆水，是在金秋气化的大环境中制成，当富有金秋之气的特性。

肺金主一身之气，为水之上源，清肃而下行。肺气调则诸脏腑调和，气之滞者得通宣而强力，气得下行则胃逆止而呕哕除，宿食得以传导排出而中焦调和，水之上源清则水道通利而小便利，能愈诸证，全赖其酸收之助肺金气化之用，即所谓具金秋之气的特性而为补肺之主。

因其原料之颜色、脏属，酿制时间及成品之味属都属于肺金，称之为金中金药是理所当然的。

那么为什么陶氏又称其为金中火药呢？

《齐民要术》所载秫米神酢法和秫米酢法，均用秫米或可用黍米，而《素问·金匮真言论》谓“南方赤色，入通于心……其味苦，其类火……其谷黍”，故所用之原料可以是属火之品，而其液具有火之性。更为重要的是该物是酝酿发酵制品，其气上越利达，动荡不羁，含谷精而润泽，上升以疗胸中痹痛，醒睡除烦而爽神，清暑止渴，在中可除气机之挥霍缭乱之急吐暴泻食不化，下可清利小便以畅散其热，诸多功效有似火之性急炎上、畅达显明，故陶氏又以金中火药名之。

附：

1. 《齐民要术》酿白醪法释文

“取一石糯米，用冷水淘净，把水沥干净，盛在瓮子中，烧出象鱼眼大小水泡的沸汤灌进去，让它泡着，过一夜，米会很酸很酸，就拿来蒸作一蒸饭，摊开来让它冷透，舀出原先用鱼眼沸汤浸米的酸泔水二斗，煎煮浓缩成六升，倒进酒瓮里，用竹刷不停地冲击，冲击出象茶沫一样的泡沫来。另外取来六斗水，又取细罗筛得的曲末一斗，连同一斗米的冷饭，一起投落瓮中下酿，随即搅拌均匀，并让饭块散开，用毡毯之类包裹着瓮，连瓮口一并盖上，过一夜，饭消化了，用生粗布滤去酒糟。另外拿一斗好糯米炊成饭，趁热投入酒中作为汛饭，用单层布盖在瓮上。过一夜，汛饭消化了，酒味就够可以了。如果天气凉爽，再过三五天更好。酿造的配比是每酿一作，一斛糯米，一斗曲末，六斗水，六升浸米的浓缩酸浆。假如要多酿，按这个比例在别的瓮中酿造，不可混并在同一瓮中。四月、五月、六月、七月都可以酿作。所用的曲，三日以前用水洗干净，晒干了用。”

2. 如上附酿制的白醪，应当即是仲景所用之白酒，鉴于当代对仲景方中所用之白酒之名实认识尚众说纷纭，亦不避离题烦琐之嫌，将其作白醪曲方法释文全文录出。

“用三石小麦，一石炒的，一石蒸的，一石生的。三种混合起来，细磨成麦屑，拿胡叶（？）煮出液汁，过一夜让他冷透，用来浸和麦屑。和好后把它捣熟。然后踏成曲饼，饼用圆铁圈作模子，直径五寸，高一寸多。在床上铺着苇箔，苇箔上铺上粗篾席，篾席上撒上一层桑柴灰，二寸厚。另外拿胡叶煮出液汁，要煮沸，用小竹篮盛着五六个曲饼，放进沸汤中，过一会拿出来，排列在桑柴灰上罨着让它发酵，又拿胡叶盖在曲饼上面——这胡叶要早一天采来，经过一夜不带露湿的，只是薄薄地盖上把曲饼遮遍就可以了。七天翻曲，十四天聚曲，二十一天，收曲，晒干。曲室要用泥把门户涂封严密，不让风进去，假如床的面积小，排不下多做的曲饼，可以在床的四角竖立直柱，多层次的设置横椽木和箔席，象养蚕的方法那样。这曲是七月里作。”

十二、五味子（金中土，又为火中木）

见本章第四节。

十三、半夏（火中木、火中火）

《本经》谓半夏“味辛，平，主伤寒寒热，心下坚，下气，喉咽肿痛，头眩，胸胀，咳逆，肠鸣，止汗，”

《别录》谓其“生微寒，熟温，有毒，消心腹胸膈痰热，满结，咳嗽上气，心下急痛坚痞，时气呕逆，消痈肿，坠胎，疗痿黄，悦泽面目。生令人吐，熟令人下，用之汤洗，令滑尽。一名守田，一名地文，一名水玉，一名示姑。生槐里川谷（按：槐里，古县名，汉高祖三年，即公元前204年改废丘县置，治州在今陕西西兴平东南，东汉为石扶风，三国魏为扶风郡，晋为始平郡治所）五月、八月采根，暴干。”

《疏证》引《图经》云：“半夏二月生苗，一茎，茎端三叶，浅淡绿色。颇似竹叶而光，亦似芍药叶，根相重生，上大下小，皮黄肉白，五月采者虚小，八月采者实大，以圆白陈久者为佳。”

半夏仲春出苗，时值阳气升发，万物复苏之时，其性与阳气之消长息息相通，药用根块，生于仲夏，阳盛极而阴初生之夏至节，乃钟阴气而长者，颇具由阳入阴之机，是时根块初生故形小质虚，及至仲秋，乃形大质实，药性充满，故其药性当是禀受夏至到秋分这一时期的自然气化而形成，具有由夏（长夏）而早秋的气化特点。早在《礼记·月令》中，就将半夏列为物候之品，谓之“五月半夏生，盖当夏之半也，故名。”可见华夏先民对其生态规律已有了充分的认识。

由夏至到秋分，历经夏季的小暑、大暑和秋季的立秋、处暑、白露，其中秋分的后半期至立秋前阶段，虽亦为夏季之时，但又有长夏之名，在五行属性上，既属火又属土。火乃地面接受太阳之光热现象，夏至日光量最强，昼时最长，是地面受阳热之气最多之极，半夏之根块应时而生，有阳气热至极之基而具有火性。

根块生长之前期，为阴气初长，阳气始消的暑夏之季，虽有阴渐长阳渐消之趋，但由于地对热的蓄积作用，实际气温仍在日趋升高。由于高温的作用，地之水被蒸腾湿化，形成湿热蕴结之暑热，充分显示出润泽万物，滋柔濡养的作用。湿热之气之所以能对万物润泽滋柔而濡养，靠的是中土辛散疏发之体来完成，而中土之辛散疏发的作用，又是火之用在于咸软的根本体现。半夏根块生长于此时，感其火土之气化特点而具有咸软之用，故其体黏滑，鲜者切面多有黏滑之物，其用辛散，但诸家本草皆言其味辛，无从咸味论之者。《辅行诀》从其将其称其为咸味药，或是从其始生、长养时期气化特点而言的。

半夏具有火热至极之基，又有火性咸软的功用，应该是陶氏称其为火中火药的根据。

致立秋日，实际气温才日趋下降，直至八月秋分日，太阳光照量和时间均处平均（昼夜相等）之时，实际气温始降至年平均值，之后始日趋寒冷。半夏之根块采收于是时，则是禀温热之气而称性温。又因此时处秋季之中点，为万物肃然更新，秀实新成之时，而果实既是植物当代之成果，又为繁殖下代之种子，是新生机能之所在，其气化为“新”状态，在《辅行诀》五味理论中，秋之化味为“辛”，体现了“辛者新也”之义理。半夏之根块也因之被称之辛味，当然其口尝之味辛辣也是称其味辛的根据之一。

半夏之味为秋金之化味，而此化味之上源是长夏湿土（即所谓之土生金）之体味，又是下一生长周期之生机所在，即如春木之宣散生发作用。具有火性之半夏兼有肝木之用味，则可名之曰火中木药。

正因半夏具有火之用味（咸），而咸软坚，故可治心下坚、急痛坚痞，消痞热满结，消痈肿，治诸坚痞结肿等有形无形之邪实；咸可润燥，故可疗痿黄、悦泽面目。正因其味辛可以宣散，故可治胸胀咳逆、胸膈痰热、咽喉肿痛，肺卫得以调和则可止汗出、治伤寒寒热；可使肺气得利而行肃降之令，其腑气得以调和，治时气呕逆、肠鸣。

《内经》则以半夏秫米汤治胃不和所致之目不瞑，固然是因其可和胃气，而论者多谓半夏能引阳入阴，《本经》用以治疗头眩，理亦同此。目不瞑为阳在外不能入内，头眩为阳动于上不得潜于下，皆为阳不入阴之证，半夏钟阴气而长，可恋系外上之阳摄入阴分，使阴阳协调而病愈。

诸家本草多以半夏性燥而论，今却以润泽而论，似义有相背。其实言其燥者，是从脾土之体味为辛，辛散水湿而顺脾恶湿之德欲而论；言其润泽，是从其质黏滑，有火性咸软之德欲而论；水湿之布散，必有火热之蒸腾作用始可完成，物之润泽，必得湿气之滑滋始可达成，水湿有其空间位置上的运动，彼湿则此燥，彼燥则此湿，二者并不矛盾。如水饮结聚不行而燥渴者，用之则宜，因火盛灼阴而成之燥，则用之加剧，不可不察。

半夏有毒，生者尤甚，其毒在于使肌体肿胀，口服者致舌麻、咽喉肿痛、呕吐腹泻、呼吸困难，重者可窒息死亡。制其毒性的药物和方法繁多，有汤泡浸洗去滑，用酒、醋、矾、姜等制者，现药房所售者，皆为已炮制者，一般无毒或毒性不大，但亦应谨慎用之为好，笔者常佐用生姜制其毒。至于半夏堕胎之说，除因其有毒之外，当与其“下气”有关，气虚而下脱不固者当为慎用之品，气上逆而妊娠呕吐者，屡有用之取效的报道，张锡纯氏曾言“有故无殒亦无殒也。”

第二章 虚劳五补方菜果谷 畜类药释义

菜、果、谷、畜均为寻常食品类。李时珍谓：“凡草木之可茹者谓之菜”，“木实曰果”，“草食之可粒食者为谷”，“兽者，四足而毛之总括，地产也，豢养者谓之畜。”古人茹毛饮血以保养生命，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，逐渐认识到所食之物有有毒无毒之别，对人体有益与否。各类无毒食物对人体的作用和影响的差别，总结出了以谷、果、菜、畜分类的方法，在《内经》中已有记载，如《素问·脏气法时论》所载“毒药攻邪，五谷为养，五果为助，五畜为益，五菜为充，气味合而服之，以补精益气”，成为后世医学饮食疗法的经典理论。

《辅行诀》方中不乏谷果菜畜（兽）类药的使用，尤其在虚劳五补方后，特别提出了“毒药攻邪，五菜为充，五果为助，五谷为养，五畜为益”的组方法则，充分体现了虚劳病用食疗补益精气的原则和重要性。笔者认为，此处之“毒药攻邪”所指是该篇所指“制以所官之主，承以所生之同”的药物，不一定是有剧烈毒性之品，它是相对谷果菜畜类而言者。

《辅行诀》此段关于谷果菜畜的文字，与《内经》原文相比，有着次序先后的差异，即五谷为养后置与五菜为充易位。笔者认为这不会是传抄之误，应是道家的辟谷养生思想在组方原则方面的折射。

辟谷术起于先秦，集秦汉礼节的论著《大戴礼·易本命》云：“食肉者勇敢而悍，食谷者智慧而巧，食气者神明而寿，不食者不死而神”，是辟谷术最早的理论，之后历代习其术者代不乏人，《淮南子》中记有春秋晋国人单豹，避世深山实践其术，喝溪水而“不衣丝麻，不食五谷，行年七十，犹有童子颜色。”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中亦有汉前辟谷敬佩术的内容。1988年1月7日《人民日报》第三版以“麻城农家女十年粒米未进言行自如”为题，报道湖北麻城熊家铺区月形塘村二十五岁姑娘熊再定，十五岁重病脱险后，再不进食，至今10余年粒米未进，卧床八年后竟能独立行走，言语自如，并能做些家务的人间奇迹。

上述资料可以说明，人类不食谷类亦可维持生命，这一命题也正是道家追求长生高寿，倡导辟谷术改变人体生理活动的方法。他们认为以谷类为食，所产生的渣滓腐败臭秽，积于肠中，会影响修道的成功，而主张少食、节食、甚至断谷绝食，是有其理论和实践根据的。作为一代道教领袖，行“吐纳”之术的实践者，将《内经》“五谷为养”条文的位置后移，以示道家的养生观是极有可能的。

同时我们还可从中理解《辅行诀》虽然承载了《内经》“五谷为养”的条文，但在具体运用上却很少使用谷物，而是代以谷物的酿制品，如清浆水、白酨浆、酢、清酒、麦酒等，是取其无渣滓而为谷物之精华，避食谷生污秽腐臭之气，而取酿制品之精微力宏，且易发挥作用之意。

《内经》中各类食物具体品种的脏属关系，对五脏所入和宜忌有所差异，这是因各文献形成的时代和地方区域不一、品物名实的进化和变迁，或切入理论视角的差异所形成。现存世《辅行诀》诸传抄本，皆源于已非陶氏原作的藏经洞卷子本，对五菜、五果、五谷、五畜的具体运用，更是难以与《内经》中某一篇内容完全相符，尤其是将生姜列为五菜之一，已是不拘于《内经》而另有新义。

《辅行诀》五菜、五果、五谷、五畜药，在虚劳五补汤中，除谷类用相应本脏所属之谷物酿制品及菜类为用生姜代脾菜葵之外，其余皆为《灵枢·五味》本脏病者宜食之品，却据水火既济、金木互易之原理，心肾之品交换使用，肝肺之品互易使用。即所用之物的脏属依该篇所示，恰是方剂所补脏属之用味，符合陶氏以用为补的理念。因此可以说《辅行诀》菜、果、谷、畜类的使用，基本上是源于《灵枢·五味》脏病者宜食的内容（笔者主编《辅行诀研究·下篇·第四章·第七、八节》辨析较详，有兴趣者可参考）。基于这种情况，本书的五菜、五果、五谷、五畜的气味和脏属是以《灵枢·五味》脏病者宜食的内容为基础，结合陶氏学理而用的。

第一节 五菜

《尔雅·释天》云：“谷不熟为饥，蔬不熟为馑。”饥是指谷粮欠收，馑是蔬菜欠收，饥馑并言，对人体生命的营养有同等的价值。当五谷欠收而饥荒时，可食菜类饱腹以充之，即所谓“五菜为充”之含义。而在道家看来，食菜类甚至比谷类更为优越，污秽之气生成的较少，而易于排出，是人体不可缺少的食品。由于菜类繁多，人们在长期生活实践中，总结出了不同的品物对五脏的损益不一，治疗疾病时就可以取其性之偏颇承平脏气之偏，从而恢复脏气的平衡，达到正气充实而病愈。

一、肝菜韭

《别录》谓：“韭味辛，微酸，温，无毒，归心，安五脏，除胃中热，利病人，可久食。子主梦泄精，溺白。根主养发。”

据《齐民要术》及其他资料所载，韭有三大特性。一是韭性内生，种植期应在二月或七月，将种子布于如“升盏”大小之周围，其生长之势趋于围内而外展性差。

二是种植宜深播，根性上跳。其须根着生在鳞茎下面的茎盘上，分蘖的新鳞茎高出老鳞茎之上，新的须根因新鳞茎年年增高而随之增高，下面的老根不断死亡而更新复壮，因此根的位置年年有所提高，每年须壅土以防根部外露，可生长七八年之久，甚或十年以上，否则三四年即亡。韭可一种而久生，故名曰韭。

三是其苗叶长到一定高度即不再长高，每年可割五次，七月开白花，欲收子者每年割一次即不要再割。其子皮坚厚难以渗水，色黑而形如倒心，发芽力仅能保持一年，劣质者虽推迟时间而有生发者，但其苗亦萎弱易死。韭叶气薰烈，早春晚秋味鲜美芬香，夏则气臭。

韭种于二月和七月，钟春秋之气化而生，得春秋气化之德泽，至时则味香美，乃兼具升发与收降之基本气质。然二者所趋相背，春时阳升之势，秋则阴长之期。《经》云：“金木者，生成之终始”，韭之性当时为能交互金木，燮理阴阳，调和脏腑者，故能主安五脏。言归于心，正是以出神明之心君为指归，其子之形若倒心形是其归心藏神之象，《经》云：“阴阳不测谓之神”，其交互金木，燮理阴阳之功，非“阴阳不测”而何？

韭具肝木升发阳气之性，故有如石钟乳起阳之效，因而有草钟乳之别名。此“起阳”而非“壮阳”，所持乃其“上跳”之性，阳性亲上、上行之义，阳陷于阴不能发起者宜之，非温热助阳耗阴之品，此寻常蔬菜，可长久服用，较峻烈猛悍之石钟乳益处良多。

韭具肝木升发阳气之性而归于心，而肝为藏血之脏，心为主血脉之脏，其于血证当有莫大关联。后世医家每用韭治血证，确有实效。忆笔者少年时，曾见临村孙庄王某素有胃病，在临清市工作多年，老年时患噎膈垂危，有一老医云系胃有瘀血之病，令其口服生韭汁半茶杯，数日后病情得以缓解，年余后死亡。此例笔者印象尤深，虽已50余载，记忆犹新，人皆以为奇迹。又如唐代孟诜（621～713）所著《食疗本草》治胸痹，心中急痛如锥刺，不得俯仰，自汗出或痛彻背上，不治或死：生韭或根五斤（洗），捣汁灌少许，即吐胸中恶血。亦可证韭有除瘀血之功。

韭具肺金收阴气之性，种植下种宜深且布之盏大之圆周，其生长势趋内成科，乃得地阴之荫养而善内收之象。肺主一身之气而藏魄，气无形在天为阳，剽悍而刚，收则固而不泄，魄有形在地为阴，为阴精所化，内收则藏入而不出，精液和白溺皆有形质，泄而出者。韭子成于秋，金气全而收气盛，精泄溺出者得其内收则可止。特别是因梦而泄精（临证中溺亦有因梦而出者）者，责在心神，亦关乎魄不摄魂，而韭之归心，正可复其精神活动之本能而治之，此是韭疗梦泄溺白之所以然。

韭子既可内收有形之液，根具上跳之性，子在上而形如倒心，色黑为水液之属，乃是水液从根上输而归心之象。心主血脉，血水同体，皆液之类，发为血之余，其根养发之理当在于斯。

大肠为肺之腑而主传导糟粕，传导不利则壅阻，宿食停滞则生热，其经脉与胃同属阳明而腑气相通，所生之热易入胃中。韭含纤维甚多，煮之不烂，治误吞金属者，可煮不切之韭食之得下，更可协宿食下排而出，使胃中之热得除。食韭者大便畅通而污秽易排，无论何病，保持大便通畅，加强新陈代谢乃治疗之第一要务，故尔言其“利病人，可久食”并非虚语。

总观韭菜所治，不外金木隔离之病，即人体散发与内收功用失调。其可交互金木即所以调平出入散收，而归心安脏调腑，故能取效。然其交互金木之中间环节，必有中土为之参与始可达成。《灵枢·五味·脏病宜食》不分体用而从先入着眼，称其味酸属肝，陶氏则从味之体、用、化说法，以其口尝为辛味，乃从肝之用味着眼，以属肝菜论之。而此辛味又为肺之化味，虚劳证化机衰微，故凝息补肺汤中用之以充实其气化，而用其补肝用而防患传肝，寓有类同“见肝之病，当先实脾”防病于未然之玄机。此辛味为脾土之体味，似与其归于心无关，但是只要结合火土一家之理以核之，亦不难理解。

二、心菜藿

《灵枢·五味》脏病者宜食以藿，为肾病宜食之菜，味咸。

《纲目》引《广雅》云：“大豆，菽也；小豆，荅也。角曰荚，叶曰藿，茎曰萁。”

《齐民要术》引《氾胜之书》（氾胜之，著名的古代农学家，约生活在西汉末期，汜水人，汜水在今之山东曹县北）曰：“大豆、小豆，不可尽治也。古所以不尽治者，豆生布叶，豆有膏，尽治之则伤膏，伤则不成，而民尽治，故其收耗折也。故曰：豆不可尽治。”

《纲目》引周定王（姓姬名瑜，春秋时期周朝的国王，公元前606～前586年在位）曰：“黄豆苗高一二尺，叶似黑大豆，叶而大，结角比黑豆角稍肥大，其叶嫩时可食，甘美。”

《纲目》引《养老书》（书名及作者待考）云：“大豆有五色，各治五脏，惟黑豆属水性寒，为肾之谷，入肾功多。”

《纲目》引孟诜曰：“白豆苗，嫩者可作菜食，生食亦妙。”

从上引资料可见，藿为豆类的叶子，嫩时可作菜食。然而豆有多种，以五色分类，可分别归属五脏。《灵枢》在五色五味五脏归属理论指导下，所云豆属肾，味咸，当是黑豆之嫩叶为佳。

以藿为菜的历史悠久，至晚在春秋时期已为人们常食之菜，味甚甘美，营养丰富，含有豆之脂膏，常有饥荒时常被人过多采食，而致豆有减产的情况。从另一方面来看，古代确实有以藿为美味之菜的风气，可惜现代人已很少食用，对其药用作用亦很少重视，用者极少。

《辅行诀》依《内经》五菜之说，在治虚劳调神补心汤中用之，以治心虚、脉极、神志恍惚，烦躁不宁者，意在取咸味之菜，充实肾水之气化以上济心火，使火降神安，血脉复常，脏用得补而愈。拙著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临证心得录》载有用该方成功治疗口吃案（灰涤菜代藿）和精神抑郁案各一则，菜类药是《辅行诀》虚劳五补汤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，治疗虚劳证的作用不可轻视。如此价廉、效宏之品，值得推广使用。

三、脾菜生姜

见第一章第一节·二。

四、肺菜葱

《灵枢·五味》列为肺脏病者宜食之菜，味辛。

《本经》谓“葱子辛温，主明目，补中不足。其茎平，可作汤，主伤寒寒热，中风，面目浮肿，能出汗。”

《别录》谓其“无毒，葱白：伤寒，骨肉碎痛，喉痹不通，安胎，归目，除肝中邪气，安中，利五脏，益目睛，杀百药毒。葱根主伤寒头痛。葱汁：辛温，主溺血，解藜芦毒。”

《纲目》载“时珍曰：葱从囱，外直中空，有囱通之象也……初生曰葱针，叶曰葱青，衣曰葱袍，茎曰葱白，叶中涕曰苒。诸物皆宜，故云菜伯、和事。”（和事草之称，出自宋代陶谷《清异录》）。

《纲目》引苏恭曰：“葱有数种，山葱曰苕葱，疗病似胡葱。其人间食葱有二种，一种汉葱，冬即叶枯，食用入药，冻葱最善，气味亦佳也。”

《疏证》云：“葱之为物，其下层层紧裹而色白，其上空中锐末而色青，其实又含孕两者而白黑。”又云：“葱至难死，任凭藏弃，但置阴处，未曾浥烂，临风日未至枯极，寸根着土，即便森然。夫生气皆阳气也，死气皆阴气也，于死阴中得一线生阳，即可栽培扶植，使之加于黍谷。……盖阴之逼阳，有散有结，论其证则涣散者盛，结聚者微。故其治法，散者直随阳之所在而使生根。不然则阴阳遂离散矣。结者尚可破散其阴，冀阳得转而布于其间，较之随地培阳者为犹太易也。此芍药与葱之异致，即可于此识之。”

据上述资料及一些常识，笔者认为葱具有如下特点：

(1) 耐旱、喜凉爽。谚有“旱不死的葱，饿不死的兵”之说，浇水不宜大，应小而勤，气候凉爽干燥的八月之后叶和茎生长较快，至封冻前收获。葱根细如发而长，吸水能力不强，但葱叶表面富有一层蜡质，可减少水分的蒸发，使水分得以充分利用，这应是其耐旱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(2) 葱之辛味浓烈而易挥发。食葱之后，口中辛烈之味持续不除，他人亦可闻及；切葱时辣气入目，令人泪出；种葱之地，致次年耕之，土中仍有辛烈之葱气散发扑鼻。

（3）葱宜浅栽苗，勤锄勤培土。笔者当地农谚云：“深栽茄棵浅栽葱”是要求栽葱苗不宜过深，尽量使其茎部在地上部位。但是到8～10月之间要随葱假茎的增高培土4～5次，每次培土不可超过叶鞘和叶身交界处，用土要细而干燥，地之湿度过高时更要深锄、勤锄，这样可软化假茎，延长、增粗葱白，使葱白充实洁白，并能防涝防倒伏。当地大葱多栽苗于5～6月，收割于9～10月（均指农历）。

（4）葱之花茎自叶丛抽出，叶色青中空，其苒黏滑，花近球形，色白，子成熟于7～10月，色黑，质硬不易透水，三棱扁卵形。

葱味辛烈而善挥发，乃是以气味取胜之品。其叶中空如肺体之空虚，茎白层层如皮相裹有肺主皮毛之色象，其茎叶盛长于秋，收成于晚秋，颇得金秋凉燥之气化。金秋之气主收，叶之表层蜡质使水精难以外发而内聚为苒，正是其能内收阴液之象。

肺主一身之气，主皮毛，其窍鼻，通于喉，病寒热、中风，邪在表之头痛、无汗，喉痹不通等证者，得葱而肺气充实而愈。

葱以气取胜，其辛可疏散，骨肉碎伤之痛，乃气血郁瘀，得之可以止痛。先师张大昌先生尝谓，葱白通气止痛之功可代麝以利贫家，笔者临床用之亦甚效验，常配砂糖捣涂外伤肿痛。

葱叶初长于春则又禀春温之气化，故陶隐居说葱有“白冷青热”之别。其叶之生长，乃从层层包裹之茎中长出上锐下圆之椎管状体，具破阴而上冲升阳之象，种植生机濒危的恶劣状态的葱苗仍可“寸根着土，即便森然”的顽强生命力，正是其具有春肝木阳气升散，生发万物之机能，可抗拒一些不利于阳气升散，促使万物生发的不利因素。

基于肝法时于春的理念，则可以认为其有驱除“肝中邪气”的能力。肝邪除，使精血回归于目，有益于目的视物功能，则其窍目疾得愈复明。《本经》《别录》特指葱子葱白治目疾，是子乃葱之阴精上聚而成，白含葱之阴液较多之故。

《别录》谓葱白安胎，亦当是借其顽强的生命力，补充生机欠于强健之胎不安证。

由此可知，葱乃兼具秋金春木之气化特点者，然在五行生克理论中，二者乃相克关系，有对立之势，今却集二者气化于一品之中而论，似难理解。

但是，只要从《素问》“金木者，生成之终始也”一语，及易学金木一家的理论，认识到金木乃一对阴阳，则其兼具金木之性之理自然可通。金木之性兼具即是富有调和二者对立关系之能，此能即五行中中土的气质。其实《辅行诀》的药学味属理论已圆满的昭示了这一关系。

陶氏视辛味为肺金之化味，肝木之用味，又为脾土之体味，即说明葱之味辛，与脾土亦有密切关联。脾土体气不足之证，亦可用此而愈。如此则可补中不足，安中利五脏（土能括其他四行），而面目浮肿（土能制水）亦可得愈。同时，由于中土得安，五脏得利，排纳复常则诸事和谐，而藜芦中毒（后世本草有称其“杀百药毒”者）可愈，其别称和事草非无缘由。

《辅行诀》治肝虚筋亟，腹中坚澼大便秘塞之养生补肝汤，其中有葱叶十四茎，即是取肺病者宜食葱，大肠系肺之腑，及肝虚病乃疏散不利之病，亦宜葱之辛散以助肝之用之意，笔者历用不爽，验案见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临证心得录》。

五、肾菜薤

见第一章第六节·十。

第二节 五果

《说文》谓：“果，木实也。”《周易·说卦》云“艮为果瓜。”《周礼·埸人》谓：张晏曰：“有核曰果，无核曰瓜。”臣瓒曰：“在地曰瓜，在树为果。”可见果为树木所结果实之统称。《素问·脏气法时论》以桃、李、枣、杏、栗为五果，以各自的生态特性和形质色味特点，归类于五行五脏所属。它们都是可供人们食用者，对维护人体健康，帮助各自所属之脏的功用，有莫大的功效，是古代科学饮食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是我国食疗平衡脏气，达到治疗目的的成功理论，对当代疾病防治，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。

一、肺金果桃、桃奴、桃核仁

《灵枢·五味》桃为肺病者宜食之果，味辛。

《本经》谓：“桃核仁，味苦，平，主瘀血血闭，癥瘕，邪气，杀小虫。”

《别录》谓桃核仁“甘，止咳逆上气，消心下坚，除卒暴击血，破癥瘕，通月水，止痛。七月采取仁，阴干。生泰山川谷。”

《经疏》引《本经》谓桃枭：“主杀百鬼精物，疗中恶腹痛，杀精魅不祥。一名桃奴。”

《齐民要术》引《本经》曰：“桃枭：在树不落，杀百鬼。”

《齐民要术》云：“桃性皮急，宜以刀竖副其皮。不副者，皮急则死。”

《纲目》引“典术”（典术有两义：①谓经典之学，②官名：明设阴阳学官，府曰正术，州曰典术，县曰训术。见《明史·职官志》）云：“桃乃西方之木，五木之精，味辛气恶，辟邪气制百鬼。”

桃在我国的种植地区分布广泛，品类亦多，《别录》特指桃仁“生泰山川谷”，所用当是泰山一带所产者。本书论桃之处，亦依此品种为据。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：“泰山郡有肥城县，应劭（约153～196年，东汉学者，字仲瑗）所谓肥子国也。”清光绪七年（公元1891年）《肥城县志·序》云：“肥城，古肥子国也，春秋时入鲁，为齐郡地，汉属泰山郡。”可见泰山一带即古之肥子国之地。

据传，肥子国是因西周时肥族人居此而得名。当时肥族人由东海迁居于此。东海度朔山的镇山之宝——桃树也被移植于肥子国，而延续至今。

肥城桃已有千余年的栽培史，清雍正四年的《山东通志》即有“桃产肥城者佳，临清者次之”的记载。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成为皇室贡品，当代仍誉满国内外。本文所述有关桃的生态特性等，主要是参考肥城桃的有关资料而论。

桃是一种喜阳光、耐干旱、宜沙质土壤的植物。古人称它是五木之精。所谓五木，是指可应天时可以取火的五种木材，即桑、榆、桃、槐、柳。桃为西方秋金之木，有在如秋日之干燥气候、善于渗湿的土壤中生存的能力，而且干燥的气候和土壤，也正是喜阳光、恶阴云濡湿习性的一种表现。根据五行中木能生火，火性显明的理念，作为不同季节应时而长的五木均具生火的性能，自然当以性干燥之桃木为最而被称为五木之精。

桃花盛开于春，其色粉红，已具木气当令而有生火色（红）之势，致秋金之月，桃之果实成熟（《别录》谓七月取桃仁，当是熟于是时，今之肥城桃成熟于八月底九月初，似与《别录》说有异，或是古今气候不同或品种之变迁之故，但均在秋季仍是一致的）于秋季，恰是对应了《素问》“金木者，生成之终始也”一语。其树皮急，正是秋之气内收之象，宜刀竖副（副，即用刀割开），否则即死之性，又是其收气太过，散气不足时，则宜用刀割决裂以助其散发，可见其正常生长需金秋凉收肃降与春木温散升发之气的相对平衡。

由于桃果的生成过程和木生火（包括长夏湿土，火土一家）已历春木、夏火（包括长夏土）、秋金三个阶段，而且植物之果是一物造化之能，具该物全体之特殊气质，桃果当为西方之木独具的气化味辛的特点。

正因辛在秋金为化，在脾土为体，在肝木为用，才有了桃主治诸证。肝为藏血之脏，而以辛散为用，才保证了所藏血的瘀滞不行而治瘀血血闭，通月水；脾主健运，而以辛开为体，水谷精微不得健运则为心下坚、湿热内生（长夏主湿热），而小虫生，癥瘕得桃之辛开则坚聚消，癥瘕破，小虫除；肺苦气上逆，主气，藏魄，肺气不宣则咳逆上气，气为血之帅，卒暴击则气不循常道而血随之而出，肺藏魄，肺病则魄失舍，无镇定之力，邪居之而气化不行则作痛，得桃之辛则邪气散，魄得舍而痛止。人之痛觉以皮肤最敏感，肺主皮毛，当亦主痛，故不从“痛则不通”立论，而从魄不镇定着眼。

《辅行诀》中辛味为肺金之化味、脾土之体味和肝木之用味，巧妙而又不着痕迹地表达了桃的特性。同时，由于果仁存在于果实之中，乃是一物所钟之生气所在，虚劳证乃人体生气衰微之病，借果仁之机以助之，当是首选，故其虚劳五补汤中所用五果药，取意其果仁为用。又因虚劳之证必是阴阳不能交泰，即金木隔离、水火不济、升降失序者，故在具体选药时，又采用金木之果互用，水火之果互用（脾土证例外）的原则（此理在下述肝、心、肾果时不再重复）。肝劳证中当用肺果桃以治之。但是养生补肝汤中所用非是桃仁而是桃奴，自另有精义，试析如下。

西方秋金，具肃杀之气，其气阴凉。气象肃杀，农事收割，是时万物生长期已过而致果熟，枝枯叶落，在脏象肺，与东方春木之象一生一成，共主生物之荣枯。荣发为阳，枯死为阴，木金乃生命周期之始终，阴阳消长之过程。

桃为秋金之木，果熟则仁满，果乃一物造就之能，是一物所钟之生气，为下一代果木之种子。蕴藏着春木生发之气机，具有宣发畅达之性而可疏散肝藏过度之瘀血。故虽为肺果之仁，实有肝木生发之性，是金木交互之成品。桃奴又名桃枭，为形体瘦小、少肉干瘪、多毛味甜、无核仁、晚熟不凋、无繁殖功用之果实，近代林家谓，系其桃花之雌蕊传粉授精不良而形成的果实。以阴阳理论核之，桃之雌蕊属阴，乃秋金阴气形质之本，雄蕊属阳，有春木阳气之性，雄雌交合不良而成之桃奴，必有孤阴不长之性而致其特定形态性能，正因其多阴少阳（相对正常桃果而言），故又有阴桃之别名，更富有秋金肃杀克伐之专功。然而桃奴虽晚熟而不事繁生育，却能成果而不凋，能在非常情况中顽强生存，必是其自身具有非常之生命活力，此活力乃秋金杀伐之气中之活力，是趋向枯死之势中之活力，雄健勇猛之性而又有桃枭之称，其态虽丑而味极甜美，纯良而正道，不可专以贬义论之。

肝藏血而主生发，肝虚之病多有瘀血，病之轻者生气虽微而尚存，其瘀可借桃核仁助其生气化而活之，而病深重之极已至虚劳筋亟者，其瘀已至顽坚死血，则非桃仁所能疗，故养生补肝汤中用桃奴杀伐其久瘀之顽坚死血，助其濒死之中之一线活力而取效。

又桃奴所主证中有“杀百鬼精物，中恶腹痛，杀精魅不祥”，似多涉鬼神怪异之病，如现代所谓之精神失常症状者。究其所以，大抵与其能治顽坚久瘀之血有关。即所谓“痰血瘀阻多怪疾”之理。

在传统文化中，非但桃奴可治此类疾病，凡桃一身之物，如桃木、桃花、桃枝、桃仁等均有可治此类病的记载，桃一直被认为是避邪之物，有着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和道家方术。其实这并非完全是迷信说教，除了人们的心理作用之外，尚有调整人体生理病理的作用，有其一定的临床实践基础。

《说文》谓：“人所归为鬼。从人，承鬼头。鬼，阴气赋害，从鬼。凡鬼之属皆从鬼，故从示。”清代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引郭注引《尸子》云：“古者谓死人为归人。”古人认为，凡人生活在阳间，人死之后就去了阴间，成为鬼。鬼就是人的仿真物，是活人死后的形象。

所谓百鬼精物，是指一切有生命的东西，死亡之后，仍具有精灵之气在。所谓精灵之气，即是聪明灵动之气，它很有魅力，是很能吸引人的力量，即所谓之精魅，一旦此等百鬼精魅之气侵入人体，则发生阴邪怪异之病，出现精神行为失常之病。而桃类诸品，可以驱杀此类不祥之阴邪，而使病得愈。

桃类诸药之所以能治此类病证，当为其属肺金之果木，有协助调理肺肝功用的功效。而诸精神行为的失常，均与肝肺所藏之魂魄不安有关。

《素问》谓：“肝藏魂，肺藏魄，心藏神，肾藏精”。又谓：“生之来谓之精，两精相搏谓之神，随神往来谓之魂，并精出入谓之魄。”

魂既可随神往来，可说明魂与神相关，而占有一定的时间，因往来即是过去和未来，而神则即非已往亦非未来，是即时状态。故心火之神与肝木之魂相生而相随。时间无形，神魂亦无形可察，其性则变幻莫测，飞扬趋上，灵动敏锐，神魂不安则产生类其性过用的病证。如现代医学所谓之狂妄虚幻，躁动失眠等证。

魄既可并精出入，说明魄与精相关，而占有一定的空间，因出入即是方位的运动，其精与魄均有形可察，精藏于肾，魄藏于肺，肺金之魄与肾水之精相生而合并。均有形之物。其性固守坚贞，沉潜下达，迟滞呆板，精魄失固则产生类其性过用的病证，如现代医学所谓之抑郁固执，昏沉困顿等证。

由此而论，神魂无形为气属阳，精魄有形为质属阴，二者的互相协调和制约，维持着人体生命的正常精神和行为的活动状态。一旦神魂或精魄过用，则邪气犯之发而为病。犯于精魄者为阴邪，犯于神魂者为阳邪。桃奴所主之百鬼精物，精魅不祥之病，皆为阴邪之病，故能借其助益肺肾精气之功，使精魄之用来复，从而肃杀其阴邪而愈之。

至于其所主之中恶腹痛，乃是突发四肢逆冷，肌肤栗起，头面青黑，牙关紧闭，并有神志失常、腹痛症状的疾病。古人认为也是由恶鬼邪祟所致的一种病证。据证分析，当是感受阴寒之邪，致使血气运行滞涩，而金木隔离，不得协调而肝风暗动则卒发口噤，魂魄不守而有神志错乱，阴寒内侵而肢厥面色青黑，阴寒在太阴脾肺之经则肌肤栗起，肝脾失和则寒中腹痛，故亦可用助益肺金之阴果以镇肝之风，甘缓其发病之卒及里急之腹痛，驱杀阴寒恶毒之邪，使魂魄合治，精神清爽，而中恶腹痛得愈。

二、肾水果栗

《灵枢·五味》谓栗为肾病者宜食之果，味咸。

《纲目》引《别录》栗实主治“益气厚肠胃，补肾气，令人耐饥。”引思邈曰：“生食，治腰脚不遂。”引苏恭曰：“疗筋骨断碎，肿痛瘀血，生嚼，涂之有效。”

《纲目》引《别录》曰：“栗生山阴，九月采。”引弘景曰：“今会稽诸暨栗，形大皮厚，不美，剡及始丰栗，皮薄而甜，乃佳。”引苏颂曰：“栗处处有之，而以兖州、宣州者最胜。木高二三丈，叶极类栎，四月开花青黄色，长条似胡桃花，实有房猬，大者若拳，中子三五，小者若桃李，中子唯一二，将熟则罅拆而出。栗种类亦多。”

《纲目》引弘景曰：“相传有人患腰脚弱，往栗树下食数升，便能起行，此是补肾之义，然应生啖，若服饵则宜蒸爆之。”时珍曰：“栗子五果属木，水潦之年则不熟，类相应也。有人内寒，暴泄如注，今食煨栗二三十枚，顿愈。肾主大便，栗能通肾，于此可验。”

《齐民要术》谓：“栗，种而不栽，栽者虽生，寻死矣。栗熟出壳，即于屋里埋著湿土中。埋必须深，勿令冻彻。若路远者，以韦囊盛之。停二日以上，及风日者，则不复生矣。芷春二月，悉芽生，出而种之。数年不用掌近。凡新栽之树，皆不用掌近，栗性尤甚也。三年内，每到十月，常须草裹，至二月乃解。不裹则冻死。”又引《大戴礼·夏小正》曰：“八月，栗零而后取之，故不言剥之。”又引《食经》藏干栗法：“取穰灰，淋取渍栗。出，日中晒，令栗肉可焦燥，可不畏虫。得治后年春夏。”“藏生果法：著器中，晒细沙可燥，以盆复之，至后年二月，皆不生虫而芽者也。”

揣栗之生态习性色味功用，有如下几个特点：

1. 栗性恶水湿：果实之性为果木本性之体现，栗果性干燥而仁色淡黄，气香味甘，与脾土之色味及恶湿之性相类。“水潦之年则不熟。”更是性恶湿的体现。因雨水过大之年份，湿气亢盛，果实不易干燥即不易成熟，若成熟则果实自行从壳中脱出而落下，不劳人工打落采摘，如前所言“不言剥之。”同时其保藏方法亦宜穰灰或细沙性燥之物贮之，否则易于湿烂。也是其恶水湿的表现。

栗果干燥少水分，说明其形成过程中富有排除水湿之造化。水湿在五行属水，栗壳色黑质坚而仁燥，与肾主闭藏和二便，有排水之性相类。

2. 栗喜温恶寒，欲生果芽者，宜“湿土深埋，勿令冻彻，”远途运输则以“苇囊盛之”新栽之树“每到十月，常须草裹，至二月乃解，不裹则冻死”，体现了这一特性。由此可见，其虽与寒水肾之性相类却性温而不相从。性温却与脾土之性相类，有温化水湿而排之使出的性能。

3. 植物生长化收藏的规律，一一与五行相对应。栗既属水，则可生木，木主生发，其发芽于二月春木温气当令之时，故其生发之气较盛，大潦之年生发之气过亢而不成燥干之态而不熟。李时珍云其在五果属木似是即此立论。其果仁气香味甘色淡黄，类土纳渗水湿而谦静之物，自当畏风木善动之克伤，故遇风日则不发芽，幼树不可用掌（动摇）。

综上所述，可以认为栗既属肾水又属脾土之品，其性对水湿代谢有特殊功用，即既有脾土渗纳水湿而温化之性，又具肾水排利水液之用，体现水土合德的理念。陶氏所谓治腰脚弱，孙真人所谓治腰脚不遂，时珍所谓之治内寒，暴泄如注，莫不与其性温而渗利水湿之功有关。又肾主骨，肝主筋，栗属肾水而荣肝木，筋骨断者得其荣养筋骨则断者可续，水湿去则外伤所致之肿消而血活瘀祛，脾肾调和则先天后天之本固安，而脏气得益，肠胃之气充实而令人肾强耐饥。

《辅行诀》从《素问》之说，以栗为肾果味咸而论，视为肾之化味心之用味。而栗果之性本燥，似与《素问》“肾苦燥，急食咸以润之”之说不合。此肾苦燥，乃是肾坚藏津液之用过度所致，属寒燥之燥。所谓“病起于过用”者，正宜栗之温化以解之，使水液温而不凝，发挥其润燥的作用。同时此咸润为肾水之特点，如盐水不冰，可上济心火，因火用过亢，灼津伤液之坚燥亦可软而润之。此正是陶氏以咸为肾之化味、心之用味的绝妙之处。陶氏在虚劳病调神补心汤中用栗仁之意，体现了心肾是一对阴阳，以交互相济为常的认识。

栗仁之口尝之味为甘，《辅行诀》中甘为肾水之体味，脾土之用味，体现了水土合德的理念，脾土为渗纳水液之所，由于水性趋下而归肾，肾为水流之下极，汇集之处，污浊之水由此排出。脾肾其同维持着水液的代谢，是水土合德的重要内容。

三、脾土果大枣

《灵枢·五味》谓枣为脾病宜食之果，味甘。

《本经》谓：“大枣味甘平，主心腹邪气，安中养脾，助十二经，平胃气，通九窍，补少气少津液，身中不足，大惊，四肢重，和百药，久服轻身长年，叶复麻黄，能令出汗。”

《别录》谓其“无毒，补中益气，强力除烦闷，疗心下悬，肠癖，不饥神仙。一名干枣，一名美枣，一名良枣，八月采，暴干。生河东、平泽。”

《疏证》参《齐民要术》《纲目》云：“枣木赤心有刺，四月生小叶，尖觥光泽，其地须牛马履践令坚实，荒秽则生虫害枣矣。五月开小花色白，微青时大蚕方入簇。以竹枝击其枝间，振去狂花，花繁则不成实。色青白，至八月全红则撼而落之。以暴干者为上，正月一日日出时，反斧斑驳椎之，名曰嫁枣，不椎则花而无实，斫则子萎而落。”

《疏证》论大枣之五行属性甚是精详，今摘要录之，欲知其详，请参原著。

“大枣木红生刺，讵非全禀火德，而味甘性缓臭香，又纯乎属土。以是确为以火生土之物。夫火之生土，岂以凡火遇物，辄令灰烬成土类哉。亦良以气相嬗耳。盖枣本联木火之德成，合火土之用者也……”

“……枣肉厚含津，津液紧贴于肉，不能挤泌而分，非如它物可压而取汁也，不似土之润耶？即投入火而燔之，则液随火硝，而成烬，不似溽暑之湿在热中耶？而其时之气，云龙升降也，风雷激荡也，以欲闷而愈伸，不似枣之质滞腻而性疏通耶？……”

邹氏论大枣谓“枣本联木为之德成，合火土之用也”一语，深契《辅行诀》火土一家之旨趣，符合《素问》脏气法时思想，火土相生规律。长夏脾土，本在夏火之中，在夏火热气中，又兼挟有脾湿之气而谓之暑。暑之热火来于太阳之辐射，暑之湿来于水渗入地。火属阳，性炎上而惮散，水得热蒸而为湿，水趋下储于土而静谦，大枣之果禀夏火之气而生成，象土生于火而具火土之性用。其象火之动而不静，疏散上行，津象土之渗纳水湿而归于脾土，则津液内存而充实，即所以补少津；受火腑小肠（丙火）之作用，水谷营养之气变化而赤为血（血系心所主，此脾生血为反生之象），营血不虚则心气安而不惊，则烦闷得解；水性趋下，脾中水湿归肾而排出则水液不聚而肠癖、肢重得愈。正因为其合火土之用，即能扶心脾之正气而除心腹之邪气。

脾与胃脏腑相关，脾属阴而主津液之健运为阴土，胃属阳主水谷之腐熟而为阳土，二者互相协调和合，功用相应则中土安康，反之则病。

大枣禀湿土之气而多津以补津，禀火热之气以腐熟水谷。津液为有形之物，而火乃无形之气，本身即具和合平调形气之用。《素问·玉机真脏论》谓：“五脏者皆禀气于胃，胃者五脏之本也。”一旦脾胃失衡而不和合则形气失调，胃亢则消谷善饥，即该篇所谓“心悬如病饥”，但该篇此证是从肾脉不及立论，实亦是土乘水之故，大枣可疗心下悬，不饥神仙，可证。心悬乃泛指心中与胃脘之词，心下则特指胃脘，病饥即善饥之病，不饥是用大枣的治疗结果，并非其可治不觉饥或胀饱，这样理解方符合临床实际。故大枣可平胃气。正因大枣可平胃气，胃气平而不为害，五脏之气有所禀受而少气者可得到补益。也正因其可治少气，调和脾胃之偏颇，故又曰可补中益气。

《素问·玉机真脏论》又谓：“帝曰：脾为孤脏，中央土以灌四旁，其太过与不及，其病皆如何？岐伯曰：太过令人四肢不举，其不足令人九窍不通。”笔者认为，脾为孤脏一语，除了土德厚载，万物生于土，归于土，有广大宽容之意外，还表达了五行之中水火为一对阴阳，金木为一对阴阳，而脾土孤而无对的理念。中央土以灌四旁一语又表达了土可括其他四行的关系。中土既可括其他四行，则中土合和则金与木、水与火两对阴阳亦得以和合。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谓：“阳不胜其阴，则五脏气争九窍不通。”大枣可调平脾胃，则金与木、火与水两对阴阳亦得以调和而不相争，从而使九窍通利。李东垣“脾胃虚则九窍不通”之说，实是见道之言。《素问·金匮真言论》九窍所指为肝窍二目，心窍两耳，肺窍两鼻孔，肾窍前后二阴及脾窍口。

由于十二经脉内属脏腑，外络支节，行血气而流注周身，而大枣具火土之德，即能助心脾之气，心火为十二官之主，脾土可统其他脏腑，故可有助于十二经脉。并谓其脾病者宜食。

枣树喜燥恶湿，笔者当地有“淹梨旱枣”之谚，言雨水少之年枣多丰收，正应脾土恶湿之德。至于其管理方法则宜剪枝叶疏其花，以防枝叶过密而通风采光不良，导致散湿不力，同时通风也有助于花的授粉而使果实硕大，疏其花则是防其花过多，致使果实争用养分而影响枣的形质。同时当地还有冬季刮除老枣树粗皮，以刮至红木栓层为度的风俗，有利于树干增粗和防止病虫之害。此当是老树粗皮妨碍树营养向外疏散而不发粗，且此粗皮又是病虫卵越冬之所，冬日刮除可冻死湿热所生之虫卵，又与脾土运化津液水湿之性相类。此两项管理技术，与《齐民要术》所载之“以竹枝击其枝间”和“嫁枣”类同，并似乎亦与枣属脾果之理密切相关。

大枣味甘性缓，其质纯良，诸药之性急烈或与他药不易和合而扞格者，得之可使之缓而不烈，减少多种药物同用产生的毒副作用而称之为和百药。

四、肝木果李

《灵枢·五味》谓李为肝病宜食之果，味酸。

《纲目》引甄权曰：“治女子少腹肿满，利小肠，下水气，除浮肿。”引吴普曰：“令人好颜色。”并引大明、孟诜（621～713，孙思邈的弟子，古代食疗家）、宗奭、时珍等曰：“多食令胪胀。发虚热。”“临水食之，令发痰疟，不可合雀肉食，合蜜食损五脏。”“不可合浆水食，发霍乱，涩气节而然。服术者忌之。”“李味甘酸，其苦涩者不可食，不沉水者有毒，不可食。”

《别录》谓“李核仁味苦，平，无毒，主僵仆跻瘀血骨折。根皮大寒，主消渴止心烦，逆奔气。实味苦，除痼热，调中。”

《纲目》李根皮条下，李时珍曰：“李根皮取东行者，刮去皱皮，炙黄药用。《别录》不言用何等李根，亦不言其味，但《药性论》云：入药用苦李根皮，味咸。而张仲景治奔豚气奔豚汤中用李根白皮，则甘苦二种皆可用欤？”

《纲目》李根皮下引吴普（华佗弟子，稍早于宏景）曰：“治疮。”引陶弘景曰：“煎水含漱，治齿痛。”引甄权（547～643年，稍晚于弘景）曰：“煮汁服，止消渴。”引大明曰“煎汁服饮，主赤白痢。”引孟诜曰“炙黄煎汤，日再饮之，治女人卒赤白带下有验。”

《疏证》参《齐民要术》《格物丛话》曰：“李树大者高丈许，枝干如桃，叶绿而多，性最耐久，待三十年，老虽枝枯，子亦不细，与桃并时花，花小色白，淡泊纤秾，香雅洁密，夜间尤艳，实熟稍后于桃，种类甚多，味甘酸苦涩不一，色亦青赤白不一，大率皮赤肉青味甘苦带涩者为多。”

《纲目》引宋代罗愿（1136～1184，精于博物之学的史志学家）《尔雅翼》云：“李乃木之多子者，故字从木、子。”时珍辨之曰：“窃谓木之多子者多多，独李称木子耶？按《素问》言味酸属肝，东方之果也，则五果属木，故行专指尔。”

由于李品类多多，其味本难化一，但有苦涩者不可食之说，大抵可以甘酸二味者为李果之味论之。而《疏证》又言“大率皮赤肉青味甘苦带涩者为多”，其中“涩”字，又当予以辨识。

“涩”非是五味之一，虽可由口尝而知，但它是一种触觉，不但可由口尝而知，也可由手摸而知，与滑是反义词，如《说文》曰：“涩，不滑也。”是不流畅，有阻滞感觉之意。其字形从水，声从澀（sè），象四只脚两两相抵，不可滑动之意。《灵枢·五味论》曰：“酸入于胃，其气涩以收。”可以认为酸味之气即是涩，且“酸者能收”是因其气涩而不滑，物质运行不畅，不易流散外泄而内敛的作用。此义在《素问》中屡有出现，如《痹论》谓：“胞痹者，少腹膀胱按之内痛，若沃之以汤，涩于小便，上为清涕。”《脉要精微论》谓：“诸过者切之，涩（指脉动往来艰难）者阳气有余也，滑（指脉动往来流利）者阴气有余也。”

李可食之果既“带涩者多”，则可谓之多有酸味，无论甘酸（苦者已列为不可食者）因兼有酸味，谓其味酸亦无所不可。《经》谓李味酸，当是出于此意。

《辅行诀》中，酸为肝之体味，肺之用味，心之化味。肝藏血，以血为体，得肝果之收则血内藏而肝病者宜食；少腹为肝之脉络所属，女子此处肿满，当与肝脉之血不能归藏于肝所致，得李果之酸收，则脉络之血归于肝所愈；肺之用在于主气而肃降，气逆不降则水湿聚而为浮肿，得李果之酸收则气水得下，而浮肿除；心苦缓，主血脉，其华在面，其腑小肠，惮散过用则血脉不收致气化不足，而面不华色，小肠不利，得李果之酸收则颜色润泽，小肠得利。

果仁具果之芽苗生机之所在，有类肾繁衍下代的功用，颇具生发之机，又可与肝之生发疏散相类。故甄权谓其“治女子少腹肿满”、孟诜谓其“治女子卒赤白带下有验”。肾主骨，骨折者得李果之助肾气则易愈合，外伤之瘀血得其助则易于化解消散。故《别录》谓其“主僵仆跻，瘀血，骨折”。

李根皮为李根部之皮，根位下，有吸收营养上输枝干花叶果实之用，当具李之基质特性。肺主皮毛，主卫外之气，李果可助肺用而酸收，根皮亦当有此基质而有相类之功。其在下酸收，可使如豚奔上之逆气得下；其大寒而上输阴津，而使上焦之火得以消降而除心烦、止消渴、治齿痛、除痼热；赤白带、痢多为湿热壅滞之病，类似暑气之当去不去者，得其酸收清肃，自可痊愈；可除热，可祛湿，可降逆，可走皮，则疮毒不生；能愈上下内外诸疾之物，谓其调中正是理之自然。

五、心火果杏、杏核仁

《灵枢·五味》谓杏为心病宜食之味，味苦。

《本经》谓：“杏核仁，味甘，温，主咳逆上气雷鸣，喉痹，下气，产乳，金疮，寒心，奔豚，惊痫。”

《别录》谓其“苦，冷利，有毒，心下烦热，风气去来，时行头痛，解肌，消心下急，杀狗毒。五月采之，其两仁者杀人，可以毒狗。生晋山川谷。”

《齐民要术》引《西京杂记》之文并出按曰：“梅花早而白，杏花晚而红，梅实小而酸，核有细纹，杏实大而甜，核无文采，白梅任调食及齑，杏则不可任此用，世人或不能辨，言梅杏为一物，失之远矣。”

《疏证》与卢子繇曰：“杏为心果，心主脉故杏有络，桃为肺果，肺主毛，故桃有毛，此言解杏与桃是矣。”

民国九年《绵竹县志·卷八》云：“杨行密（852～905，唐末著名政治家，字化源，庐州合肥人，即今之安徽长丰）改名为甜梅。”并云夏伟瑛认为：“杏的得名，与树叶的形状有关，珩是由两块半圆形的曲玉相对而成，所以珩以双数计。”杏“叶似梅，圆而有尖，二月开红花，结实红色，似梅则味酸，似桃则味甜。”“珩、苔、荇、杏为一组同源词，意有相通之处”，杏之叶似珩之状，而取为名。

《神农本草经疏·杏核仁》云：“杏核仁禀春温之气，而兼火土之化以生，故《本经》味甘，气温，《别录》加苦，有毒，其言冷利者，以其利下行之故，非真冷也。气薄味厚，阴中微阳，降也。入手太阴经，太阴为清肃之脏，邪客之则咳逆上气，火炎乘金，则为喉痹。杏仁润利下行，苦温而散滞，则咳逆上气喉痹得除矣。其主心下烦热者，邪热客于心肺之分也，风气去来，时行头痛者，肺主皮毛，风邪自外而入也，温能解肌，苦能泄热，故仲景麻黄汤用之，亦取其有发散之功也。主产乳，金疮者，亦指为风寒乘之者而言之。消心下急者，以其润唇利而下气也。心寒奔豚者，心虚而肾邪乘之也。惊痫者，痰热盛也，总之取其下气消痰，温散甘和，苦泄润利之功也。”

《别录》谓杏生晋山川谷，芜荑条下亦谓生于此，考诸手头资料，未见以晋山为地名者，姑且存疑待考，或当是三晋之山之泛称。《纲目》引苏颂曰：“今处处有之”，可知至晚在宋代已遍及各地。

《本经》与《别录》所载杏核仁之味甘苦有别，后世本草亦每以甜苦分之，并有南北杏仁核之说，谓产地以秦岭、淮河或长江为界，并谓北者味苦，南者味淡或称微甜。其实在当代同一地区亦是苦甜交错互见，以南北分称已不太准确。

有资料认为，苦杏核仁是蔷薇科植物野生山杏之果核仁，形如扁心脏状，基部纯，左右对称，种皮暗棕色，有不规则的皱纹，去仁皮有白色子叶两枚，富油性而无臭，有小毒。而甜杏核仁，则是某些栽培品种的核仁，味淡不苦，比苦者大而左右对称，表面淡棕色。无毒。若晋山所指确是三晋之山，则这种分类方法正符合《本草经集注》中以苦甘分类的模式。即《本经》所言者即今之甜杏核仁，《别录》所载者即今之苦杏核仁。

至于杏果之味，“梗洼处杏肉苦的则仁苦，果梗洼处越苦则仁也越苦。”（见《北方果树》杂志，1999年第12期）可见果肉亦有甘苦之分。《内经》谓杏为心果，味苦，所指即今之野生杏果。杏之所以被认为系心之果，应该是其花红，叶、核仁有似心脏，果肉中脉络色赤有心火之形色（仁皮棕色，亦有红色之义），果成熟于仲夏心火当令之时，其味又有心火体味之苦味者。

同时，杏之果皮及肉，有色兼红黄而谓之杏黄者，尽管杏色有多种，但杏黄作为一个特殊色彩已被人熟知，可作杏的代表色彩，其多为此色是符合实际情况的。由于黄为土色，甘为土之用味，果肉有黄或兼黄之色，味有甘或兼甘者，故其又有属脾土或兼属脾土之性。

《内经》谓杏为心果，味苦，心病者宜食，《辅行诀》亦谓其味苦，而为主之味，即肾之用味，二者似是有别，实则统一。《辅行诀》从水火一家的理念出发，将苦定为心之体味。《内经》谓“病起于过用，”心属火，性急炎上而散惮，以软为德，主神明，不受邪而以包络代之。心火过用则热亢气上而急迫，神气不安，感淫邪者则包络受之而累及其厥阴之经脉。且因火土同治，而病证亦可在心下脘腹，诸证可用心之体味苦药，以坚闭其火热之气，而不至生燥失柔，使神不受扰而安，气得下而不逆，厥阴风木之经证亦因之而除。如《别录》苦杏核仁所主之证中，心下急和烦热，为心火亢热波及中焦，殃及肌肤和扰及心神，风气去来为淫邪客于手足厥阴之经脉。

《本经》杏核仁所主之证，咳逆上气、奔豚、雷鸣、喉痹，莫不为气机上逆不降之证，得杏仁之坚闭心火炎上之势，则趋上之气转为下行而愈。其因火亢生痰，扰乱神明之惊痫，得杏仁之坚闭痰火而除。

至于寒心一证，笔者认为，亦系一种神志证状，而非是心受寒邪，是指惊恐、痛心、失望等情志过度，并有战栗如寒的症状，如词语之胆战心寒、不寒而战之义，它与宣发心阳之桂枝甘草汤所主之“叉手欲冒心”证同而法异，此是从闭藏心气以减耗入手，彼是助心阳而发挥其用入手。杏仁多含油脂，富有助生心火之精华，桂枝味辛助阳，宣畅发挥心之阳气，殊途同功，学者当识。

产乳之疾，时值大虚，且乳房属中土多气多血之阳明经脉，乳头属心之外卫厥阴风木之经脉，杏仁多脂而可助火土之气以补其虚，可坚闭心气以减耗，增收减支，正气内存，邪气外出，病何由不愈？

金疮系人体被金属利器所伤，导致肌体破损，血液溢出经脉，或排出体外而筋脉失荣，或瘀阻经脉运行，均可导致肿胀疼痛。血不养筋，风邪侵入者，可见风动之寒热，阵发拘挛，口噤不开。甚则角弓反张，喘促痰鸣等类似现代之破伤风证。杏仁苦坚闭藏，可使血不外出，离经而瘀者亦可化而归经，而止其痛，消其肿胀。且其多含油脂，可润其筋脉以止其痉，滑利痰涎而止其喉鸣，宣发肺气而取汗止喘。《千金方》用杏仁杵膏厚敷伤处，灯烛炙烤以治金疮中风，角弓反张者，当即是此证。唐代僧医蔺道人（约790～850年）所著《仙授理伤续断秘方》载有杏仁酒制剂外摩治破伤风肿者，亦指此证。又笔者当地流传治破伤风秘方甚验，系生杏仁，羊屎焙焦，各七粒，黄酒冲服，取汗即愈（《杨氏家传方》载有此方）。

而且杏果之色味，春天时不熟而色青味酸，夏日则熟而转色黄味甘，颇具春木转至夏火而暑土之造化机杼。果木之核仁，具有发芽扎根生生之机，发芽乃疏散宣畅而升举之象，扎根则达为内收下达之征。正因如此，可以认为杏仁核在由生至成过程中，备受生发宣畅和收降的相互作用，而有促进金木交互，协调收发升降之失常之能。更因升与降、收与发均以中土为枢，不协者得之则调和，则亦可谓其有安中土之功。杏仁可协调收发即可调和营卫，淫邪在于肌表之时行头痛、肌痹用之可解；杏仁可协调升降即可安中土，而可治上下气机失序之心下急。

杏仁书载其味均称有甘苦之分，今论其治均从苦为说，似有失偏颇，然而《辅行诀》以苦为心之体味，肾之用味，本身即已解答了这个问题。因苦在心为体味，即具制约心火上炎趋外之性而可收降使下，在肾为用味，即具有制约肾水趋下凝收（肾气寒，则凝水）之性，此正是心火常欲下潜，肾水常欲上承，心肾水火交济之生理。杏仁味苦之药理，充分表现了这种对人体生理动态的调理作用。笔者认为，杏仁分甘苦的记载，只是对杏野生和家植品种不同的分类，毕竟二者相同处多多，而功用近似，只是苦者力较胜而已，也正因如此，历代医家也有苦者良，甘者只堪用作食脯，甚至入药用苦不用甘的认识。

杏核仁甘苦之别还在于有毒与无毒。即苦者有毒，甘者无毒。苦甚者毒亦大。并有双仁者杀人及其毒在皮尖之说。现代已证实其毒为氰化物，内服过量可致死。入药用去皮尖或泡、炒过者。误服或服用过量而中毒者，可用杏根皮煎服以解之。有资料证明，儿童一次吃数粒至20粒生杏仁，成人一次吃40～60粒生杏仁即可中毒，出现肢端麻木、触觉迟钝、肌肉弛缓无力，甚至死亡。若用之饲狗，则狗亦可中毒而亡。

同时，生杏仁又可解狗毒。所谓狗毒，当是指狗口中涎液入于人体或过食狗肉所至的食积，如《纲目》所引冠氏治狗咬伤方，即是口嚼杏仁外涂。所引梅师治食狗不消，心下坚胀方，是口嚼服杏仁14粒。其他方书治一般食积方中有杏仁者亦屡见不鲜，同时亦不乏生用外敷之方，可以认为其所以解毒，当是以毒解毒之功，或即其升降气机，调和内外上下而安中土之效用。中土乃升降出入之枢，万物所生所归之地，所中之毒邪亦当因之而排泄化解，即所谓其能解毒之意。

第三节 五谷酿制品

谷是指带壳的粮食。是我国人民养生的根本。《素问·平人气象论》谓：“人以水谷为本，故绝水谷则死。”五谷为养，是《内经》重要学术思想之一。《辅行诀》在《内经》五谷性味的基础上，取五谷酿制品，不含渣滓而不生秽气，富有其精华而容易吸收，发挥作用快的特点，作为治疗虚劳方的药物，是《内经》“五谷为养”和道家“吃五谷，百病出”辟谷养生思想的有机结合。

谷类品类繁多，古有百谷之说，是概指一切谷物而言。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五谷一词，最早见于《论语·微子》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”一语，所指当是当时人们作为主食的五种谷物，在五行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命名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五谷具体所指亦有所变化。主要表现是有无稻和麻的差别。由于黄河流域是我国先民的发祥地，北方是经济文化中心，适应北方种植的大麻被列入五谷之一，随着南方的不断繁荣发达，适于雨水较多地区种植的水稻，又被列入五谷之一，合称为六谷。即《吕氏春秋·审时》论栽种所提到的禾（即稷）、黍、稻、麻、菽（即豆）、麦。由于五行理念的支配，产生了以稻代替兼取纤维供纺织的麻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五谷内容。由于小麦和大麦、小豆和大豆的物种分类，故汉代郑玄又有九谷之说。

同时由于谷类的产地或品种的不同，也有名称的差异，如稻米之黏与不黏则糯、粳之分，稷米黏与不黏则有黍稷两名，豆有赤、黑诸色而分数种，麻有国产及引进不同而分胡、汉之名，《内经》又非一人一时之作，故五谷的具体所指，及味、脏归属，各篇差异甚大。《辅行诀》所用谷类酿制品，虽未明载其原料和酿制方法，但酿制品之味，完全与其所治脏之用味相切合，体现了五脏虚劳宜补，用本脏之用味的用药法则。其原料基本与《素问·五音五味》或《灵枢·五味·脏病宜食》所载相符。

一、肝木谷物麻油

《灵枢·脏病者宜食》谓麻系肝病宜食之谷，味酸。

《本经》谓：“麻子味甘，平，主补中益气，久服肥健不老神仙。”

《别录》谓其“无毒，（主）中风汗出，逐水利小便，破积血，复血脉，乳妇产后余疾，长发，可为沐药。九月采，入土者损人。生泰山川谷。”

《本经》谓：“胡麻，味甘，平，主伤中虚羸，补五内，益气力，长肌肉，填髓脑，久服轻身不老，一名巨胜，叶名青囊，青囊味甘苦，主五脏邪气，风寒湿痹，益气补脑髓，坚筋骨，久服耳目聪明，不饥不老，增寿，巨胜苗也。”

《别录》谓其“无毒，坚筋骨，疗金疮，止痛，及伤寒温疟，大吐后虚热羸困，明耳目，耐饥渴，延年。以作油。微寒，利大肠，胞衣不落者，摩疮肿，生秃发。一名狗虱，一名方茎，一名鸿藏，生上党川泽。（青囊）无毒，生中原川谷。”

麻在我国的种植有悠久的历史，据当代浙江文管理委员会考察，湖州钱山漾新石器时期遗址中，和杭州水田畈史前遗址中，发现有古芝麻的种子，这些芝麻种子至晚是春秋时期的遗物。

正因麻的种植历史和用途甚多的原因，对其分类的方法不一，而生成诸多名称，在麻的名实问题上存有一定的混乱，但基本可分汉麻和胡麻两大类。汉麻是指我国固有的品种，又称大麻；胡麻是汉代张骞从大宛（今之西亚地区）引进到我国内蒙古、宁夏等西北地区的品种。应当指出，这种分类方法并不精确，还有属植物科别、产地、有毒与否、含油和纤维的多少及其他性能等等不同之处。因此要澄清《辅行诀》所用麻油，所用原料是当代的那一种确不易，但是我们不妨对各种类麻的情况进行分析，结合《辅行诀》所用麻油的目的和使用方法等方面判断，庶几不至大误。

亚麻：属一年生草本，植物纤维多，亦是油料作物，也称胡麻，其籽实炒制压榨所得之油，对孕妇幼儿特别有益，故又称月子油和聪明油。

芝麻：属芝麻科一年生草本植物，籽粒含油量高，陶弘景云：“八谷之中，惟此为良，仙家作饭饵之，断谷长生。”即《本经》所载之胡麻、巨胜。《别录》称其无毒，并记载了其油的药用功能和主治。

大麻：

元代吴瑞《日用本草》称为火麻；

宋代罗愿《尔雅翼》称为汉麻，俗名黄麻；

唐代孔颖达《诗疏》称“雄者为枲麻、牡麻，雌者名苴、苎麻”；

《纲目》引《本经》谓“其花名麻蒉”，麻蒉“一名麻勃，麻花上勃勃者，七月七日采之良”；

《纲目》引弘景曰“麻蒉即牡麻，牡麻则无实，今人做布及履用之”；

《纲目》引苏恭曰“蒉即麻实，非花也”；

《纲目》引吴普曰“麻蒉一名麻蓝，一名青葛”，“神农：辛，雷公：甘，岐伯：有毒”；

《纲目》李时珍有“麻有蒉即麻子之连壳者，故《周礼》朝事笾供蒉，《月令》食麻，与大麻可食，蒉可供稍有分别，壳有毒而仁无毒也”之说；

《纲目》引《本经》谓麻蒉：“辛平有毒，主治五劳七伤，多食令人见鬼狂走。”

当代资料称：

印度大麻属荨麻目大麻科大麻属，多年生植物。能用来制造毒品的大麻，并非指所有的大麻，而是专指印度大麻中的较矮小，多分枝的变种，其雌花枝上的顶端、叶、种子及茎中均含大麻脂。

在黑龙江、内蒙古的大麻称线麻，安徽的称寒麻，广西的称火麻，云南的称云麻，新疆的称大麻，河南的称魁麻。

公元200多年，已有关于油用亚麻的记载，《三国志·魏志》云：“孙权至合肥新城……折松为炬，灌以麻油……”作照明的原料，当时的麻油是用石臼法或木榨法。晋·张华《博物志》所记“煎麻油水气尽无烟，不复沸则还冷”，和用麻油煎制豆豉法“以麻油蒸讫，复暴之已，乃止”，是有关香油（芝麻油）最早的记载。已有1600年的历史了。南北朝时，香油已广泛用于餐饮。唐宋时代被视为最上等的食用油，应用更加普遍了。

麻在我国的悠久历史，是其品类多多的重要原因，致使其具体物种的名实问题甚多，历代学者争讼不已，难有定论。笔者认为不易考订之事，不妨放弃，而从其实用方面着手，判断其特性，认定《辅行诀》麻油究是何物的方法是可行的。

麻在历史上的使用，不外四个方面：

一是作为纤维原料的重要来源，尤其在古代更是如此。人们穿衣所需的布料和日常生活中所需的线、绳等，主要靠麻的纤维去满足，故有为“国纺源头，万年衣祖”之称。直到宋代，才由棉花的引进和大面积的种植，逐渐代替了以麻为主的地位。如线麻、荨麻、亚麻的茎干纤维较多，当属此类，多属大麻类，但其子粒中亦含油脂。甚至有些品种含有较多的油脂，如亚麻即属此类。

二是可做谷类以供饮食之需。古代将其列为五谷或九谷、八谷之一，可见当时麻是比较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。清代吴其睿《植物名实图考》云：“麻子不以入食，始于近代”，从《内经》或《吕氏春秋》麻被列入谷类至明清，漫长的作为食品的历史，必是建立在其前人们采食经验的基础之上的。所谓神农“辨五谷”，“尝百草”而播五谷，宣药疗疾，织麻为衣，其间必有曲折，一日间遇七十毒的传说，即可说明这一过程。麻作为《内经》五谷之一，《本经》所载药物之一，《周礼》又谓“朝事笾（古代用竹编成形如豆的一种用来盛果实的食器）供篑”说明至晚在春秋时期，人们对麻的食用已有成熟的经验了。在之后的历史长河中，道家用于炼丹、供奉（宗教祭祀和宴会用品），医家作为药物使用。

所食用部分，当是其籽及其籽所榨出之油。其油多含籽之精华，除可用于烹饪调味，炸煎食物外，尚用于日常生活中的照明和润滑。

三是作为药物使用：古代而这种用途的发现，必然是在作为谷粮的过程中，逐渐被认识和采用的。神农辨五谷，尝百草的过程，会发现其养生价值而列为五谷之一并将其功用载入本草之中。

同时也发现了其品种的不同，有有毒与无毒之别。有毒者自然会被从谷类中淘汰。服用有毒之麻的体验，也会加深其对人体不良作用的认识，而这种不良作用，正是某些病证的克星，因此被医家所采用而笔之于书。如《别录》谓胡麻无毒，岐伯和《本经》皆谓麻簧有毒，是所指品种不同之故（时珍则认为是壳有毒而仁无毒）。根据当代出土文物考证可知，国产汉麻本来就有有毒无毒两类，因此以胡汉分类的价值应当重估。其实《齐民要术》中，已明确指出了以张骞从西域引进者为胡麻，与汉麻分别命名之非：“张骞外国得胡麻，今俗人呼为乌麻者，非也。”

现代研究证实，有毒的大麻含二种作用相反的成分，即四氢大麻二酚和四酚，后者会增强大脑纹状体等区域的活性，并削弱另一些大脑区域的活性，使对不重要的外界刺激反应强度增加，对重要的外界刺激反应强度减弱，因此吸毒会使精神恍惚。大量服用大麻，会使人产生幻觉，并令其步调蹒跚不稳，言语失常。这与《纲目》引《本经》“（麻簧）多食令人见鬼狂走”的记载颇有相同之处。而且麻子条下又有“久服令人肥健不老神仙”之说，亦有系对神经刺激作用描述的可能，因此可以认为，古代麻的药用，有有毒无毒两类。

大麻作为毒品，已被列入剧毒而被严禁服用，而古医籍中虽有有毒无毒之说，但无论有毒无毒，多有补益健身，令人长寿不老之说，对其毒副作用所载略而不明，况古今名实变种问题更是千头万绪，盘根错节，在临床使用时要万分谨慎，以免事故发生。

如果经认真深入研究，有切实的科学依据，也不必因噎废食，以免良药埋没，不能发挥其作用。有人认为大麻对治疗精神病是很有前途的。有关部门应组织强有力的专家开展这项研究工作，使毒品变宝，造福于人类。

四是由于有毒的大麻，可使人情绪与心境有所变化，对思维、精神、感知等方面有所影响，有强力止痛，稳定情绪，减少忧郁，增加食欲，令人精力充沛等等作用，以及服用过量引起幻觉狂妄谵语等表现，很容易引起宗教学家的重视、崇拜，产生研究兴趣。儒学虽系显学，在其典籍《周礼》中，亦有“事笾供篑”记载，可见古代先民对其神奇作用普遍的崇尚。道教则用于炼丹以期长生不老，通神明。据《纲目》引《别录》文可知，陶弘景即有大麻与人参同食，可令人具有预见将来的神奇魔力。佛教《苏悉地经》中，亦将麻列为五谷之一（稻、大麦、小麦、小豆、胡麻）。在佛教盛行的印度，大麻被人们作为供奉女神的供品，也用于力量之神喻伽之消费，同时在宗教仪式规定的情况下，人们也会有智慧的服用大麻。

根据历代用麻的情况可以认为，古人对其性能有着深刻细致的认识，无论有毒或无毒品种，都有实用经验和理论上的升华。古代文献记载已有有毒无毒之分，味属则有酸、甘、辛之不同。约而言之，《内经》从其所先入某脏着眼，则谓其味酸，《本经》从属谷类平和而论则谓之味甘，谓其辛味者为特指麻痹而言，当是从其性之暴烈有毒，对人体有强刺激而定者。在当今生活及药用方面，应严格遵循无毒者可食，有毒者禁用的规定。

《辅行诀》虚劳五补汤中之养生补肝汤中用麻油，以其他四方所用之谷类制品之通则，当是所补脏之用味，即辛味，应当是辛味的麻簧所制之油。然而尽管麻簧有主治五劳七伤之说，用于虚极之有效，也不会被陶氏当作常用谷类之品使用。尤其当代已明确认识到麻毒的危害之大，更不可确定此方中之麻油即麻簧油。同时也应了解麻毒虽剧，但食之不会成瘾，是当代共识，或顽重之病非毒之力巨不可攻克，故也不能绝对排除所用系麻簧油，此事关重大，有待现代科学的研究证实始可使用，绝不可轻易妄试。

从《本经》和《别录》所载胡麻主治病证而论，则胡麻完全适合虚劳之病，且《别录》又特标明其“无毒”，陶氏认为是八谷中最良，可作饭食的芝麻（当是胡麻类），可以久服。只是书载其味甘平，似与陶氏五味组方理论不符。

笔者认为甘平为淡味，可随各味而变，而所用系该物所制之油，其油即香油。之所以称为香油，是其味极为香窜，而香与辛味，有诸多共同功用，香与辛都有发散、行气、活血的作用和浓烈的刺激性，只是香为由鼻闻所知之气味，辛是由口舌品尝而知的滋味，都具备“辛者能散”的功用，因此称芝麻油味辛亦不无道理。况且诸传抄本中，养生补肝汤即有为胡麻油者。

总之《辅行诀》中所用之麻油，从各方面考察即是芝麻油。

二、心火谷物麦酒

《灵枢·脏病者宜食》谓麦为心病者宜食之谷，味苦。

《别录》谓：“酒：苦甘辛，大热有毒，主行药势，杀百邪恶毒气。”

《周礼·天官·酒正》谓：“掌酒之政令，以式法授酒材……辨五齐之名，一曰泛齐，二曰醴齐，三曰盎齐，四曰醍齐，五曰沉齐。辨三酒之物，一曰事酒，二曰昔酒，三曰清酒。”

中国文物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的《太平广记·卷六十一·消肠酒》云：“张华为醇酒，煮三薇以渍曲蘖，蘖出西羌，曲出北胡，胡中有指星麦，四月火星出，获麦而食之。蘖用水荡，三夕而萌芽，以平旦时，鸡初鸣而用之，俗人谓之鸡鸣麦，以酿酒，清美鬯（是以黑黍为酿酒原料，加郁金香酿成），久含令人齿动，若大醉不摇荡，使人肝肠烂，当时谓之消肠酒，或云：醇可为长宵乐，二者说同而事异焉。（出自王子年《拾遗记》）”。

《别录》谓：“小麦：味甘，微寒，无毒，主除寒热，止烦渴，咽燥，利小便，养肝气，止漏血，唾血。以作曲，温，消谷，止利；以作面，温，不能清热止烦。”

《别录》谓：“大麦：味咸，微寒，无毒，主消渴，除热，益气，调中。”

《齐民要术·大小麦第十》引《广雅》曰：“大麦，辫也，小麦，徕也。”又引《陶隐居本草》云：“大麦为五谷长，即今之裸麦也，一名辫麦，似矿麦，唯无皮耳。矿麦，此是今马食者。”

我国酿酒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，已有4～5千年的历史，是世界酒三大源头之一。商周时期，对酒的酿制所用原料、工艺流程，即有了成熟的模式和方法。酿酒原料所用有黍、谷、麦、粱、秫等多种，其工艺则有液发酵和曲发酵之不同。

《周礼》所谓之五齐，“齐”是指粢米，即黍米，五齐即是用黍米酿酒过程五个阶段，及其各阶段不同规格的产品。其泛齐是醴醅膨胀阶段，尚无酒度；醴齐是糖化作用旺盛阶段，醪味发甜而酒非常淡薄，酒度数很低；盎齐是发酵旺盛，泡多出声阶段，酒度较大；醍齐是醪呈红色阶段，酒精增多，气味醇厚；沉齐是发酵停止，酒糟下沉阶段，酒液清澈，已为成品。其所谓之三酒，事酒是专为祭祀准备的酒，有事时临时酿造，酿制期短，酒成即用；昔酒是酒酿成后，经过一段贮存时间才饮用的酒，供人们平时饮用；清酒是经过过滤，酒液清澈不浊，气味清纯的高档酒，用于医药或祭祀。唐代李白《行路难》有“金樽清酒斗十千，玉盘珍馐直万钱”之句说明唐代尚有清酒这名称，至清代则“清酒”一词在我国已消失。

《辅行诀》治虚劳调神补心汤中用所用之谷制品，诸传承本中均为清酒，惟张广荣先生所抄之《别集本》中为麦酒。由于清酒是经过滤而不混浊之酒，乃对浊酒而言者，无制作原料的意义，难以判定其味属。

以该书的学术思想而论，虚劳五补汤所用均当是所补之脏用味的谷制品，调神补心方中所用当为心之用味咸，其酒当是以咸味之谷所酿制者。以《别集本》所用之麦酒而论，则当是如《别录》谓之咸味的大麦所酿造的酒。但该本中只言麦酒，并未闻明言为大麦酒，而大麦与小麦味属又有所不同，不可混同而言，如此看来，麦酒所指仍是茫然。

其实因为大麦的种植历史比小麦早，大麦早熟，易于管理，适应性强，为人们作为谷类食品较早。远在新石器时代中期，居住在青海的古羌族，就已在黄河上游开始栽培了，距今已有5000年的历史。而小麦需经冬而熟，故古人称之为宿麦，其生长期较长，管理不便，不是最早的主要农作物。直至汉武帝时代，朝廷采纳董仲舒“劝民种宿麦”（见《前汉·武帝纪》）的建议，才开始推广。

《晋书·世祖武帝》载：太康九年（公元288年）夏四月“陇西陨霜，伤宿麦”，可知当时小麦仍被称为宿麦，张华系西晋人，生于232年，卒于300年，当时小麦仍被称为宿麦，故其所制之消肠酒，所用之麦，仍是指大麦而言。陶氏称其为“五谷之长”，足见南北朝时仍以大麦为主要谷类。

由此可见，《辅行诀》所录至晚是汉代作品的《汤液经》中的麦酒，当指大麦所酿之酒无疑。至于清酒之称，当是唐初整理《辅行诀》者所为。

张华用大麦芽所酿之消肠酒，无论所用原料还是酿造工艺，都与现代的啤酒极为相似，乃我国古代之啤酒。其渍曲蘖所用之三薇，笔者臆测或为被誉称蔷薇三姐妹的三种香花，即蔷薇、月季和玫瑰，借花香以调酒之气味，增强酒的清香浓郁。

《太平广记》是一部记述历史传说、神话故事、奇闻异事的作品，但也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补正史之缺的作用，值得认真对待和科学考证。如本文所引消肠酒可令人肝肠烂之说，即不可轻信。尽管大麦有消食化积的作用，所制之酒会更强烈，也不会使人肝肠破断。但从此消肠酒之名称来看，其消解肠中宿食结聚之力大是可以理解的。近贤张锡纯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大麦芽解谓“化学家生麦芽于理石（即石膏）上，其根蟠曲之处，理石皆成微凹，可征其消化之力。”《本草备要》称其“散结祛痰，消一切米面果食积。”大麦芽可消坚顽固结之食积，符合咸味能软坚的功用，应该是《别录》称其味咸的根据，同时也是陶氏调神补心汤中用大麦酒以行咸软之气势，治疗虚劳气化衰微，势力不济而有结食坚积不化的病证。

脏气互乘，虚实夹杂为虚劳病主要特点，调神补心方主治症状只记有“神志恍惚，烦躁不宁”之神情症状，而不及肠中食积结聚，似麦酒与证无关。其实其神志恍惚是心虚之证，正宜用心病宜食之谷，即咸味大麦之精华以营养之；其烦为肾水不能上济而心火自焚。若肠中宿食结聚而生积火，食积渍在胃肠，胃肠属土，火土一家而心火因之而炽，则生烦躁，大麦芽味咸可消肠中结积使火无由以生。使肾水心火交济之通路畅达，心火下交，肾水上济，热火皆除而益于劳损之康复。

三、脾土谷物黄饴

《本经》谓饴糖“味甘，主补虚乏。”

《别录》谓其“微温，止渴去血。”

《疏证》引陶隐居云：“酒与糖并米麦所为，而品分中上，良缘糖和润而优，酒经醺乱而劣。”

《说文》云：“饴，畅也。”“饴，米煎也。”

《纲目》时珍曰：“按刘熙（东汉末经学家，约生于160年左右）《释名》云：糖之清者为饴，形怡怡然也，稠者为惕，强硬如锡也。”引弘景曰：“方家用饴，乃云胶饴，是湿糖如蜜者，其凝强及发白者饴糖，不入药用。”又引韩保升（五代后蜀人，公元十世纪在世）曰：“饴，软糖也，此人谓之餳，（较强厚的称餳，较柔薄的称饴），糯米、粳米、秫、粟米、蜀秫米、大麻子、枳椇子（即拐枣）、黄精、白术并堪熬造，惟以糯米作者入药，粟米者次之，余但可食耳。”

《齐民要术》引史游（西汉时人约公元前48～33年）《急就篇》云：“馓（生但反）、饴、餳（即今之糖字）”又引《食经》（北魏·清河道士崔浩所作，清河即今山东武城西，卒于450年。另：隋·谢讽亦有同名著作，其人生平不详）作饴法：“取黍米一石，炊作黍，着盆中，蘖末一斗调和。一宿，则得一斗五斛。”并有粱米、稷米者，餳如水晶色；用青芽（小麦芽）成饼蘖所造者为黑餳；用大麦蘖所造者为琥珀餳（褐黄色）的记载。

《疏证》云：“饴，凡谷之黏者皆可为之，渍过蒸熟，每一石用大麦蘖一斗八升，和水磨汁，倾入其中，少假即生饴，如蜜而稀，色如胶，所谓胶饴是也。其稍干者，谓之餳，其熬令甘硬，牵即色白者，谓之溏。”

《灵枢·五味·脏病者宜食》以秔米为脾病宜食之谷，味甘。

《别录》谓粳米“味甘苦，平，无毒，主益气，止烦，止泄。”

《纲目》引《别录》谓：“黍米，甘，温，无毒，久食令人多热，烦。”（通指诸黍米）

《疏证》引《纲目》参《齐民要术》云：“秫即粟之糯者。粟，粱属，颗粒较小于梁，粱穗大而毛长粒粗，粟穗小而毛短，粒细，苗俱似茅，种植之时，燥湿之宜，杷劳之法，一同于谷，收刈欲晚，以其性不零落，早刈则损实也。”

仲景方中用饴，曰饴糖和胶饴，《辅行诀》大阳旦汤中名为饴，独建中补脾方作黄饴。此一“黄”字，应是陶氏“凝强及发白者饴糖，不入药用”学术的体现。同时它独见于五行五脏辨证的虚劳补方中，更是其五行五色五脏辨证用药思想的体现。笔者认为，其建中补脾方中之黄饴，究系何物，其制作原料是何物，当从接近陶氏生活年代及其本人的相关资料中寻求，庶几符合原物之名实。

如前所引《食经》作者崔浩卒后6年，陶弘景出生，二人又皆是知名道家人士，陶氏很可能在《辅行诀》中运用了《食经》的造饴方法。即便此《食经》为隋代（581～618年）谢讽所作者，与陶氏卒年（536年）相差仅45～82年。况古代论人生平，多以卒年为说，其与陶氏年差会更小，甚至有与陶氏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可能。更有说明陶氏黄饴所指的价值。

笔者认为，陶氏之黄饴，应当是《食经》中之琥珀饴，因琥珀之色为褐黄色，其所用之米为黍米，乃味甘色黄者，符合五行五味五色辨证用药的需要。所用之麦芽，当为大麦芽，因为书中已明确制琥珀饴用大麦芽，而且指出了用小麦芽（青芽）所造者为黑餳了。

但是《灵枢·五味》脏病者宜食中，脾病宜食者为秔，即粳。黄黍在该篇中，被列为肺病宜食之谷，其味谓辛。同篇五脏宜食则谓秔米味辛，宜肝病；《素问·脏气法时论》则谓其为粳，味辛，属肝；《金匮真言》则称稻（粳糯的通称）味辛，属肺。以脏病宜食的记载，秔米的味属和脏属才适合建中补脾之需。

黄黍，《灵枢·五味》五味脏病宜食以黄黍为肺病宜食之谷，味辛；同篇五脏宜食则属辛味，肾宜食之谷；《素问·脏气法时论》与上同；《金匮真言》谓黍，味苦，属心谷。黄黍米，即今所称之黄米，按《内经》诸篇所载之味及脏属，均不符建中补脾之需。但其色黄，陶氏手订之《别录》中又谓其味甘而取为做黄饴的原料是很正常的事。但是，因秔米在脏病者宜食中，味甘色黄脾病宜食等，都符合作黄饴的条件，且公元十世纪韩保升已提出粳为造饴原料谷物之一。因此，陶氏以粳为原料造黄饴，也并非完全不可能。

我国是古老的农业大国，先民以谷类为主要食物，种植谷类已有5000年的历史，由于各历史时期的不同，生产地域的差别，变种的增加，古代资料记载的内容不一，历代学者对谷类的名实问题考证的结果甚是纠结，争论纷纭，至今仍未能完全达到认识上的统一。对其主要名称约有谷、粟、秫、稻、粳、糯、秔、稷、黍、穄、粱等。

笔者认为，现代谷系古代泛指一切谷物的总称。狭义的谷即今之谷子，古称粟，米即今通俗所称的小米，其米黏者即秫米，即古称之粱米，其株较高，米粒较大，即今所称高粱；稻是粳和糯的统称，其中粳米又称秔米，即今之大米，黏度较小，黏度大者即糯米，今俗称江米。稷与穄同，不黏的称稷，黏性大的即黍，今俗称黄米。饴糖主要是谷类的淀粉，经麦芽的作用转化为糖而成，故凡含淀粉者皆可为之。

《疏证》云“凡谷之黏者皆可为之”，当即此义。

笔者参考当代制饴的资料，认为《辅行诀·建中补脾汤》中黄饴的制作，可采用下述简便方法；录后备参考。

取黄米（或粳米，或糯米）和大麦芽粉，二者比例为10:1，先取4倍于黄米的井水煮沸，纳入黄米，不住地搅拌，至成稠米饭，凉至不烫手时，纳入麦芽粉，待饭由稠变稀，以纱布过滤，将所得清液倾入锅中，慢火熬而不可搅动，直到浓缩成蜂蜜状，趁热灌入预备好的消毒容器中，密封，冷却后可长期存放而不变质。

四、肺金谷物白酨浆

详说请参第一章第六节·十一。

五、肾水谷物苦酒

详说可参第一章第六节·六。

第四节 五畜脏器

李时珍曰：“兽者，四足而毛之总称，地产也。豢养者谓之畜。”“二足而羽曰禽。”《灵枢·五味·脏病者宜食》以犬、羊、牛、鸡、豕为五畜，依次配属肝（味酸）、心（味苦）、脾（味甘）、肺（味辛）、肾（味咸）（《素问·五音五味》同）。其中鸡本属豢养之禽，似不当属之，但《内经》诸篇五畜均有鸡，惟《素问·金匮真言论》五畜中有马而无犬，亦不舍鸡，其故待考。

《辅行诀》治虚劳五大补汤，宗《内经》“五畜为益”之训，乃小补方中加畜之脏器而成。意在取血肉有情之品，以补益五脏精血之大虚以求速效，补助草木药力缓不逮之需。所取脏器，为与病脏所同之脏器，如肝劳取畜之肝，心劳取畜之心等，当是取其同气相求，以脏补脏的原理，实为后世所谓脏器疗法之先驱。

所用之畜，除脾用其畜牛之外，却非是病脏配属之畜。乃据万物生命之运动，以金木交互，水火既济，升降阴阳为契机，而肺金与肝木，肾水与心火交互使用，脾土为金木水火升降出入之中枢而仍用本脏之畜，增强病脏运动气化，达到振奋生机，使虚劳康复的目的。

具体而言，即肝劳用鸡肝，心劳用豕心，脾劳用牛脾，肺劳用犬肺，肾劳用羊肾。

《辅行诀》五畜脏器的使用，从药味属的角度分析，存在着一个有趣的规律，即以《灵枢·五味·脏病者宜食》所载畜之味属而论，完全符合陶氏虚劳脏之用味，及以用为补的理念。即肝以辛为用味，鸡味辛；心以咸为用味，豕味咸；脾以甘为用味，牛味甘；肺以酸为用味，犬味酸；肾以苦为用味，羊味苦。

笔者认为，这种现象绝非偶然的巧合，必然有其学术发展变化的根据，对研究陶氏五行味体用化体系的根据，以及对《内经》各篇五畜脏属差异原因的探讨，都是一个重要的线索，应引起学者的深切关注。

一、肺金畜鸡肝

《灵枢·五味·脏病者宜食》谓鸡味辛，为肺病者宜食之畜。

《本经》谓“鸡屎白主消渴，伤寒，寒热；鸡子主除热，火疮，痫痉。”

《别录》谓“鸡屎白破石淋及转筋，利小便，止遗溺，灭瘢痕；鸡子可作虎魄神物；卵白微寒，疗目热赤痛，除心下伏热，止烦满，咳逆，小儿下泄，妇人产难，胞衣不出，醯渍一宿，疗黄疸，破大烦热。”

《纲目》谓鸡肝“雄者为良。”引《别录》谓主治“起阴。”引孟诜谓“补肾，治疗心腹痛，安漏胎下血，以一具切，和酒五合服之。”附方中并有治阴痿不起、肝虚目弱、睡中遗尿诸证用鸡肝之方。

《纲目》引宗奭曰：“巽为风，为鸡。鸡于五更者，日将至巽位，感动其气而然也，今有风病者食之，无不发作，信然可验矣。”

鸡之特性与每天的时间有关，一是夜盲，二是报晓。日入西山之后为夜，日之始出为晓，与太阳之出没密切相关。夜不能视，为阴不得阳气之化，阴血不荣肝而失用，故暗然无见，不分雄雌而皆然，报晓则为公鸡之能。

古人夜分五更，以戌时为一更，亥时为二更，子时为三更，丑时为四更，寅时为五更。公鸡打鸣每夜三遍，第一遍在丑时，第二遍在丑寅之交，第三遍在寅时。昼夜之气化消长，子时为阳气初生之时，丑时阳气渐长，而雄鸡阳盛之体有所感动即鸣，太阳之气感应盛而将出土，则鸣而再鸣，可见鸡鸣与太阳运行之时位感应息息相关。近年日本科学家对鸡进行了研究和试验，认为鸡之报晓，是其大脑小脑之间的松果腺体是其生物钟所在之地，定时分泌黑色紧张素，使其能记忆和谐的规律而产生周期性的鸣叫活动。可见古人是从大自然的规律着眼以推理，今人多重局部实体中求解的思维差异。

出于昼为阳，夜为阴的理念，寅时乃阴气将尽之时，故属厥阴，在经气运行中，为络于肝的厥阴时位，与其时位之气有明显反应的鸡，自然会被古人认为具有肝之灵气，或称具肝气之造化，而能调理肝之气化失序所致的疾病，作为肝病者宜食鸡的理论根据。

如前所述，鸡之夜盲可以阴不得化阳气之化论之，阴不得化，则阴积存于内，基于体为阴，用为阳的理念，现代言语可认为是使其不夜盲的物质利用不充分，或不能利用而积存。有现代资料认为，鸡肝中含维生素A很多，是猪肝的三至四倍，有食鸡肝过多而发生维生素A中毒者，故有的本草书记有鸡肝有小毒的说法。众所周知，维生素A是提高视力、防治夜盲的有效食品，也与肝病者宜食鸡之说相合。

又如《内经》中著名的治臌胀之鸡矢醴，临床用之确有实效。曾治一重度胆原性肝硬化，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，也证实了肝病用鸡的价值。

鸡之夜盲报晓显示了其对昼夜交替敏感的生理反应，而一年四季的昼夜交替时间有所不一，是以冬至日夜最长昼最短，太阳出于辰没于申，夏至日昼最长夜最短，太阳出于寅没于戌。由于太阳出没时间，又与所处地区纬度的差异有关，上述太阳出没时间均是以中原洛阳一带的情况而言。古人言昼夜是以昼夜时间相等的春分和秋分，即太阳出于卯没于酉之时而言。鸡入夜即盲，将旦则鸣。盲则暗而静，雌雄皆然，可谓鸡之特性属阴，鸣则声扬而动，唯雄者之能，雄鸡阳气虽较雌者盛而仍为阴畜（当为禽），故十二生肖中称酉鸡而不称卯鸡。

酉位西方，属金，为阴，为秋，其气收降，其用肃杀，万物枯萎，钟此气而生之鸡，具有非凡的生发、荣养、滋润、疏散之生命气化能力可知。尤其是雄鸡报晓，欣欣向阳之机亦在其中，其肝更当是藏储此机之地，人之虚劳至极而病在肝者用之当是益难尽述。

鸡身处金秋肃杀之地所具春木生养之性，在《灵枢·五味·脏病者宜食》中仅以一“味辛”二字言之，并列为肺病者宜食之品，且此“辛”也是配属五行十天干“庚辛金”之辛，还寓有“新”（辛者，新也）之意在内，陶氏则是把此辛作为五味之一，以五行五味体用化的理念，把此辛味作为肺金之化味、肝木之用味、脾土之体味。其中辛为肝之用味，由于肝虚即肝用不足，所以本身即已说明了肝病宜用辛味的理念，非是标新立异，只是以金木交互法则为载体，对《灵枢》学术思想的具体落实。其在脏病者宜食之畜上，所取乃是金木交互，水火既济之理，与《灵枢》所用有所不同。

陶氏所谓之金木交互之法，在肝劳虚极，脏气互乘，虚实错综，生机衰微，气化不济之证，受命于金鸡之肝以克中求化，败中取胜，危中救生，善心妙术，真是养生之千古绝唱，值得令习养生者发省。

《周易·说卦》云：“巽为鸡”，唐代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曰：“九家易曰应八风也，风应节而变，变不失时，鸡至时而鸣，与风相应也，二九十八，主风精，为鸡，故鸡十八日剖而成雏，二九顺阳历，故鸡知时而鸣也。”李氏认为鸡可有两方面可与风相类比，一是鸡定时鸣叫司晨，如四季八节之不同，定时转换，二是雏鸡之成要经过二个九天的孵育期，九是最大的阳数，而风性属阳。笔者认为，古人论数理，是依其个位数而论为基础，此十八日孵育期当以八论之。五行之生成数，主风之肝木生于三成于八，正合形成雏鸡之日数。

《周易·说卦》云：“风以散之”，又言“（帝）齐乎巽……桡万物者莫疾乎风”。是言万物莫不因风气而生长，又莫不以风为害。即风能鼓桡万物，春则发散，使草木枝叶滋润，秋则摧残，使草木枝条枯萎。助人生机之风如春和之风，陶氏肝劳方所以用之，摧残邪厉之风如秋杀之风，宗奭所谓之风病者服之无不发作。笔者认为，虚证用鸡甚佳，有风证亦在所不忌，如产后用鸡补之习俗，未闻有不良反应者。实证恶厉之风，用之当慎，当防动风之虞。

鸡子黄与鸡子白均为鸡子内之物，鸡子为鸡所产之卵，是孵育其子代之品，是富有生生化育之机者。《纲目》云：“卵白其气清，性微寒”，“卵黄其气浑，性温”鸡子白味薄，精不足者补之以气节，故白可润肺利咽，清热解毒草；鸡子黄，气味俱厚，形不足者补之以味，故能补形，长于养血滋阴润燥熄风。滋阴精则可以恋阳，引心火下潜而除烦，承平心火亢盛自焚之燥，《辅行诀》朱鸟汤证，其心气不足，内生烦热，坐卧不安，缘于肾中阴精不得上承；挟外感之邪热动血而出则出血；心火不得下潜以温中土肾水，则水湿不化而下利而出。乃心肾不交，水火不济之证，故用鸡子黄血肉有情之品，补其精血，滋阴润燥，以图肾阴上承心火潜降之机。

又鸡食砂石玻璃炭渣等物，皆能消化无余。之所以如此，是鸡无牙，所进之食物的消磨，全靠在肌胃中与砂石等硬物混合一起，借助肌胃强有力的节律收缩，使其蠕动磨化为糜，而且其肌胃内膜（即药用之鸡内金）又坚韧厚实，经得起砂石强烈的撞击，肌胃强大收缩力，可类比《辅行诀》肺金以酸收为用，其巨大的化石能力，可以类比肺金以咸软为体的理念，从而理解鸡内金助消化治食积，消磨结石坚症的原因。增强鸡性属金，本即咸软之体，有酸收之用的自身造化之机。

其实如此论鸡，并不妨碍前述鸡之化味为辛，为肝用味之说，因为化味辛在肝才是用味，是表述金木二者相互关系之事，此以酸为用，是肺金本身之事，不可混为一谈。

二、肾水畜猪心

《灵枢·五味·脏病者宜食》谓猪味咸，为肾脏病者宜食之畜。

《纲目》谓：豕心“甘咸，平，无毒。”引《别录》治“惊邪忧恚”；引刘元素曰：“猪，水畜也，故心可以镇恍惚”；引孙思邈：治“虚悸气逆，妇人产后中风，血气惊怒”；引《林氏小说》云：“豕食不洁，故人谓之豕，坎为豕，水畜而性趋下，喜秽也。”

《周易·说卦》谓：“坎为豕。”《周易集解》注之曰：“九家易曰：污辱卑下也，六九五十四，主时精，为豕，故豕怀胎四月而生，宣时理节是其义也。”

自然之气化，天为气，地为形，天气在上清，地气在下而浊，火性炎上，水性润下。下为水之所归，如人之肾在下焦，为聚污排秽之地，其为卦亦坎，乃一阳陷于二阴之象。猪食不洁，纳秽入污，亦坎之象，与肾水同气，故称肾畜。性为阴，而阳陷其中，坎卦之形即上下两爻为阴，中间一爻为阳。阴中之阳乃是真阳，心属火为阳之象，故猪心可应此坎之中爻。人病心之劳损，真阳衰惫，可借阴中之阳以助之，则有益于虚劳之康复。

通常人们对猪的认识多有误解，将其视为愚蠢、肮脏的代表，如以“猪脑子”“笨猪”、“脏猪”等喻人之顽愚和不卫生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猪在这些方面确实被人误解，蒙受了不白之冤。据现代美国学者发现，动物群中除猩猩智商在猪之上，其余均不如猪。其嗅觉之灵敏度也是动物中比较强的，而且容易接收人的驯化。其食不避秽，自可以当作义务清洁工，其大小便也有固定在离其卧身处较远的地方，无在身边即便的习惯。猪确是一种能忍辱负重、甘心奉献、大智若愚的家畜。

猪虽食污秽而肉味甚美，其心又具阴中之阳之性，可谓污秽中至洁之物，对人体心之益处有过于它畜之心，故陶氏将猪心选为治心虚劳之品。现代研究认为，猪心具有加强冷静心肌营养，增强心肌收缩力的作用，尽管不能完全改善心脏器质性病变，但有利于功能性或神经性心脏病的痊愈。临床上用于养心安神，治疗心神恍惚、惊悸癫痫、忧恚等证是很有效的。

仲景之猪肤汤，为治少阴咽痛之主方，其主药猪肤即去净脂肪之皮肤，性能清心肺而除烦满，而且此物亦为笔者治渴喜用之品（《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临证心得录》中有详述）。究其所以，亦与猪之特性有关，不妨在此附带提及。

如前所述，猪之嗅觉灵敏，而嗅觉出自鼻，依靠嗅觉用鼻拱地寻食，是其先天特性，猪的鼻则甚是发达。由于鼻属肺窍，而皮亦为肺之所主，故其皮肤亦必有特功。

据说现代治烧伤已有取用猪皮的植皮技术，其性能具有优越之处可知。2001年，由河南省驻马店市解放军159军医院杨晓东、张宏等6人撰写的“猪皮、自体皮相间移植治疗中面积深度烧伤”一文，曾在《中华医学会第6届全国烧伤外科学术会议论文汇编》上发表。现代科学认为，猪皮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脂肪和动物胶等，经长时间炖煮，脂肪可减少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，不饱和脂肪酸会增加，而且胆固醇大大降低而有益于人体的养生需要。以传统理论分析，肺位于上，猪肺的位置亦与心一样，当有清阳之性，肺为水之上源，故其性当是有益助清气润燥邪之效。少阴咽痛本即水亏于下，火炽于上而生燥，渴证亦燥证之一端，用猪肤治之，皆可谓药证相投，甚是切合。

三、脾土畜牛脾（胰）

《灵枢·五味·脏病者宜食》谓牛味甘，为脾病者宜食之畜。

《纲目》引陈藏器谓：牛脾“补脾”；引《千金》《医通》（应为明代韩懋于1522年所著之《韩氏医通》，该书早《纲目》68年问世。清代人张路玉曾著《张氏医通》）云：“腊月淡煮，日食一度，治痔瘘，和朴硝作脯食，消痞块。”

引《造化权舆》（唐代赵自勔所著，已佚）云：“乾阳为马，坤阴为牛，故马蹄园，牛蹄坼。马病则卧，阴盛也；牛病则立，阳盛世也。马起先前足，卧先后足，从阳也；牛起先后足，卧先前足，从阴也。独以乾健坤顺为说，盖知其一而已。”

《周易·说卦》谓：“坤为土。”李鼎祚注之曰：“坤象地，任重而顺，故为牛。”

《难经·四十二难》谓：“脾重二斤三两，扁广三寸，长五寸，有散膏半斤，主裹血，温五脏，主藏意。”

《黄庭经·内景经》（道教上清派的重要经典）曰：“脾长一尺掩太仓，中部老君治明堂，厥字灵元名混康，治人百病消谷粮。”

张锡纯《医学衷中参西录·滋脾饮》下云：“盖脺为脾之副脏，在中医书中，名为‘散膏’，即《扁鹊难经》所谓，脾有‘散膏’半斤也。”（与张锡纯同时的张山雷亦持胰为脾之副脏之说）

据五行起源于“四方加中央说”，金木为一对阴阳，水火为一对阴阳，土既不属阴又不属阳。陶氏虚劳大补方畜肉的使用，乃宗金木交互，水火既济之原理，按五畜的五行归属，取劳损脏相对脏之畜而用之。即肝劳用肺畜，肺劳用肝畜，心劳用肾蓄，肾劳用心畜。土既不属阴又不属阳，故脾劳证用本脏脾土之畜牛以益脾土。

根据劳损补汤所用畜肉，均是与病脏相应的脏器，则大健中补脾汤中当用牛脾无疑。

但是由于种种原因，历代对牛脾一物的认识不无缺失不周之处，有必要提出进一步讨论。

首先说明，以现代解剖所称的牛脾作为大健中补脾汤中所用，是无大过的。因文献记载其作用本来就有“补脾”之说，临床也常用于消化不良，食积痞积，小儿脾虚之吐泻伤食，食欲不振，面黄肌瘦等证，这些症状也是脾虚劳的常见证候。

值得提出的是，脾还应包括现代解剖所称的胰腺在内。胰腺即是《难经》所称的散膏。有脾、胰子、脾长、甜肉、肥皂等名称。是重要的消化器官，富有分解淀粉、脂肪、蛋白的多种酶，糖尿病的发生，更是与胰的功能失常有直接关系。胰所分泌的胰液中的多种酶及胰岛素，对脂肪、蛋白、糖、淀粉作用，正是中医学中脾主运化、化生精气、统摄营血、升清降浊、输布精微的作用。同时它又位于中焦而附于胃联于脾，深契脾胃相为表里之义，故胰为脾之副脏之说甚是合理。就其位于人身之中，色黄白相间，与现解剖学所称之色紫红，位于左胁的脾相较，称之为五脏之脾更为名副其实。因此笔者认为，陶氏虚劳补脾汤中所用牛之脏器不可单知用脾而舍胰。笔者在临床中，常据病之情，择而取之，效果颇佳。

牛胰为葡萄状腺体，色黄白微赤，位于胃的后方，联于脾而贴附于胃、网膜，横于中而右下斜。

1958年12月底，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课题正式启动。1965年9月17日，由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等单位，共同完成了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实验的成功，使中国成为第一个合成蛋白质的国家。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，医用胰岛素，几乎都是从牛和猪胰中所提取。每一克胰岛素，要从7.5公斤新鲜猪或牛的胰组织中提取得到。动物胰的医用价值由此可见一斑。

四、肝木畜犬肺

《灵枢·五味·脏病者宜食》谓犬为肝病者宜食之畜，味酸。

《纲目》引《别录》谓狗“安五脏，补绝伤，轻身益气”；引弘景曰：“白狗乌狗入药用，黄狗肉大补虚劳，牡者尤其良”；又引孙思邈曰：“益肾”，“白犬合海鲂（时珍注为小鱼）食，必得急病”；又引孟诜曰：主“五劳七伤，益阳事，补血脉，厚肠胃，实下焦，填骨髓。和五味煮，空心食之，凡食犬，若去血，则力少不益人”。

《周易·说卦》谓：“艮为狗”。《周易集解》引《九家易》曰：“艮止，主守御也，艮数三，七九六十三，三主斗，斗为犬，故犬怀胎三月而生；斗运行十三时日出，故犬十三日而开目；斗屈，故犬卧屈曲也；斗运行四市，犬亦夜绕室也。火之精畏水，不敢饮，饮但舌舐耳，犬斗以水灌之则解散也。犬近奎星，故淫当路不避人者也。”又谓：“艮为山……为拘……其于木也，为多节。”。《周易集解》引虞翻曰：“指屈伸制物，故为拘，拘旧作狗，上巳为狗字之误。……阳刚在外，故多节，松柏之属。”

狗肺，为《辅行诀》凝息大补肺汤中所用之畜肉，但据笔者现有本草及其他资料中，鲜有论及此物者，唯《幼幼新书》（南宋刘昉等所撰，刊于绍兴20年，即1150年）卷十六，引《婴孺方》白狗肺汤中用之，治小儿咳逆蠡呕，面肿涕出，胸满肺胀，短气肩息者，其方为：白狗肺一具，切，紫菀五分，清酒一斗，人参一两，乌韭一两，款冬花一两，细辛一两，桂心一两，白术一两，生姜三两，饴糖半斤，豉一升，甘草炙，一寸，麻黄去节，二分，吴茱萸半斤（一方无桂心，有杏仁七个）。

该方称引自《婴孺方》，疑此《婴孺方》即孙真人《千金备急要方》卷五之《少小婴孺方》，但查现存世最早的宋本《千金方》中却无此方。宋本《千金方》刊于宋宁宗治平年间（1064～1068），早《幼幼新书》80余年问世，故刘氏所据当非是林亿等之宋本《千金》，刘氏所撰多有当时已佚失之方，其所载当是孙氏之别本。观此白狗肺汤，用白狗肺、清酒、生姜、饴糖、豉、杏仁（依“又”方），诸谷、菜、果、畜类之品，与陶氏治虚劳所用如出一辙。

孙思邈素有系陶弘景替身之说，特别是以狗肺治疗属肺病之咳逆、短气、肩息，似是颇得陶氏道医学术思想的传承。孙思邈与陶弘景均是三教合一思想的道教医学家，都有丰富的养生药学基础和炼丹知识而不从政，应当对陶氏的学术思想易于理解和接收，不但有狗能“益肾”之说，而且有白狗肉不宜与小鱼同食的认识，应是对狗肉的性能有更深刻的认识，特别提出“白”犬不宜与小鱼同食，治肺病亦用“白”狗肺汤，与陶氏“白狗乌狗入药用”说法一致，当是承袭了陶氏《辅行诀》学术思想的重要迹象，值得深入探讨。

孟诜（621～713）亦系唐代人，少好医药及炼丹，与孙氏过从甚密，尝师事孙氏学习阴阳推步与医药，曾著《食疗本草》，所论狗肉主治亦与《辅行诀》用狗肺治虚劳相似，隐约可见由《别录》而《辅行诀》，而《千金》，而《食疗本草》，用狗肉的传承脉系。

五畜之脏器，在诸家本草中多有论述，而独此被称为五畜肉之一的狗肺遭到冷落，虽所取甚博之《纲目》，亦是一字未提。此种现象确实令人难解。

笔者认为出现如此奇怪现象，究其所以，当与本草学发展史的社会人文影响密切相关，是“狗文化”在本草学中的折射。因自唐代之后，乃至明清，狗肉一直被视为不宜食之物，其中既有宗教戒律的影响，也有道德意识的社会基础，还有官府政令的管制等因素。同时而动物的五脏对畜类生命的重要性，远远超过其骨肉肢骸等其他组织，而使食畜之脏器的罪恶将会更加一等，从而使食用畜之脏器的更为减少，对其药用经验缺乏，著本草者亦不乐意冒此不仁不法之违而引导使用畜类药。尤其狗和牛对人类有守家耕田之功，而此二畜之脏器也是本草书中记载最少的，这一情况证实，上述说法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当然这种情况仍不能圆满解释唯狗肺失载的具体原因。值得一提的是狗肺的颜色为浅红微黄而兼具黑色，而且俗有“狼心狗肺”之贬义词，狗肺之黑色，可能被视为不洁或凶恶之物而忌食之，以免助长人之恶习，是否与此有关，则有待进一步探讨。

现将有关历代食狗肉的情况简述如下：

狗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家畜之一。20世纪80年代，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10座埋狗坑，说明人类养狗史至少有9000年以上。龙山文化遗址和殷墟均发现有大量被烧焦的狗骨，可证上古时代狗肉曾是人类主要肉食之一。在人类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兽类动物的名称的字，多有是反犬字旁者，如狼（狗系狼之变种，或与狐的杂交种）、狐、猴、豺、猪等，可证狗在兽类中的地位。《内经》将狗列为五畜之一，当是其地位显赫时期的遗迹。

汉代以后，道教思想逐渐成熟，佛教亦传入我国而逐渐壮大，一些教规戒律日益完善，尤其是陶弘景时期，梁武帝肖衍崇佛，规定了戒食肉的律条，提倡素食，陶亦出身于不吃狗肉的天师道家庭，他本人更是当时的道教领袖，是一些教规戒律的制定者，对五畜肉药用的记载非常慎重，或者来自政治上的压力，在其药用上避开肉类，应是自然之举。但是《辅行诀》所记五畜肉的应用，是其前“圣相”伊尹《汤液经法》中之内容，文献意识浓厚，而且又被《陶弘景评传》的作者钟国发先生誉为“具科学务实精神”的陶弘景，决不会埋没肉类的药用价值，附庸宗教的教条戒律，致使良方绝世。正因如此，《辅行诀》虚劳小五补汤后才出现了“今所录者，皆小汤耳。”“若欲作大汤者，补肝汤内加鸡肝……即成也。”此二段文字既不违规，又传承了经典的内容。可见陶氏此处措辞，用心之良苦。

尽管如此，陶氏去世之后，仍然因其倡导三教合一思想，且晚年皈依了佛教，而受到教内人士的非议，被视为异类而地位有所下降。这也应当是《辅行诀》问世后学术未得到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李唐时期，以道教为国教，道教有三厌（即雁、狗、龟，厌为不忍食之意）之教条，同时禁食肉的佛教亦在盛行，素食之风甚浓厚，问题是既然不提倡肉食，为何五畜中独狗肺在本草无有记载，而其他畜肉脏器除对牛的记载较少外，却不乏其说其实人们历来对五畜的喜恶感情不一，狗是人类的朋友，终生不离主人，所谓“狗不嫌家贫”，是忠的代表，还可以为人守夜防盗，人人皆有恻隐之心而不忍食之，故不食狗有其广泛的社会民意基础。而形成不食狗肉的民风，甚至以食狗肉为耻，从而有“狗肉不能上席”的俗语。

同样，牛对人类也是有所贡献的，勤恳劳作，为人们生计卖力，人亦不忍食之，故在本草书中也少有记载。

除了上述宗教意识及道德意识的原因外，还有官府禁令的原因。如南宋朱弁《曲洧旧闻》载：“崇宁（宋徽宗赵佶的年号，即1102～1106年）初，范致虚上方十二宫神，狗居戌位，为陛下本命，今京师有屠狗为业者，宜行禁止。从此京师狗肉绝迹。”又如清朝时，满族人传说狗和乌鸦救过努尔哈赤的命，因而下令不许吃狗肉。由于官府严禁屠杀狗，一些以屠狗卖肉为生者不得已“挂着羊头卖狗肉”，以躲避官方追查。

如上所述狗与人类关系的变迁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的，汉晋南北朝以来，随着道佛教规的和儒教纲常思想的影响，逐渐形成不食狗的社会习俗，因而会对狗的药用价值有所淡忘。秦汉之前，则对其无禁食的约束，甚至为主要肉食来源之一，故被《内经》列为五畜之一。从与《内经》时代相近而且学术相关密切的《周易》中，可以看到当时对狗的性能的研究已非常深刻，已明确指出“艮为狗”命题，为狗的药用价值和药理作用的研究提供了线索和方法。

易学认为，艮为八卦之一，方位在东北，时间对应大寒到立春之际，其象为山（艮为山）。东北为阴之尽处，阳出之地，十天干癸甲之间，乃“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”，为上一年或上一日的终止，下一年或下一日的开始，以前进为阳，后退为阴，故为阴尽阳出的时位，对应六气则为厥阴风木，为十二经之手厥阴心包与足厥阴肝，以五行五脏归类则当属肝木。狗孕三月而生，可与五行之木生数为三相类比。

由于“木曰曲直”而狗卧为屈曲之状，屈曲为关节之动态，与伸直相对，其伸直为起立之象，曲直为动物肝木所主筋的作用。如手指之屈伸手持物使之不动，靠关节筋脉的运动，故卧则屈曲，立则伸直的狗可类比艮卦，而艮卦又为门阙（阙为两扇门之间闲庭），为出入进退之枢纽，理通于人体之厥阴为枢之说。其退则为守，故狗性守而不易主；艮退则为坎水之位，手厥阴心包属火，故狗畏水；艮进则为震位，“震为雷”，“动万物者莫疾乎雷”，狗可连续奔跑几十公里，而以速度之快被人称道，此善跑之性可与五行属木之雷比类。狗具备这些先天特性，以五行归类属木是理所当然的。

然而《辅行诀》中作为五畜之一的狗，却出现在治肺劳的凝息补肺汤中，而非是治木病的肝劳方中，以该书和理论，应是“金木交互”法则的体现。此法则源于古天文学中的地球自转形成昼夜（详见《伤寒论阴阳图说》），为易学中重要的理论特点之一，其实《周易·说卦》中论先天八卦位的“山泽通气”一语，亦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金木的关系。所谓山，即地形之隆起而上交于天者，属艮卦而定位在西北，我国西北多高山，昆仑为我国江河之发源地，其气候寒燥；而泽则是水之聚于地上而布散滋润者，属兑卦而定位在东南，我国东南多沼泽，江河由此流入大海，其气候多湿热。山泽通气，是讲虽在西北方位多山之艮，与在东方多沼泽之兑，有高下方向与寒燥湿热气候之别，但二者的湿度和温度，是互相影响和相互交通的。这是“变化既成万物”的根本原因。水之上源不足则沼泽干涸而不能润泽，沼泽水湿缺乏则不能蒸化使地气上升而水源不足，这种现象可作为山泽通气的一种解释。由于西方属金，东方属木，故也可视为金木交互现象。

在脏象学说中，肺属金，肝属木，狗既有良象，其性亦当与肺金有关。同时狗还有害怕烟火的特性，也切合狗具金性的特点。它反映在生理特性上，主要表现在属肺窍的鼻，鼻是嗅觉器官，狗的嗅觉灵敏度冠诸畜之首，是人类的16倍，尤其对酸性物质的嗅觉要高出人类几万倍，警犬可辨十万种以上不同的气味，辨路途、方位、猎物、食物等都靠嗅觉完成，同时也以此弥补了其眼的视觉、舌的味觉迟钝的不足。其视觉只及人类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，视野不超过50米，只限于正前方向，而且还是色盲，可以说狗的生活完全依赖鼻的功用。

正因如此，《辅行诀》用对生理功能极其重要的狗肺，治疗肺功用衰极的劳损病是有其物象和易学根据的。狗对酸味的特殊敏感，也可能是《灵枢》视其味酸的重要原因，而酸味正是肺金之用味，也正是补肺取味之需，切合按味用药的法则。

五、心火畜羊肾

《灵枢·五味·脏病者宜食》谓：心病者宜食羊，味苦。

《纲目》引《别录》谓羊肾“补肾气虚弱，益精髓。”引《日华》谓羊肾“补肾虚耳聋，阴弱，壮阳益胃，止小便，治虚损盗汗。”

《周易·说卦》谓：“兑为羊。”又谓“兑以说之。”又谓“说言乎兑。”

《纲目》引董子云：“羊，祥也。故吉礼用之。”又引颂曰：羊肉“《本经》云甘，《素问》云苦，盖《经》以味言，《素问》以理言，羊性热属火，故配属苦。”

《说文》谓：“美，甘也，从羊，从大，羊在六畜主给膳。”

羊是人类驯养为家畜较早的畜类之一，为龙山文化时代初期，从西亚引入我国，距今已有4500年的历史。它初生即知“跪乳”；性情温顺善良，活泼而爱洁净；其肉味鲜美，鲜字本由鱼、羊二字组成，人多喜食之，为人们寻常肉食品类，并为祭祀所用之重要牲畜之一；外柔内刚而好斗；喜燥恶湿，怕下雨，遇下小雨即匆匆逃避，过度潮湿则易患病晕倒；未时撒尿较多（据云其尿可治风惊病）；性成熟较早，繁殖力强，5～6月龄则性成熟，6～8月龄即可交配，孕四个月即产，（绵羊）交配时间在早6点半至7点半最多，下午和黄昏时次之。

上述羊的种种特性应当是先民对其性能认识的根据。所谓“跪乳”，是指羊出生之后，向四方叩头，然后才会站立吃乳，人们认为其有报天地造化生育之恩，具有礼义廉耻观念而被人所崇；其性温良，甚至“执之不鸣，杀之不号”，又好斗之外柔内刚，是善于和平共处而有正义感；爱洁净为美的象征；吃草而好容易喂养，但肉味鲜美。总之是人们甚是喜爱的家畜。人们喜爱羊的心情，如同中秋收获粮食一样喜悦，故将其列为兑卦之畜，因兑之义即喜悦。

由于古代说与悦通用，心中的喜悦可通过言语表达出来，言语要用口说出，故《周易》又有“兑为口”之辞。因为“言为心声”，悦即兑加心字旁，故属兑卦的羊，也可属心。心在五行属火，在志为笑，火性热，羊活泼而肉性热，故《内经》称其为心畜而属火。五味中苦先入心，故称其味苦。羊喜燥恶湿畏水，亦是五行中水克火的现象而已。

陶氏固元补肾汤中用羊肾，所取乃水火既济之理，肾水的正常功能需要心火下潜才能完成，故取火畜羊之肾以助益之。而羊的肾功是比较强盛的。肾主精，主生殖，羊之性成熟早，繁殖力强，是很好的说明。尤其是其交配时间多在卯时和酉戌时（下午和黄昏），而十二支中之正东（春木）和正西（秋金）时位点上，卯和酉，分别配属木和金。《内经》谓：“金木者，生成之终始也。”可知卯酉之时，是金木有形之物的开始到终结的时间。因为金木可以互易，故可以说木（金）和金（木）是有形的开始。动物之交配活动，是雄性的精子和雌性的精血结合，而形成新生命的开始。同时由于羊所属的兑卦，正是配属西金秋时位（或东春木）时位，在此交配可以说是顺其自然之道，符合万物生命之开始的规律。

或问：“在十二生肖中，羊配属于未，而未在五行中属土，羊排溺在未时较多，又将作何而解？是否与羊属火之说相互矛盾？”

答曰：易理有六合之说，其中午与未合，合化为土，此与《辅行诀》火土一家，心胃同治之理相通。故未羊固然属土，亦可属火，二者并不矛盾。羊在未时多溺，可以午时太阳当令之时，在下浊阴之尿可藉阳气之盛，化阴水而排出来解释。同时也可以水土同德予以说明，水性趋下，而被土之渗湿功能容纳其中，换言之，水液之存储和布散，要靠土之包容和健运来完成，水土二者共同完成。（膀胱）排泄于外（下），亦必得土之渗入散出始可形成。故储藏于肾（膀胱）之尿，至属土之未时，藉其当令之土气，排而出之而见多溺。此亦土主其他四行之具体表现。

第三章 五脏补泻金石方例 用药释义

五脏补泻金石方，是陶氏在择录《汤液经法》方后，又辑入魏晋以来的医家或自拟的金石方，这些方剂，如《别录》附于《本经》同一模式，与草木补泻方，药味一一对应，有相同的功用和主治。因此与其相对应的草木药五行互含属性是相同的。

金石（石本草称为玉石）的药用很早，“《禹贡》《周官》列其土产，《农经》、轩典详其性功”（《纲目》李时珍语），《内经》已有生铁落饮治狂的记载。魏晋以来，道家炼丹术和玄学兴起，社会上盛传服丹养生之说，至陶氏时代正是风行未泯时期，有“服五石散，非唯治病，亦觉精神开朗”（何晏语）者，有因服之致死者，包括何晏本人也因大量久服而致死。面对金石药如此利弊天壤之说，陶氏的见解如何呢？

他在《养性延命录》中说：“食谷者智慧聪明，食石者肥健不老，食芝者延年不死，食元气者地不能埋，天不能杀，是故食药者与天地相弊，日月并列。”

《外台秘要·卷三十七》引陶贞白云：“昔有人服寒食散，简古法以冷水淋身满二百罐，登时僵毙；又有取汗，乃于狭室中，四角安火须臾则殒。据兹将息，岂不由人，追之往事，守株何甚！”

从前段文字看，陶氏是支持服石类药的，认为服石药对人体有益，甚至优于谷食，起码是在写作《养性延命录》时持这种观点。随着其经历的增多，见到因服五石散致死的案例，和亲自炼丹二十年，七次开炉皆未成功的教训，对丹药养生的信念有所动摇，形成了如《外台秘要》中所说的看法，但认为致死的原因主要是使用和护理方法不正确而致。

笔者认为陶氏是一位非常注重实证的古代科学家，随着经验的积累，理论的不断提高，对金石药的药用利弊的认识亦日益深化和接近正确，在晚年的作品中记录了其较成熟的结论，推出其辨五脏病证用金石药的范例方剂，是非常有益之举。

现代医学也已证实，一些金石药对某些顽重疑难病证确有奇效。如用含砷的雄黄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；用含汞的朱砂解毒、防腐、杀灭或抑制细菌和寄生虫、镇静和抗惊厥等，都不乏临床有效的报道。因此应该深入研究，谨慎使用，不必因噎废食，致使良药埋没。

本章虽题曰金石药释义，但其中伏龙肝、黄土二品实不属此类，此属诸传抄本所有者，或与李时珍所谓：“石者，气之核，土之骨也”的石、土关系的理念相关；至于海蛤属介类，石蜜属虫类，此二品系笔者拟补治心病方中所用，因金石药较少，选与草木方对应者有一定困难，故取硬坚如石的蛤壳，和野生之固体蜂蜜充之。

第一节 肝木辛味门

一、青琅玕（木中木）

《本经》谓琅玕：“味辛，平。主治身痒，火疮，痈伤，疥瘙，死肌。一名石珠。生蜀郡平泽。”

《别录》谓：“青琅玕：主治白秃，侵淫在皮肤中，煮炼服之，起阴气，可化为丹。一名青珠。生蜀郡，采无时。杀锡毒，得水银良，畏乌鸡骨”。

《纲目》引弘景曰：“此《蜀都赋》所称青珠、黄环者也。琅玕亦是昆仑山上树名，又：《九真经》中大丹名。”引苏恭曰：“琅玕有数种色，以青者入药为胜，是琉璃之类，火齐宝也。”引陈藏器曰：“石阑干生大海底，高尺余，如树，有根茎，茎上有孔，如物点之。渔人以网罾得之，初从水出微红，后渐青。”引《说文》云：“琅玕，石之似玉者。”

以琅玕为名者有两物，一是原产于地中海、红海及吕宋（即菲律宾群岛中的吕宋岛）为热带海洋植物珊瑚形成的岩石，唐代大量传入我国，如陈藏器所指之生大海底者；一种是传说中在高山上生长的一种仙树。如《本经》《别录》所谓生于蜀郡，陶氏所谓“生于昆仑山，其实似珠”者。

前者入药用，苏氏已有明言，陈氏亦为唐朝人，其时海琅玕已大量传入我国，与海产琅玕传入我国的时间相符。可以认为唐朝之后的药用琅玕匀指此种。

后者为传说或神话中之物，大概出自道教炼丹，陶氏称为《九真经》之大丹之名可证。但是其实物所指为何，甚是迷茫。不过《本经》与《别录》均称生于蜀郡，陶氏所引亦《蜀都赋》，似该品出处与“蜀”相关。早在先秦时期，即有蜀都之名，公元前277年，秦国即置蜀郡，也是古代蜀国的国都，先秦时期已有蜀都之名。蜀郡、蜀都治所即在今之成都一带。陶氏所引《蜀都赋》的作者当前有两说，一为西晋文学家左思（字太冲，山东临淄人），一为西汉巴蜀辞赋家杨雄，无论如何，陶氏所引蜀都一词，是在陶氏之前，与蜀郡所指均为现在之成都一带是无可非议的。成都一带无海多山，《本经》和《别录》及陶氏所用的琅玕是山上所生之“仙树”而非海中所生珊瑚之类，是可以肯定的。唐陈藏器之后，历代医家所用为海中产者。然而无论海产和山上所生，其形似树而有枝无叶，为石质或似珠玉是同样的，其色为青色或青者入药佳是一致的。故李时珍在珊瑚条下又有“生于海中者为珊瑚，生于山者为琅玕”的说法。

由于琅玕形似木（树），味辛属木，其色青，亦属木。故陶氏称之为木中木药。且其可治皮肤瘙痒诸证，似与草木药木中木桂之和营功用类同。也许是称其为木中木药的原因之一。

《别录》正文后之11个字的小字注，与《纲目》引之才曰之文，仅多一“乌”字，可证此注当为徐之才《药对》中文字。

二、伏龙肝（木中火）

《集注》谓伏龙肝：“味辛，微温。主治妇人崩中，吐下血，止咳逆，止血，消痈肿毒气。”

《别录》谓伏龙肝：“味辛，微温。主治妇人崩中，吐下血，止咳逆，止血，消痈肿毒气。”

《纲目》引弘景曰：“此灶中对釜月下黄土也。”引雷斅曰：“凡使勿误用灶下土，其伏龙肝是十年以来，灶额内火气积久自结如赤色石，中黄，其形貌八棱，取得研细，以水飞过用。”

据《纲目·伏龙肝·释名》灶心土所以被称为伏龙肝，大致两种原因。一是古人认为灶有神，伏龙即灶神名，二是伏龙肝为砌灶时猪肝一具，纳入砌灶之泥土中，俟其被烧日久，肝与土合一乃用。

伏龙肝味辛属木，色赤属火，且其土为用草木之火烧炼多年，木火之气积结甚丰，故陶氏称之为木中火药。它与草木药中之木中火药生姜，同为温中止呕吐，止咳祛水湿而消解散毒之药。

三、阳起石（木中土）

《本经》谓阳起石：“味咸，微温。主治崩中，漏下，破子脏中血，癥瘕，结气，寒热，腹痛，无子，阴阳痿不和，补不足。一名白石。生齐山山谷。”

《别录》谓：“阳起石：无毒。主治男子茎中寒，阴下湿痒，去臭汗，消水肿。久服不饥，令人有子。一名石生，一名羊起石，云母根也。生齐山及琅琊，或云山，阳起山，采无时。桑螵蛸为之使，恶泽泻，菌桂，雷丸，蛇蜕皮，畏菟丝。”

《纲目》引苏颂曰：“今唯出齐州，它处不复有，齐州唯一土山，石出其中，彼人谓之阳起山。其山常有温暖气，虽盛冬大雪遍境，独此山无积白，盖石气熏蒸使然也，山唯一穴，官中常禁闭，至初冬则发丁夫，遣人监取，岁月积久，其穴益深，馋凿他石，得之甚难……”引《唐本草》谓：“此石以血色肌理似殷孽仍夹带云母，绿润者良。”引李珣（五代时词人，字德润，约855～930年，约是唐昭宗乾宁中前后在世，通医理兼卖香药。）曰：“太山所出，黄色者绝佳。”引王建平《典术》乃云：“黄白而赤重厚者佳，云母根也。”引《庚辛玉册》（明代朱权，1378～1448年，他所著此书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部炼丹著作，可能已佚）云：“阳起，阳石也，齐州拣金山出者胜……置大雪中倏然没者真。”

陶氏称阳起石为木中土药，大概与“绿润者良”和“黄白而赤重厚者佳”有关。尽管其出处均在陶氏之后，尤其王建平《典术》当是明代者，因为‘典术’之义有二，一是指经典之学，二是明代所设州级的阴阳学官，所云或是汉代经典的内容。无论如何，既然阳起石以绿、黄二色者质量较好，则以属木的绿色和属土的黄色标示其五行属性，是有一定理由的。

阳起石之性与温阳之草木药附子，所主破子脏中血，治血瘕、腹痛，水肿等类同，陶氏均名为木中土药。但当代多视此二味为温助肾阳之品，似当以木中水名之。今以木中土称之有所不妥，这是对古人水土合德，肾为胃之关的理念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理解所致。

四、礜石（木中金）

《本经》谓礜石：“味辛，大热。主治寒热，鼠瘘，蚀疮，死肌，风痹，腹中坚癖，邪气，除热。一名青分石，一名立制石，一名固羊石。生汉中（在今陕西省南部）山谷。”

《别录》谓礜石：“味甘，生温、熟热，有毒。主明目，下气，除膈中热，止消渴，益肝气，破积聚，痼冷腹痛，去鼻中息肉。久服令人筋挛。火炼百日，服一刀圭，不炼服，则杀人及百兽。一名白礜石，一名大白石，一名泽乳，一名食盐。生汉中山谷及少室（少室山为今河南嵩山的一部分），采无时。得火良，棘针为之使，恶毒公，鹜矢，虎掌，细辛，畏水也。”

《纲目》引先秦古籍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曰：“皋涂之山，有白石，其名曰礜，可以毒鼠。”引郭璞（晋代学者，276～324年）注云：“鼠食则死，蚕食而肥。”引吴普（三国华佗之弟子）曰：“神农、岐伯：辛，有毒。”引弘景云：“今蜀汉亦有，而好者出南康（现江西南康市）南野溪，及彭城县（今江苏徐州的古称）中，洛阳城南堑，又湘东新宁（今湖南新宁县）及零陵（今湖南永州县南39公里为汉代零陵县治所）皆有白礜石，能柔金。以黄泥包，炭火烧之一日一夕即解可用，丹房及黄白术多用之。”引生于南北朝·梁，卒于唐朝的甄权（541～643年）曰：“除胸膈间积气味，去冷风湿痹，搔痒积年者。”

据吴普言神农、岐伯均谓礜石为辛味，辛为肝木之主味，故礜石在五行可属木；其又有白石之别名，白为秋金之色而可属金，故陶氏称之为木中金药。它与草木药木中金细辛，均为辛热之品，可治风痹、死肌，开胸，除积，益肝。

礜石为剧毒药，含砷化物，是一种砒石，道家常用于黄白术。所谓黄白术，是用铜、铅、锡等金属，变成如金之黄、如银之白色的“合金”的方技，即道家的炼丹术。道家企图用所炼之丹药，令人服之，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。《辅行诀》的作者陶弘景，曾从事黄白术的实践二十余年，最终也未免失败的结局。虽然炼丹以求长生失败，对金石药的炮制、性能、用量等方面却积累了不少的经验，尤其在金属的化合方面积累了不少科学的认识，可谓化学的先驱。他所提出的礜石的制法，可以作为现代研究的参考资料。他所指制礜石的服用量为“一刀圭”，相当如64粒黍子的体积。大约有一个梧桐子大小。

圭是古代的容量单位，为一升的十万分之一；同时也是重量单位，为一铢的十分之一，二十四铢为一两，十六两为一斤。

刀圭为道家量药用的器具，形如刀圭角，一端尖形，中部略凹，一刀圭约一方寸匕的十分之一，即一梧桐子大，或64个黍粒大。

尽管礜石有剧毒，但除了外用治顽固皮肤病及恶疮外，历代方书中仍有内服者，不过所用以砒石为多。用于多年顽固寒喘、癌症、白血病等。有深入研究，开发使用的价值，但绝不可盲目轻易使用，避免中毒事件的发生。

五、雄黄（木中水）

《本经》谓雄黄：“苦，平，寒。主治寒热，鼠瘘，恶疮，疽痔，死肌，杀精物，恶鬼，邪气，百虫，毒肿，胜五兵。炼食之，轻身，神仙。一名黄食石。”

《别录》谓雄黄：“温，有毒。主治疥虫，䘌疮，目痛，鼻中息肉，及筋绝，破骨，百节中大风，积聚，癖气，中恶，腹痛，鬼疰，杀诸蛇虫毒，解藜芦毒，悦泽人面。饵服之，皆飞入人脑中，胜鬼神，延年益寿，饱中不饥。得铜可作金。生武都，敦煌山之阳，采无时。（武都在今甘肃的东南部，敦煌在甘肃的西北部。）”

《纲目》引甄权曰：“辛，有大毒。”引《抱朴子》曰：“饵法或以蒸煮，或以硝石化为水，或以猪脂裹蒸之于赤土下，或以松脂和之，或以三物炼之，引之如布白冰，服之令人长生，除百病，杀三虫，伏火良，可点铜成金，变银为金。”

《辅行诀》将雄黄列为木中水药。陶氏于甄氏稍早，甄氏生于陶氏去世后五年，故雄黄味苦之说，在陶氏生活年代即有已存在的可能，若果如此，则雄黄味辛之说，应当是认为其五行属木的主要根据。同时其性温，所主目痛、筋绝、大风证，也会使陶氏与肝木之气温和、其窍为目，在体为筋、主风等联系起来，而将其定为木属之品。《本经》谓其味苦性寒，主“破骨”及“饵服之，皆飞入人脑”又会使陶氏联想到肾水之性寒、主苦味、主骨髓、脑为髓海等联系类比，认为其当有肾水之性。从而称其为木中水药。雄黄与草木药干姜，在治疗中恶腹痛、风邪诸毒、皮肤病等方面，颇有其类同之处，故同属木中水药。

雄黄大毒，其毒性主要在于氧化砷，与礜石的毒性同为砒所致。雄黄在当代主要用于结核、病毒、皮肤病、癌症、痈疽疮疡等，其使用也一定要慎之又慎，不宜久服，无论内服和外用，都要严格掌握用量。

《本经》谓其“杀精物，恶鬼，邪气，百虫，毒肿”之力“胜五兵”，此五兵当是指传说上古时蚩尤所铸的五种兵器，即戈、殳、戟、酋矛、夷矛。在此喻其强烈的杀伤能力，用者不可不慎之又慎。

第二节 心火咸味门

一、凝水石（火中火）

《本经》谓凝水石：“味辛，寒。主身热，腹中积聚邪气，皮中如火烧烂，烦满，水饮之，久服不饥。一名白水石。生常山山谷。”

《别录》谓凝水石：“味甘，大寒。无毒。主除时气热盛，五藏伏热，胃中热，烦满，止渴，水肿，少腹痺。一名寒水石，一名凌水石。色如云母，可折者良，盐之精也。生常山山谷，又中水县及邯郸。解巴豆毒，畏地榆。”

《纲目》载时珍曰：“凝水石禀积阴之气而成，其气大寒，其味辛咸，入肾走血之功同于诸盐。”引弘景曰：“常山（即恒山，又名元岳，在今之山西省浑源县，为五岳中之北岳）属并州（古代九州之一，约当今之河北保定和山西太原一带），中水属河间，邯郸属赵郡，此处地皆碱卤，故云盐精，而粹之亦似朴硝。此石末置水中，夏月能为冰者，佳。”引五代独孤滔所编《丹房镜源》云：“盐精出盐池，状如水精……今人谓之盐根，生于卤地，积盐之下，精液渗入土中，年久至泉，结而成石，大块有齿棱，如马牙硝，清莹如水精，亦有带青黑色者。皆至暑月回润，入水久浸亦化。陶氏注戎盐，谓盐池泥中有凝盐如石片，打破皆方，而色青黑者即此也。”引苏恭曰：“凝水石有纵理、横理两种，色清明者为上，或云纵理清明者为上，或云纵理为寒水石，横理为凝水石。”

凝水石为卤碱之地所生，卤碱系在下之阴精升达至极于地面，故性当属阳火，而具火惮散炎上显明之性，其卤碱之极则其水精复趋下渗至极之处，结积日久，化为青黑色石质之固体，且清莹明彻如水精（晶），可溶于水（入水久浸亦化），得温热可蒸化而润泽（至暑月回润）。

凝水石生于卤碱之地，地面上之积久水液本味即咸，咸味为水积而不流不动而生，水性下行，此卤碱之咸水下渗至极下，再积而不动，其味当是更咸，日久变为固体，乃水极似土之象，久而久之，坚硬如石，乃水润柔之性极而变为刚燥之象，此刚燥乃肾水收藏坚闭之气所致。

虽然凝水石为水之润下柔软至极所成，但仍具显明、欲软之本质。其色虽青黑却清明莹澈，虽坚如石却可溶于水，得热则还原心欲柔软润泽之用。是其征象，乃为火极似水之物。正因其具火极之用，而此用是其他咸味之品无以比拟的，陶氏称其为火中火药，自在情理之中。

凝水石与草药木火中火牡丹皮，均可走血分，除癥坚积聚，时气客热，五脏伏热，有其类同之处。

二、禹余粮（火中土）

《本经》谓禹余粮：“味甘，寒。主治咳逆，寒热烦满，下利赤白，血闭，癥瘕，大热。炼饵服之，不饥轻身延年。生东海池泽。”

《别录》禹余粮：“平，无毒。主治小腹痛结烦疼。一名白余粮。生东海及山岛中，或池泽中”。

《纲目》引甄权曰：“咸”。引徐之才曰：“牡丹为之使，伏五金，制三黄”。引《大明》曰：“催生”。引陶弘景曰：“禹余粮，今多出东阳（今浙江省东阳市，东汉献帝兴平二年，即195年建县制），形如鹅鸭卵，外有壳重垒，中有黄细末，如蒲黄，无砂者佳。近年茅山凿地大得之，极精好，状如牛黄，层层甲错，其佳处乃紫色，靡靡如面，嚼之无复碜，仙经服食用之。南人又呼平泽有一种藤，叶如菝葜，根作块有节似菝葜而色赤，味似薯蓣，谓为禹余粮”。

《纲目》太一余粮条下又引陶氏云：“本草有太一禹粮，禹余粮两种，治体相同。而今世惟有禹余粮，不复识太一。《登真隐诀·长生四镇丸》云：太一禹余粮，定六腑，镇五脏，合其两名，莫非何者是？今人亦总呼为太一余粮”。引陈藏器曰：“太一者，道之宗源也，太者大也，一者道也，大道之师，即理化神君，禹之师也，师尝服之，故有太一之名”。

北宋天禧三年（1019年）著作佐郎张君房所编《云笈七签·九真中经》所载“四镇丸：太一神仙生五脏，填六腑，养七窍，和九关，炼三魂，曜二童，保一身，长生万岁。四神丸方：太一禹余粮四两定六腑，填五脏，真当归一两以和禹余粮，止关节百病，薰陆香一两以和当归，薰五脏内，人参一两补六腑津液，助禹余粮之势，鸡舌香一两除胃中客热。止痰闷。凡五种，以禹余粮为主，四物从之，先纳禹余粮，捣一百杵，次内四物，合和为散”。

清代黄元御《长沙药解》云：“禹余粮，止小便之痛涩，收大肠之滑泄，《伤寒》禹余粮丸，治汗家重发汗，恍惚心乱，小便已，阴痛者，以发汗太多，阳亡神败，湿动木郁，水湿不利，便后滞气梗涩，尿孔作痛，禹余粮甘寒收涩，泌精敛神，心火归根，坎阳续复，则乙木发达，滞开而痛止矣。赤石脂禹余粮汤闭之治大肠滑脱，利在下焦者，以其收湿而敛肠也。”

陶氏据甄权《药性论》云：“禹余粮，味咸。”其主治证中血闭癥瘕，小腹痛结，木郁滞气梗涩之尿痛等，有开滞达郁，软坚散结之咸软之功，将其性定为能致软之火用而属火；又据《本经》所谓之味甘，有定六腑，镇五脏，和九关之效，且大禹之师曾服食之，其性和平甘美；其色又为黄色为脾土之色，故当有土性而属之，而称之为火中土药。

它与草木药火中土大黄，均色黄和五脏，主癥瘕结积，血闭寒热，小腹痛，通利肠胃等作用。这与当代只以收敛涩肠止血论禹余粮者有所不同，学者当识之。

当代研究认为该品之成分主要是褐铁矿为主，正品含铁量达41%～45%，其最佳浸出温度为100度，最佳浸出时间为1小时。可供参考。

三、硝石（即火硝，火中木）、朴硝（即水硝，水中木、水中火）、芒硝（火中金）、卤碱（火中火、火中木）

《本经》谓硝石：“味苦，寒，主五脏积热，胃胀闭，涤去蓄结饮食，推陈致新，除邪气，炼之如膏，久服轻身。”

《本经》谓朴硝：“味苦，寒。主百病，除寒热邪气，逐六腑，积聚结固留癖。能化七十二种石。炼饵服之，轻身，神仙。”

《别录》谓硝石：“辛，大寒，无毒，疗五脏十二经脉中百二十疾，暴伤寒，腹中大热，止烦满，消渴，利小便及瘘疮。天地至神之物，能化成十二种石。一名芒硝。生益州山谷，及武都、陇西、西羌，采无时。”

《别录》谓朴硝：“味辛，大寒，无毒。胃中食饮热结，破留血，闭绝，停痰痞满，推陈致新，炼之如白，能寒、能热、能滑、能涩、能辛、能苦、能咸、能酸。入地千岁不变，色青白者佳，黄者伤人，赤者杀人。一名硝石朴。生益州山谷，有咸水之阳，采无时。”

《别录》谓芒硝：“味辛，苦，大寒。主治五藏积聚，久热，胃闭，除邪气，破留血，腹中痰实结搏，通经脉，利大小便及月水，破五淋，推陈致新。生于朴硝。石韦为之使，畏麦句姜。”

《纲目》朴硝条下，时珍曰：“硝有三品，生西蜀者，俗呼川硝，最胜；生河东者，俗呼盐硝，次之；生河北、青、齐者，俗呼土硝。皆生于斥卤之地，彼人刮扫煎汁，经宿结成，状如末盐，犹有沙土猥杂，色黄白。故《别录》云：朴硝黄者伤人，赤者杀人。须再以水煎化，澄去滓脚，入萝卜数枚同煮熟，去萝卜倾入盆中，经宿则结成白硝，如冰如蜡，故俗呼为盆硝。齐卫之硝则底多，而上面生细芒如锋，《别录》所谓芒硝者是也；川、晋之硝则底少，而上面生牙如圭角，作六棱，纵横玲珑，洞澈可爱，《嘉佑本草》所谓之牙硝者是也，状如白石英，又名英硝。二硝之底，则通名朴硝也。取芒硝、英硝，再三以萝卜煎炼去咸味，即甜硝。以二硝置风日中吹去水气，则轻白如粉，即为风化硝。以朴硝、芒硝、英硝同甘草煎过，鼎罐升煅，则为玄明粉。陶弘景及唐宋诸人皆不知诸物是一物，但有精粗之异，因名迷实，殊无指归。”

《纲目》硝石条下引弘景曰：“《神农本经》无芒硝，只有硝石，一名芒硝。《别录》乃出芒硝，疗与硝石同。疑即硝石也。旧出宁州，黄白粒大，味极辛苦，今医家多用煮炼作者，色全白粒细。”时珍曰：“诸硝，自晋唐以来，皆执名而猜，都无定见，唯马志《开宝本草》以硝石由地霜炼成，而芒硝、马牙硝是朴硝炼成者。一言足破诸家之惑矣。诸家盖因硝石一名芒硝，朴硝一名硝石朴之名相混，遂致费辨不决，而不知硝有水火二种，形质虽同，性气迥别也，唯《神农本经》朴硝、硝石二条为正……《神农》所列朴硝，即水硝也，有二种，煎炼结出细芒者亦名芒硝，结出马牙者为牙硝，其凝结成块者通为朴硝。其气味皆咸而寒，《神农》所列硝石，即火硝也，亦有二种，煎炼结出细芒者亦名芒硝，结出马牙者亦名牙硝，又名生硝，其凝底成块者通为硝石。其气味皆辛苦而大温。二硝皆有芒硝、牙硝之称，故古方有相代之说。”

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，硝有多种，因产地、原料、炼制过程的不同而有多种名称，古代在其名实问题上有所混乱。经过历代考证已经基本澄清。

1. 火硝（火中木）

硝石即火硝，是地霜炼成者，即地面上所出白粉样物炼成，多出今之成都、陇西（今甘肃东南部，六盘山以西，今有陇西县）、武都（亦在甘肃东南部，今有武都县）。他处亦有，笔者故乡地处河北，20世纪70年代前是盐碱地（现已变良田），春季碱重处为一片白茫茫的景象，所炼之硝可用于制爆竹，雨季地面之白霜消失时，是制作“二起脚”和“起火”（都是能在高空爆破者）的必备原料，正是所谓“入火生焰”，乃与火之炎上同气之物，故又名火硝。

此硝《别录》谓其味辛，亦表达了其升提、扩散的性能，陶氏称之为火中木药是有其道理的。现代爆竹家多不再自炼火硝，而代以硝酸钾，而火硝之成分主要就是硝酸钾。

它与草木火中木药旋覆花，皆可除结气，去五脏寒热，利小便，治膀胱留饮。

2. 朴硝（水中木、水中火）

朴硝又称盐硝或水硝，是刮取盐碱地表面之土所炼取之硝，多产于四川、山西（古代今山西境内的黄河以东称为河东）、河北（古代称漳河以北，战国的燕赵之地称为河北）、青齐二州（古称泰山以东至渤海为青州，今有青州市；齐州位于山东中南部，今之济南古称齐州）。20世纪70年代，笔者故乡因大盐短缺，农户多自产小盐食之，笔者亦曾亲行其事。其方法是在冬春时，未出太阳之前刮取较黑色之盐碱土积存起来，至夏日以水淋取盐碱水，在池中晒或置锅内熬，先浮起的片状结晶体，布包埋沙土中，水渗干后即小盐，其味亦甚咸，只仍不如大盐更咸，用以腌萝卜则较大盐腌制者更脆。盐出净后所浮起之结晶即硝，硝则味甚苦，现代科学证实，其成分主要是硝酸钠，符合钠盐味咸的基本特征，硝净后所剩之水即卤水，制豆腐家可用之。

此淋盐之碱土，色较深者含盐量高，太阳出后则其盐分下趋，硝之味苦，当是属阴水之物，称其性属水是有道理的；取其土时盐、硝是升在地表者，亦具升提之性，且《别录》谓其味辛，是其性味兼有属木之气，故而陶氏称其为水中木药；其原出味咸之盐土之中，《别录》又称其味“可咸”，咸为火之用味，故称其为水中火药亦未尝不可。

朴硝与从火土同治论心病草木方中栀子，均主五内邪气，腹中大热，热结痞满，止烦。

朴硝在《辅行诀》原文中未用，笔者拟补之金石补泻心方中用之。

3. 芒硝（火中金）

芒硝《本经》不载，《别录》谓系硝石之别名，而陶氏又另立名堂，单出一项，谓“味辛苦”，并名言“生于朴硝”。此硝名显是以形质“细芒”得名者。无论水硝或火硝，在炼硝过程中，出现结聚如芒锋之硝，即可称为芒硝。但是，在《本经》时代已有火水二硝之别，而未载芒硝，是当时芒硝尚未从硝石和朴硝中分化使用之故，至《别录》时期，随着医疗实践的应用，会对此细芒有锋之硝，有其特殊作用，仲景方剂中用芒硝者已经屡见不鲜，故《别录》时期芒硝另立一名的条件已经成熟，另立之以适应临床之须。但是，尽管水火二硝的炼结过程中均可出现芒硝，而仅提出“生于朴硝”，当是因为此芒硝所治，虽云有五脏积聚，除邪气，破留血等全身症状，就其所主证之部位，却多在中下二焦，如胃闭，利大小便及月水，五淋，腹内痰水博结等，其性符合“本乎地者亲下”属水的特点，所用当为朴硝中所生之芒硝。虽然硝石亦生芒硝，但因硝石与芒硝一物二名，而未予分论。故硝石与朴硝所生之芒硝，性能有何不同，仍有待临证研究。

芒硝出于朴硝，而为水硝之精华，产于卤碱之地，仍具钠盐之本而具咸而破凝柔软之火用，陶氏称其性属火是可以理解的。但又称其具金之性为何？大概陶氏是从其性趋下，其卤水凝敛之性可使豆浆结出块状豆腐，颇具金性敛收下行之象着眼而定的，况其所主之证，皆痰血水因热结妄行者，有助肺金肃清下收之功，而称之为火中金药。

芒硝与草木火中金药葶苈子，均可治积聚，破坚逐邪，通利水道，利二便，除伏热。

4. 卤碱（火中火、火中木）

《本经》谓卤碱：“味苦，寒。主治大热，消渴，狂烦，除邪及吐下蛊毒，柔肌肤。生河东盐池。”

《纲目》引《别录》谓卤碱：“味苦咸寒”，“去除五脏肠胃留热结气，心下坚满，及食后呕逆喘满，明目，止目痛。”“卤碱生河东池泽。”

《纲目》引弘景曰：“今俗不复见卤碱，疑是黑盐。”又云：“是煎盐釜底下凝滓，二说未详。”又引甄权曰：“卤碱即卤水也。”又引《尔雅》曰：“天生曰卤，人生曰盐。”

《周易·说卦》云：“兑为泽……其地也，为刚卤。”

天然的卤碱块不易得，现代所用之卤碱，为诸食盐类生成后所余之卤水煎炼而成的结晶体。主含氯、镁、钠、钾、钙和硫酸根离子，其他为二氧化硅、氟、锶、铁、硼、溴，微量元素有锂、铝、锰、锌、铜、钛、铬、硒、镍、碘、汞、银、钍、锗等。海盐、湖盐、井盐、碱地盐，四种不同的卤水所炼制之卤碱，成分有所不同。

诸盐之味均咸，而《别录》所载卤碱之味苦，亦兼咸味，故不可但以盐咸卤苦论之。咸为火之用味，其性能软而至柔，苦为火之体味而其性可坚而至燥。卤碱兼而有之，且是卤水再加热乃得者，更富有火热之气，其具火体用之全，称之为火中火药自无不可。

柔润属阴，刚燥属阳，故可谓盐阴卤阳。但盐卤相较，则卤以苦为主而偏属阳。但《易》却将其类比为兑卦，此是以其性柔属阴，而兑为少女而言，然有外柔内刚之意，故又言“其地也，为刚卤，”云其内涵有阳刚之气。此阳刚之气即与兑西相对的艮、震东方之气。由于艮属山，震属木，故其中实际上也表达了山泽通气和金木交互之易理。从而可以认为卤碱不但可称之为火中火，也可称之为火中木药。

卤碱与从火土同治论心病草木方之半夏，均可除心下坚痞，胸胃留热结气，治呕吐喘逆，泽润肌肤。

四、磁石（火中水）

《本经》谓磁石“味辛，寒。主治周痹，风湿肢节中痛，不可持物，洗洗酸痛，除大热烦满，及耳聋。一名玄石。”

《别录》谓磁石：“味咸，无毒。养肾藏，强骨气，益精，除烦，通关节，消痈肿，鼠瘘，颈核，喉痛，小儿惊痫，炼水饮之。亦令人有子。一名处石。生太山川谷及慈山山阴，有铁处则生其阳，采无时。柴胡为之使，恶牡丹，莽草，畏黄石脂，杀铁毒。”

《疏证》参《图经衍义》曰：“磁石色紫黑而涩，其中有孔，孔中黄赤色，其上有细毛，性吸铁，能虚联数十针或一二斤刀器回旋不落者佳。”

《纲目》引甄权曰：磁石“咸，有小毒。”

磁石色黑兼赤（紫为黑赤相兼之色）有孔，有毛而吸铁，其黑而味咸乃肾水气化之色味；有毛有孔乃肺金之象；性能吸铁，颇具金水相生，子母恋系之情。本系金石之质，质重下达，极而属肾之品，乃集金水于一体之物，咸为肺之体味又为肾之化味，具阴水气化而源源不竭之造化。水充实则肾得养而骨强、精足、耳聪、有子。

肾水与心火为一对阴阳，二者同脉络同属少阴，阳火下潜，阴水上承，相互交济，水液蒸化而运行不息则生机盎然。水不济火则大热烦满，喉痛，火妄动而生热风动颈核鼠痿痈肿；津不润燥则滞痹肢节中痛；此肾之气化与心火之用息息相关，亦即“水火不相射”之《易》理。

磁石有指南辨方向之用，合天地磁场之序，其指南辨向之性，正可使水火不济之紊乱得以调整，回归于自然常道，复其水火蒸腾，心肾交济之生态，有拨乱反正之功。用之则火水蒸化不息而津气周流循常，而风定湿除，痹通痛止，肢节不利失用，疮痈等证可除。此水火相关之机，在《辅行诀》中，亦以咸为心火之用味，肾之化味标示，而磁石之性味主治之理尽在其中。笔者在临床中体会到此药治周痹有确实效果。

磁石味咸色兼赤可属火，质重趋下而色黑属水，故陶氏称之为火中水药。它与草木火中水药泽泻，均可治风湿痹证，补益养脏，聪耳益精。

第三节 脾土甘味门

一、赤石脂（土中土）

《本经》谓：“青石、赤石、黄石、白石、黑石脂：味甘平，主黄疸泻痢，肠澼脓血，阴蚀下血赤白，邪气痈肿，疽痔恶疮，头疡疥搔。久服补髓，益气，肥健，不饥，轻身延年。五石脂各随五色补五脏。”《别录》：“生南山（有多处名南山者，疑指秦岭山脉终南段）之阳山谷中。”

《别录》谓赤石脂：“味甘，酸，辛，大温，无毒。主养心气，明目，益精，治腹痛，洩澼，下利赤白，小便利，及痈疽疮痔，女子崩中漏下，产难，胞衣不出。久服补髓，好颜色，益智，不饥，轻身，延年。生济南，射阳（古之射阳在今江苏淮安县），及太山之阴，采无时。”恶大黄，畏芫花。

《纲目》引陶弘景曰：“今俗惟用赤白二脂，好者出吴郡（今苏州、杭州一带），亦出武陵（今湖南常德市武陵县）、建平（今辽宁省西部有建平县）、义阳（今河南省信阳市）。义阳者出郾县界东八十里，状如纯脑，赤者鲜红可爱，随采随生，余三色石脂无正用，但黑石脂入画用尔。”

现代研究认为，石脂属硅酸盐类矿物多水高岭石族，多水高岭石。为不规则的块状集合体，质软，断面有的具蜡状样光泽，闻之有黏土气，味淡，嚼之无沙粒感，其吸水性强（舔之粘舌），乳钵中加水适量研之，成淡乳脂状者佳。其成分主要含水化硅酸铝，及氧化铁等。含硅42.93%，铝36.5%，氧化铁及锰4.85%，镁及钙0.94%，水分14.75%。赤石脂与高岭土极相似，赤石脂在150～200摄氏度时，尚余二分子的水，即成高岭土，普遍赤石脂是带有红色的，但由于含氧化铁的多少不同，颜色可以从白、灰以至青绿、黄、红、褐等色。高岭土比较纯粹，故多为白、灰之色。

赤石脂在《辅行诀》中被列为土中土药，陶氏如此定其五行互含属性，大概是从三个方面考虑的。一是石脂虽有五色之别，可分属五行，但功用类似，而以赤白二色者为常用，其中赤者色红，兼通火土一家之理念，故独取赤者说法，亦不影响与五行之土，包容其他四行之特殊品位类比。

二是其味尝之甘淡，为脾土所主之味，闻之有黏土之气，为金石药中所少有，具有土之气味。三是所主病证多有中土之位者，如泻痢赤白，腹痛肠澼及消瘦善饥，下血等中气虚损证。且此药之补中，非但因其质地黏厚，嚼之无沙粒感，具有丰富的营养物质（尽管陶氏当时不可能明白其富有多种人体必备的微量元素）可补充人体中之不足，还具有涩收之性以减其精微之耗，更是补法必备，否则将如无底之器，填而不满。基于上述理由，赤石脂被称之为土中土药是理所当然的。

赤石脂与草木土中土药人参，同为补五脏，益智养心，调中止泄，治腹痛，轻身延年之品。

二、石膏（土中金）

《本经》谓石膏：“味辛，微寒。主治中风寒热，心下逆气，惊喘，口干舌焦不能息，腹中坚痛，除邪鬼，产乳，金创。生齐山（今山东中部淄博市淄川区大河镇南五公里及安徽贵池县南三里，均有齐山，此齐山所指待考）山谷。”

《别录》谓石膏：“味甘，大寒，无毒。主除时气，头痛，身热，三焦大热，皮肤热，肠胃中膈热，解肌，发汗，止消渴，烦逆，腹胀，暴气喘息，咽热，亦可作浴汤。一名细石，细理白泽者良，黄者令人淋。生齐山及齐庐山（今山东诸城境内及浙江省中部义乌北郊苏溪镇境内均有齐庐山，此处所指系何处，待考），鲁蒙山（在今山东蒙阴县南部），采无时。”鸡子为之使，恶莽草，毒公。

宋本《伤寒论·太阳篇》168条，白虎加人参汤煎服法后注云：“此方立夏后立秋前乃可服，立秋后不可服。正月、二月、三月尚凛冷，亦不可与服之，与之则呕利而腹痛。诸亡血虚家不可与，得之则腹痛利者，但可温之，当愈。”

《疏证》引《纲目》云：“石膏生于石中，大块作层，如压扁米糕，每层厚数寸，色白洁净，细文短密，如束针，正如凝成白蜡，松软易碎，烧之即白烂如粉。”又云：“凡物重则应坚，泽则应韧，辛则多窜，寒则多腻。石膏体质最重，光明润泽，乃随击即解，纷纷星散，而丝丝纵列，无一缕横陈。”

《礼记·内则》谓：“脂膏以膏之”。孔颖达疏曰：“凝者为脂，释者为膏。”《说文》曰：“戴角者脂，无角者膏。”“膏肥也。”

石膏出于山，为石类，其质如石之坚而名之自不待言，而以膏字名之，自有深义。膏之本义乃为动植物之油脂，古人以凝结者或带角动物之油称脂，释散或无角动物之油为膏。石膏之名当是此品非但坚硬，而且含释散态的“膏”，当然此膏只是可类比动植物之油，是山石的精微物质，它可以有如动植物油脂的润泽荣养作用，其质虽重有石之坚，但却润泽光明有挥散之性，易于打碎，故《本经》谓其味为能散之“辛”而用于解散发越外邪之结而解肌发汗。因其为膏，故可助津精之润而止舌燥口渴。

其色白沉重，象肺金之收重清肃下行，可以调火性上炎过度之大热，使三焦之热收而降之，喘满、腹胀、烦逆，及胃肠中膈气因之得下。《辅行诀》谓：“白虎者，收重之方，石膏为之主”，概从此立言，以类比西方秋金之神。仲景白虎加人参汤谓“立夏后立秋前乃可服”，亦是其能如秋凉之至暑始可解除之意。后世温病家谓白虎汤证有大热、大渴、大汗、脉洪大，亦不外是其清降暑热（或如暑热）之气，收津液外泄之汗，充养热灼所耗之津，敛其沸腾惮越之脉而已。

如此而论，石膏之性既沉重肃降，又发散解肌；既可除邪实大热，又可滋助津膏之损而润泽，升降出入兼擅其长。此种非升非降，可泻可补之功用，正是五行中土为升降出入之枢，和缓协调，包容其他四行的特性，故《别录》称其为味甘之药。

《辅行诀》定其性味为脾土所主之味甘，又取其色白属肺金，具收降清肃之性而称之为土中金药，是完全符合其性能的。

它与草木土中金药生甘草，均可用于寒热、金创、止渴、烦满逆气、咳喘等证。还应当指出，石膏生用，退热作用较强，煅之则性转收敛而多用于疮疡外用，而甘草炙用亦性以温补为主，《辅行诀》中炙甘草，被视为土中火，而金石药之土中火则为石英。尽管如此，煅石膏与炙甘草一敛一补，一重在减耗，一重在补充，亦有异事同功，相互协同之妙。

三、石钟乳（土中水）

《本经》谓：“石钟乳：味甘，温。主治咳逆上气，明目，益精，安五藏，通百节，利九窍，下乳汁。生少室山（在今河南省登封市城西6公里处）谷。”

《别录》谓：“石钟乳：无毒。主益气，补虚损，疗脚弱疼冷，下焦伤竭，强阴。久服延年益寿，好颜色，不老，令人有子。不炼服之，令人淋。一名公乳，一名庐石，一名夏石。生少室及太山，采无时。蛇床为之使，恶牡丹、玄石、牡蒙，畏紫石英、囊草。”

《纲目》引陶弘景曰：“第一出始兴（今广东始兴县），而江陵（今湖北省荆州市）及东境（东境不详是何地，今广东省增城市小楼镇中部有东境村）名山亦皆有，惟通中轻轻薄如鹅管，碎之如爪甲，中无雁齿，光明者为善。长挺一二尺者。色黄，以苦酒洗则白，仙经少用，而俗方所重。”又引孙思邈曰：“乳石必须土地清白光润，罗纹，鸟翮，蝉翼一切皆成，白者可用，其非土地者，慎勿服之，杀人胜于鸩毒。”

古钟乳即乳石，是碳酸盐岩地区洞穴内，由顶部滴水，碳酸钙沉淀物积久而成，其形成往往须上万年或几十万年之久，古人认为系石之津液融结而成。可滋中焦之汁，上输于肺，故治咳逆上气，中焦取汁上奉于心化赤为血，流溢于中而为精，精气盛则目明而五脏和，百节通利，津液濡于空窍，则九窍通利，滋于经脉则乳汁自下。然其本系金石之品，体气俱厚，性情猛悍，产地或形质不良者，则“杀人胜于鸩毒”不可服之，即便是性较纯良者，亦不可多服久服，魏晋盛行的五石散（又称寒食散），乳石为其主要成分之一，服之丧命者无以数计，乃至隋唐医籍中多载有散发动方，真乃医学史上一大悲哀。切不可因此药补虚损，强阴益精而恣意用之，医者不可不慎之又慎。

《辅行诀》称钟乳石为土中水药，大概是因其《本草》中有其味甘的记载，而谓之属土，又因其生于洞顶滴水之积淀，其中含水之精华，性可属水而称之。

钟乳石与草木土中水药茯苓，都有延年，益阴精，补虚损，调五脏，治咳逆的作用。

四、云母（土中木）

《本经》谓云母：“味甘，平。主治身皮死肌，中风寒热，如在车船上，除邪气，安五脏，益子精，明目。久服轻身，延年。一名云珠，一名云华，一名云英，一名云液，一名云砂，一名磷石。生太山山谷。”

《别录》谓云母：“无毒。下气坚肌，续绝补中，治五劳七伤，虚损少气，止痢。久服悦泽不老，耐寒暑，志高神仙。一名云珠，色多赤。一名云华，五色具。一名云英，色多青。一名云液，色多白。一名云砂，色青黄。一名磷石，色正白。生太山，及齐庐山，及琅琊（琅琊山，在今安徽省滁州市西南）北定山（古北定山在何处，待考）石间，二月采。泽泻为之使，畏蝉甲，反流水，恶徐长卿。”

《纲目》按《荆南志》（梁·萧绎著，萧绎，字世诚，即梁元帝，武帝萧衍之第七子，552～554年在位）云：“华容方台山出云母，土人候云所出之处，于下掘取，无不大获，有长五、六尺，可做屏风者，但掘时忌作声也。”时珍曰：“据此，则此石乃云之根，故得云母之名，而云母之根，则阳起石也。”

《纲目》引弘景曰：“按仙经云母有八种，向日视之色青白多黑者名云母，色黄白多青者名云英，色青黄多赤者名云珠，如冰露，乍黄乍白者名云砂，黄白晶晶者名云液，皎然纯白明澈者名磷石，此六种并好服，各有月时。其黯黯纯黑有纹斑斑如铁者名云胆，色杂黑而强肥者名地涿，此二种不可服。”

云母出于云所出之处而得名，而云为地气上交于天之事，可知云母具地气上交于天之性，而地气之上升，始于肝木之升发，且云母乃以色别其名，色的呈现取决于光，色随光变，而光为天阳之气，故云母本身即是地气交于天气的产物，即为云之根。云母之根为阳起石，阳起石乃升阳之物，故云母味甘具脾土地气之质者，并具有上交天阳之势力，此势力在五行中即肝木。

故尽管《别录》云母之按色命名，与陶氏所谓之仙经以色命名有所异同，但是仙经所谓八种云母中，可服者六种，其中有三种是青或兼青色者，《别录》谓其采于二月春木当令之时，当是其得木气多者为佳，可见其木性在此药用上地位之重要。何况仙经所称之云母（可视为狭义的云母）本来即以青色为主呢？因此《辅行诀》论云母，是在味甘属土的基础上，又以色青属木，采时属木定其为土中木药，是深契其色、味、性、时、能之理论的。

钟乳石与草木土中木药薯蓣，均可除寒热，下气，止风眩，明目，除邪气，治伤中，充五脏，补虚益气，轻身延年。

五、石英（土中火）

白石英《本经》谓：“味甘，温。主治消渴，阴痿不足，咳逆，胸膈间久寒，益气，除风湿痹。久服轻身，长年。生华阴（位于秦、晋、豫结合部）山谷。”

《别录》谓白石英：“味辛，无毒。主治肺痿，下气，利小便，补五藏，通日月光。久服耐寒热。生华阴及太山。大如指，长二、三寸，六面如削，白澈有光。其黄端白棱名黄石英，赤端名赤石英，青端名青石英，黑端名黑石英。二月采，亦无时。”

紫石英《本经》谓：“味甘，温，无毒。主心腹咳逆，邪气，补不足，女子风寒在子宫，绝孕十年无子。久服温中，轻身，延年。生太山山谷。”

《别录》谓：紫石英：“味辛，无毒。主治上气心腹痛，寒热，邪气，结气，补心气不足，定惊悸，安魂魄，填下焦，止消渴，除胃中久寒，散痈肿，令人悦泽。生太山，采无时。长石为之使，得茯苓，人参，芍药共治心中结气，得天雄，菖蒲共治霍乱。畏扁青，附子，不欲蝉甲，黄连，麦句姜。”

《纲目》白石英条下引弘景曰：“今医家用新安（今河南洛阳一带）所出，极细长白澈者，寿阳八公山（今安徽省中部寿县古有寿阳、寿春、寿州、肥水等名，属六安市，山西省东部亦有寿阳）多大者，不正用之。仙经大小并有用，惟须精白无瑕杂者。如此说，则大者为佳，其四色英，今不复用。”

《纲目》紫石英条下引弘景曰：“今第一用太山石，色重澈下有根。次出雹零山（属今之何地，待考），亦好，又有南城（今江西省抚州市东部有南城县）石，无根，又有青绵石，色亦重黑不明澈，又有林邑（古国名，象林之邑的简称，在今之越南中部，秦汉时为象郡）石，腹里必有一物如眼，吴兴（今浙江省湖州）石，四面才有紫色，无光泽，会稽（今浙江省绍兴）诸暨石，形色如石榴子，先时并杂用，今惟采太山最胜。仙经不正用，而俗方重之。”

《疏证》引唐代河北雄县刘恂《岭表录异》参《衍义》曰：“紫石英其色淡紫不匀，其质明澈如水晶，随其大小皆五棱，两头如箭簇。”

石英虽类分五色，但以白紫两种入药，陶氏以为白者仙经多用之，紫者俗家多用之，而据传张仲景、何晏、葛洪、孙思邈诸人均有五石散方，其组方虽小有异同，但均有白石英和紫石英两种，葛、孙二氏为道教中人，张儒何玄，非道教中人，可见石英之取白紫非如陶氏所云道俗有别，或仙经多用白者。

《辅行诀》中石英名为土中火药，云其属土，当是因此石类分五色，本具中土之象，《本经》又云紫、白两种皆味甘气温，合中土之气味，有中土之用，紫者之形又有五棱，合中土之数，其属中土是比较好理解的。

至于又称其有火之名，所用当是紫石英。紫富含赤火之色，《别录》所主之证又明言“补心气不足，定惊悸。”称其为土中火药是理所当然的。

与陶氏同时代之徐之才《药对》云：“湿可去枯，”以紫、白石英为代表药物，似与石英有火性之说不谋，是只知“燥万物者莫熯乎火”，而不知“心德在软”，水得火始可蒸腾化为湿气而润泽万物，石英明澈如水，性温而化水为气（湿），故《本经》以白石英治肺痿之肺叶焦举之枯，和消渴之口舌干燥，此非是“湿可去燥”又当是何？紫石英在《别录》亦“主消渴”亦可润口舌之干燥，有湿可去枯之功。

紫石英与草木土中火药炙甘草，均可温中、补虚、止渴、补心气。

第四节 肺金酸味门

一、绿青（即石绿，金中金）、曾青（金中土、火中木）、石胆（木中火、水中木）

《别录》谓绿青：“味酸，寒，无毒。主益气，治痢疾，止洩痢。生山之阴穴中，色青则白。”

《纲目》李时珍曰：“石绿，阴石也，生铜坑中，乃铜之祖气也。铜得紫阳之气而生绿，绿久则成石，谓之石绿，而铜生于中，与曾青同一根源也，今人呼为大绿。”

《本经》谓曾青：“主目痛，止泪出，风痹，利关节，通九窍，破癥坚积聚，久服轻身不老。生蜀中山谷。能化金铜。”

《别录》谓曾青：“养肝胆，除寒热，杀白虫，疗头风，脑中寒，止消渴，补不足，盛阴气。生蜀中及越巂，采无时。畏菟丝子。”

《纲目》引陶弘景曰：“旧说与空青同山，疗体亦相似，今铜官（古代官职名，又为官署名，西汉在丹阳郡，即今之安徽宣城。又今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有铜官古镇），更无曾青，惟出始兴，形累累如黄连相缀，色理小类空青，甚难得而贵，仙经少用之。化金之事，法同空青”。

《纲目》引吴普曰：曾青“生蜀郡石山，其山有铜处，曾青出其阳，青者铜之精。”又引《造化指南》（15世纪土宿真君之本草著作，已佚，《庚辛玉册》曾引录）云：“层青生铜矿中，乃石绿之得道者。”时珍曰：“曾音层，其青层层而生，故名，或云其生从实至空，从空至层，故曰层青也。”

《纲目·空青》引《庚辛玉册》云：“……又有杨梅青，石青，皆悉一体，而气有精粗，点化以曾青为上，空青次之……”又引《造化指南》云：“曾空二青，则石绿之得道者，又二百年，得青阳之气，化为鍮石。”

石胆《本经》谓石胆：“味酸，寒，主明目，目痛，金创，诸痫痉，女子阴蚀痛，石淋寒热，崩中，下血，诸邪毒气，令人有子，炼饵服之，不老，久服增寿神仙。能化铁为铜，成金银，一名毕石，生羌道山谷中。”

《纲目·石胆》引《别录》谓石胆：“散癥积，咳逆上气，及鼠瘘恶疮。”引吴普曰：“神农：酸，小寒。李当之：大寒。桐君：辛，有毒。扁鹊：苦，无毒。”李时珍云：“胆以色味命名。”引陶弘景曰：“仙方时用，俗方甚少，此药殆绝，今人时有采之者，以色青绿，状如琉璃而有白文，易破折，梁州、信都无复有，俗乃以青色矾当之，殊无仿佛。”引苏恭曰：“此物出铜处有之，形似曾青，兼绿相同，味极酸苦……”又引苏颂曰：“……又有自然生者，尤为珍贵，并深碧色……色青，见风久则绿，击破其中亦青”。“入吐风痰药最快。”

1. 石绿（金中金）

石绿、曾青及空青、白青、扁青等，均为铜氧化生成的碱式碳酸铜类矿物，本草均记为酸味之品。石绿即铜绿，生铜坑中，天然者为孔雀石，其色似孔雀羽毛绿斑而得名，现代加工制品系天然碱式碳酸铜与熟石膏加水拌和压扁切块而成，呈土黄或淡绿色，无臭无味；曾青生山之阳，以层层而生得名，有土状、粒状、肾状、散射状者；空青呈球状或中空。诸青形态有所不同而已。

诸青都是由铜绿经久变化而成，而此青色之质系“铜之精”得“紫阳之气”（瑞祥之气，可理解为现代之氧气）而成，日久成石即石绿，故石绿为“铜之祖气。”祖是父母的上一辈，或为事业、学派的创始人，诸青均是由此青之质变化而成，故石绿可称为诸青之祖，石绿在诸铜化物中处于显贵地位是不言而喻的，因此，陶氏在其味酸属金的基础上，称之为金中金药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
石绿与草木药金中金药麦门冬，均有益气的作用。

2. 曾青（金中土、火中木）

曾青一物，因其味酸而名金药，自在情理之中，而又称金中土药，意为其并具土之性，甚是费解。但是，我们不妨从其生成特性，寻其端倪，作为其具有土之性的推理。

曾青和空青均为石绿之得道者，而用于点化术则曾青为上，是明言曾青之性优于空青，即曾青更得于道。

道字形之本意是置人于路，即一个人处在十字路口的情形，他可以登上通向四方的路，自主上路作“蹈”，引人上路作“导”，而这个十字路口，在五行学说中正是中土的形象，所谓“无中极无以定四方”，而通向四方的道路即是金、木、水、火的形象。而土在五行中，具神的概念（详见《伤寒论阴阳图说》）。

曾青既是石绿之得道者，即是铜之精得五行之土气之全而成者，具有特殊的神灵之气，具有不能用感觉器官去体认，也不可用普通字词表示，只能用这种比喻描述虚幻无形的神奇作用，而称曾青为金中土药，以表达它在诸铜化物中的崇高地位。同时由于它有破癥坚积聚，止消渴的咸软咸润之功，及止目痛泪出、风痒、头风、养肝胆等属肝木之病的作用，故又称其为火中木药。

曾青与草木药金中土药五味子，均有强阴，除热的作用。

3. 石胆（木中火、水中木）

扁鹊谓石胆味苦，为肾所主之味，可谓其有水之性。且色青绿，有甲木胆之汁色，得久风而色愈绿，有与风木同类之象，桐君采灵谓其味辛，亦具肝木所主之用味，可谓之有木之性而称之为水中木药。性既有木性，而又为涌吐之快药，涌吐为可使气机上涌，有火性炎上之象，故又可称之为木中火药。

石胆与火土同治论心病草木方中水中木、木中火药淡豆豉，均可解诸毒，疗寒热，喘咳上逆，又同为催吐方用药。

二、矾石（白矾金中水、皂矾金中火）

《本经》谓矾石：“味酸，寒。主治寒热，泄利，白沃，阴蚀，恶疮，目痛，坚骨齿。炼饵服之，轻身，不老增年。一名羽涅。生河西（汉唐时期，指今甘肃、青海两省黄河以西的地方）山谷。”

《别录》矾石（白矾）：“无毒。除固热在骨髓，去鼻中息肉。岐伯云：‘久服伤人骨’能使铁为铜。一名羽泽。生河西及陇西（陇山即今之六盘山，陇西指甘肃省六盘山以西），武都，石门（石门在今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），采无时。甘草为之使，恶牡蛎。”

《纲目》引苏恭曰：“矾石有五种，白矾多入药用；青、黑二矾，疗疳及疮；黄矾亦疗疮生肉兼染发；绛矾本来绿色，烧之乃赤，故名绛矾。”

《疏证》引《纲目》云：“矾石初生是石，燔炼则烊沸而成小块，以光莹如水晶者良。”

《纲目》引弘景曰：“矾石今出益州北部西川，从河西来，色白，生者名马齿矾，炼油成纯白名白矾……”

《纲目·绿矾》项下曰：“皂矾，青矾。煅赤者名绛矾，唐本矾红。（时珍曰）：绛矾可以染皂色，故谓之皂矾，又黑矾亦名皂矾，不堪服食，惟疮家用之，煅赤者俗名矾红，以别朱红。”又曰：“绿矾，晋地、河内、西安、沙州皆出之，状如焰硝，其中拣出深青莹净者，即为青矾，煅过变赤，则为绛矾。以入圬墁及漆匠家多用之。然货者亦杂以沙土为块。昔人往往以青矾为石胆，误矣。”

1. 白矾（金中水）

白矾系硫酸盐类矿物矾石经加工提炼而成，矾石含氧化钾11.4%、氧化铝37.0%、二氧化硫38.6%、水13%，白矾主要含水硫酸钾铝。

《辅行诀》称白矾为金中水药。其味酸，属肺金之主味，有酸收之功，其气寒，寒为肾水之气当是称其为金中水药的直接根据。因其酸收，故可治脱肛、阴挺（子宫脱垂）；因其气寒，故肝热之泪出目痛、骨髓之热可除；且其性能收湿而劫滑涎，故泄痢带下可愈；其性又可澄浊淖，得火则烊，遇水则化，可入水火之中而双绾于阴阳之间，水火所受之邪浊可因之而清，无论湿热或寒湿不得蕴结而寒热得除，风痛止，更不至蕴久积毒而治疮疡。

白矾与草木金中水药枳实，均可除寒热、止泄利、除痰水停聚、风痛，与谷物酿制品酢，均可治理。

2. 皂矾（金中火）

皂矾即青矾、绿矾，烧之成深红色而称绛矾。笔者曾亲制此药。所用系购自邻县平乡一带用于涂涮砖壁（即时珍所谓之圬墁家）者，新购者如硝而色青绿，久置则风化色转微黄，烧之始溶化，再烧则变为黑色，继烧之始变为红绛色固体。

现代研究证明，皂矾主要成分为水硫酸亚铁，近代多用于治疗黄胖病，贫血，肝病等。如《辽宁中医杂志》1981年第8期载有沈家足的文章：“复方针矾丸治疗黄胖病的体会”；《河南中医》1984年第5期载有袭振祥、陆广武的文章：“陈芳珊老中医虚黄丸治萎黄黄胖病的验案”。

此药首载于《日华本草》（已佚）。该书又名《大明本草》，为吴越日华子集。日华子为唐代本草学家，原名大明（一说大明为姓氏），今浙江鄞县人，一说今山西雁门人。该书为集当时常用药物的书籍。但是该药的使用绝不是始于唐，早在汉末张仲景时代即已广泛应用。张氏治疸之硝石矾石散中之矾石，谓服后大便正黑色，与皂矾因含铁量高而服之亦为黑色便相同，学者以此为考证仲景硝石矾石散中矾石即皂矾的主要根据之一，已被学界大多数认同。说明汉代已将皂矾列为药物之一，其未载于《本经》与《别录》的原因，大概与矾类为道家炼丹常用，而道教历来就有密而不传的教规所致，但最根本的原因，仍当在于当时可能对诸矾药性不同的认识尚不完全成熟，分论的条件并不具备，载入本草贻误世人。无论如何，汉代硝石矾散服后反应，以详实的资料证实了当时皂矾已经为临证所用。

据《纲目》所载引苏恭皂矾的主治为：“疳及诸疮。”引《大明》云：“喉痹虫牙，恶疮疥癣。酿鲫鱼烧灰服，疗肠风泻血。”时珍云：“消积滞，燥脾湿，化痰涎。除胀满黄肿疟痢，风眼口齿诸病。”

《辅行诀》称皂矾为金中火药，大概是因其味酸属金，用时烧赤始可，而烧后则呈红色，红属火象之故。且其主治，如疥癣肠风风眼等之病机与风木相关，其血病黄肿、胀、疟、痢等又与属心火之血、热相关。

皂矾与草木药金中火山茱萸均可去湿热，去虫，治肠风，目疾，理中消积的作用。

三、石硫磺（金中木）

《本经》谓石硫黄：“味酸，温。主治妇人阴蚀，疽痔，恶血，坚筋骨，除头秃。能化金、银、铜、铁奇物。生东海（今江苏北部与山东省临近，属连云港市）牧羊山（在今安徽省明光市东北40公里七里湖，即今所称官满湖的东岸）谷中。”

《别录》谓石硫磺：“大热，有毒。主治心腹积聚，邪气，冷癖在胁，咳逆上气，脚冷疼弱无力，及鼻衄，恶疮，下部䘌疮，止血，杀疥虫。生东海牧羊山，及大山（大山具体地址待考，疑为太山），及河西山，矾石液也。”

晋·张华《博物志》谓：“凡水源有石硫黄，其水则温，或云神人所暖，主疗疾。”

《纲目》李时珍云：“硫黄秉纯阳火石之精气结成，性质流通，色赋中黄，故名硫黄。含其温毒，为七十二石之将，故药品中称将军。外家谓之阳侯，亦曰黄牙，又曰黄硇砂。”又云其：“能补命门真火不足，且其性燥热而治利大肠，又与燥涩者不同，是亦救危妙药也。但炼制久服，则有偏胜之害，况服者又皆假此以纵欲，自迷其咎，与药何责焉？”

《纲目》引王好古云：“如太阴丹、来复丹皆用硫黄伍以硝石，至阳佐以至阴，与仲景白通汤佐以人尿、猪胆汁大意相同。所以治内伤生冷，外感暑热，霍乱诸病，能去格拒之寒，兼有伏阳，不得不尔。如无伏阳，只是阴证，又不必以阴药佐之，何也？硫黄亦号将军，功能破邪归正，返滞还清，挺出阳精，消阴化魄。”

硫黄本是火之精气所结，即其性能收阳热之气，所谓其味酸，当在收聚阳气之功，可治阳气式微之证。其能使泉水温热，而泉水本性阴之物，其通散阳气使阴水温热，非性温而何？收聚阳气而称其酸，为秋肺金所主之味酸，散发阳气使阴水变温，乃辛散之功，而辛为春肝木所主之味，故《辅行诀》称其为金中木药。且此物极易点燃，其焰先蓝后紫，蓝为青类，紫为红属，颇有由木转火色之象，硫之易燃本具木生火之质，燃之先蓝后紫，生火之势强，故其性甚烈，与肝木将军之官之称亦甚相合，其味酸为肝之体味，辛散为肝之用味，一味硫黄兼具肝之体用，称其将军更是名副其实。

将军可拯国难于危急之时，硫黄可救人于阳绝阴结之证，不愧为一良药。然正因其药力之巨，而始见其毒性之大，即有古人以萝卜、豆腐等炼制之法，可参考。不过现代所用之硫多为经提纯者，已不具杂质，笔者曾用豆腐制之，不似从前制作时，豆腐变为黑绿色，而硫黄则变为洁净鲜艳，用现代提纯之硫黄，不必加工处理即可，是否如此，还当在临证时验证。对此问题，当前笔者尚无成熟的结论。

《本经》无硫黄有毒的记载，《别录》则载之，是二书时代不同，对其使用经验有别，不善用者用之而至伤害人命，善用者可救人命于危难，不可不慎。近贤张锡纯氏，颇倡用生硫黄，当代亦不乏用此药治疗的报道，值得深入研究。笔者有单用此药治愈慢性肾炎、过敏性哮喘的病例。

硫黄与草木金中木药芍药，均可治恶血、破心腹坚积，消痈肿恶疮，去邪气。

第五节 肾水苦味门

一、滑石（水中水）

《本经》谓滑石：“味甘，寒。主治身热，泄澼，女子乳难，癃闭，利小便，荡胃中积聚寒热，益精气。久服轻身，耐饥，长年。生赭阳（今河南省南阳）山谷”。

《别录》谓滑石：“大寒，无毒。通九窍六腑津液，去留结，止渴，令人利。一名液石，一名共石，一名脱石，一名番石。生赭阳，及太山之阴，或掖北白山（掖北，指白山），或卷山（今河南省荥阳）。采无时。石韦为之使，恶曾青。”

《神农本草经》陶弘景云：“滑石，正白，又有冷石、小青黄。性并冷利，亦能烫油污衣物，今出湘外始安郡诸处，初取软如泥，久渐坚强，人多作家中明器物，并散热，人用之，不正入方药，赭阳县先属南阳，汉哀帝置，明《本经》所注县郡，必后汉时也。掖县属青州东莱，卷县属司州荥阳。”

《疏证》云：“滑石中洁白如雪，腻滑如脂，初出时柔软如泥，久渐成块，以土地气热故也。荡胃中积聚寒热。”

滑石是热液蚀变矿物，富镁矿物经热液蚀变，常变为滑石。故滑石常呈橄榄石、顽火辉石、角闪石、透闪石等矿藏物假象。滑石是一种常见的硅酸盐矿物，主含硅酸镁，尚含氧化铝、铁、石灰等。非常软而有滑腻的手感，因含杂质不同而有多色，以白者入药佳。

滑石当是以其质滑性荡利而得名。徐之才曰“滑可去著”，滑润之质可减少物质运动的阻力，而使之易于排利而不附着，而呈力半功倍之事，从而增强荡除病邪之积滞。

《内经》谓：“滑者其气清，涩者其气浊。”清者稀薄，浊者浓厚，而稀薄者莫如水，则滑石可如水可使浓厚者变为稀薄而不滞着，易于运动外排，并可润泽其运行通道，使有形之物易于运动而出。

由于人体之清液势在上行，浊液势在下趋，故浊废者归于下焦，肾主二便而排泄之。滑石可治泄癖癃闭积聚留结等。至于乳汁虽系精华之物，但毕竟为浓厚之液，故亦可使之易于通利而出。

另一方面，滑石之气大寒，寒亦冬水之气，而可去热，如其清暑去胃热，其润泽之性又可滋助热火伤阴之治疗。

综上所述，滑石质滑性利而气寒，颇得水之特性，这种特殊性能是其他金石药物不可比拟的，所以陶氏称之为水中水药，情理可通。

滑石与草木水中水药地黄，均可益精气，长气力，利耳目，利大小肠，去胃中积食，除胃中寒热。

二、代赭石（水中木）

《本经》谓代赭：“味苦，寒。主治鬼疰，贼风，蛊毒，杀精物，恶鬼，腹中毒邪气，女子赤沃漏下。一名须丸。生齐国（今山东省泰山以东以北一带）山谷。”

《别录》谓代赭：“味甘，无毒。主带下百病，产难，胞衣不出，堕胎，养气血，除五藏血脉中热，血痹血瘀，大人小儿惊气入腹，及阴痿不起。一名血师。生齐国，赤红青色，如鸡冠有泽，染爪甲不渝者良，采无时。畏天雄。”

《纲目》引《别录》谓：“出代郡（今山西省代县）者名代赭，出姑幕（在今山东省东南部莒县）者名须丸。”又曰：“赤红青色代郡城门下赤土也。江东久绝，俗用乃疏，而为仙方之要，与戎盐、卤碱皆是急须。”又引王好古云：“代赭入手少阴、足厥阴经，怯则气浮，重所以镇之，代赭之重，以镇虚逆。”又时珍曰：“代赭乃肝与心包络二经血分药也，故所主治皆二经血分之病。”

代赭石主含三氧化二铁，正品钉头赭石，含铁60%以上，并含镉、钴、铜、锰等多种微量元素，尚含对人体有害的铅、砷、钛。

《辅行诀》赭石被列为水中木药。其味苦气寒质重下趋，具水之特性，云其属水，本无可厚非，但又以木药称之，则当析之始明。

众所周知，肝属木，主风，主藏血，藏魂，主筋，爪甲为筋之余，其经脉名厥阴，乃风木之经，所谓诸风掉眩皆属肝。代赭色赤似血，染甲则其色不变，质坚似血之内藏，是其与肝有亲和之力；其所主之证，亦多与肝之藏血、舍魂、风动相关，故称其为水中木药是有一定的理论和实用基础的。

代赭石与草木水中木药黄芩，均可治疗血闭血热，除肠胃中热，治疸、女子经产淋带等证。

三、丹砂（水中火）

《本经》谓丹砂：“味甘，微寒。主治身体五藏百病，养精神，安魂魄，益气，明目，杀精魅邪恶鬼。久服通神明，不老。能化为汞。生符陵（隐居云：符陵是涪州。即现代重庆市涪陵）山谷。”

《别录》谓丹砂：“无毒。主通血脉，止烦满，消渴，益精神，悦泽人面，除中恶腹痛，毒气，疥瘘，诸疮。久服轻身神仙。作末名真朱，光色如云母，可析者良。生符陵，采无时。恶磁石，畏咸水。”

《抱朴子》谓：“丹砂烧之成水银，积变又还成丹砂。”

《丹药本草》（张觉人著，学苑出版社，2009）灵砂下引李时珍说：“硫黄，阳精也，水银，阴精也，以之相配，夫妇之道，纯阴纯阳，二体合璧，故能夺造化之妙，而升降阴阳，既济水火，为扶危拯急之神丹。”又出按曰：“水银化合物中，在中国炼丹术中占重要地位的当属硫化汞。属这类的有丹砂、灵砂、银朱三种。丹砂为天然产品，《神农本草经》列为上品，而灵砂和银朱则为人工制造。灵砂初载于《别录》称之：水银硫黄细研，入炉抽之，如束针绞者成就也。”

该书《丹砂·文献探索》引《抱朴子》载：“沅县廖氏家有丹井，饮其水者，世世寿考，后徙去，则子孙多夭折，他人居其故宅，复多寿考，疑其井水赤，乃掘之，得古人埋丹砂数十斛也，饮此水而得寿，况炼服者乎。”其后作者评之曰：“饵炼丹砂是否延寿姑存不论，但以丹砂滤水保洁却深合卫生之道，饮之长年固意中事，古人炼九转灵砂成后，多埋入土中或沉于水底以除火毒，廖氏井旁掘出的丹砂，为古人埋而未掘的灵砂是无疑的。”

该条又引青霞子（隋代著名道士苏玄朗之号，581～600年前后）说：“丹砂自然不死，若以气衰血散，体竭骨枯，八石之功，稍能添益，若欲长生久视，保命安神，须饵丹砂，且八石见火，悉成灰烬，丹砂伏火，化为黄银，能重能轻，能神能灵，能黑能白，能暗能明，一斛人擎，力能升举，万斤遇火，即速上腾，鬼神寻求，莫知所在。”

丹砂主含硫化汞，有天然形成和人工合成两种。天然生成者常夹杂雄黄、磷灰石、沥青质等。是地表水或地下水，在循环过程中，从地壳中带来了汞物质，在浅层低温条件下，与硫氧化而形成。是我国炼丹家用来炼丹的重要原料之一。

古代炼丹家在长期炼丹活动中，对丹砂的性质和作用有了充分的认识，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，至晚在葛洪时代，对其为硫汞合成的认识已然成熟。《辅行诀》称其为水中火药，大概出于其本质为汞为阴精当属水，硫为阳精当属火的认识所致。尽管当时不可能有丹砂系水在循环过程中带有的汞质的认识，但其沉重之质，与水的关系至密，有清洁水液而益于长寿的经验，会有认为其含“阴（水）精”则是自然之事。同样，对所含硫的认识也会因其易燃而性热，产生其为“火（阳）中精”的认识。

按照古人炼丹技术理论，阴精和阳精所合成之物，其性质当是非阴非阳之品，即丹砂既不属阴又不属阳的“神”奇之物，而认为其味甘，属五行中土，具有“神”之性（土为五行中之神，详见《伤寒论阴阳图说》），有诸多双向作用，为其可治疗精神魂魄之病的理论根据。但究竟其气“微寒”，而略偏于水寒之性，而以水性药名之。另一方面，其色赤，而赤为火色，则又有称之为水中火药。总之陶氏称丹砂为水中火药，既标示了其形成之本源，又显示了其合化性质及治疗保健作用，符合火土一家的学术理念，切合药用功效，可谓之名副其实。

丹砂与草木药水中火黄连均可治消渴、目不明、五脏冷热、口疮等证。

四、黄土（水中土）

黄土，《本经》与《别录》均未载。据《纲目》所引文献可知首载于《本草拾遗》，其书曰：“张司空（南齐明帝时494～498年，司空张岂，清河郡人，即今之江苏淮安人，曾得葛洪传授）言：三尺以上曰粪，三尺以下曰土，凡用当去恶物，勿令人客水。”主“泻痢冷热赤白，腹内热毒绞结痛，下血，取干土，水煮三、五沸，绞去滓，暖服一、二升，又解诸药毒，中肉毒，合口椒毒，野菌毒。”

《纲目》引《肘后方》谓：“内痔痛肿，朝阳黄土、黄连末、皮硝各一两，用猪胆汁研如泥，每日旋丸枣大，纳入肛内，过夜，随大便去之，内服乌梅黄连二味丸药。”

《纲目·土部》李时珍曰：“土者五行之主，坤之体也。具五色而以黄为正色，具五味而以甘为正味。是以《禹贡》辨九州之土色，《周官》辨十有二壤之土性。盖其为德，至柔而刚，至静而常，兼五行生万物而不与为能，坤之德其至矣哉。在人则脾胃应之，故诸土入药，皆取其裨助戊己之功。”

黄土虽未见于《本经》和《别录》，但陶氏之前确有用此药者，如《纲目》所引《肘后》之方，且仲景亦有“黄土汤”，陈藏器之本草，真是名副其实的“拾遗”之作。故《辅行诀》中有《本经》《别录》未载之品，是正常现象，学者不可一见其中有当时本草书未载之品，不加深入考证，即作为断定《辅行诀》系伪书的根据，是十分不严肃的态度。

黄土在《辅行诀》命名为水中土药。其色黄、味甘之土，称其为属土易于令人理解，而称其属水，且以水为其主味，似与理欠通。究其所以，大概与药用黄土，是指“三尺以下者”有关。因为水之性渗下而趋于下，深层之土当具有趋下之水性而名之。更重要的是古人有“土水合德”的理念，土可渗湿，水包容于土中，乃天地之自然，故特以水中土之名称之。

黄土与草木水中土药术，均有除热、治泄利、助脾胃的作用。

五、白垩（水中金）

《本经》谓白垩：“味苦，温。主治女子寒热，癥瘕，月闭，积聚，阴肿痛，漏下，无子。生邯郸山谷。”

《别录》谓白垩：“味辛，无毒。止洩痢，不可久服，伤五脏，令人羸瘦。一名白善。生邯郸，采无时。”

《纲目》引陶隐居弘景曰：“即今画家用者，甚多而贱，俗方稀用。”引苏颂曰：“胡居士云：始兴小桂县晋阳乡有白善，而今处处有之，人家往往用以浣衣。”时珍曰：“诸土皆能去湿，而白垩土则兼入气分也。”

白垩土是一种微细的碳酸钙沉积物，可含少量的锰和铁。主要是由单核细胞浮游生物珠藻的遗骸构成，古人在饥荒年用以充饥，但不易被人体消化吸收，有腹胀便干的副作用，少量食之可不致死亡，过量则导致胃肠中郁积饱食而死。涉县亦产此物，据云当地在20世纪70年代初，尚多以此物作粉刷墙壁用，饥荒年代确有以此充饥的传统。

白垩味苦属水，色白属金，《辅行诀》据其色味而称为水中金药。味苦则可使水湿收藏而水湿之邪得除，故可治泻痢、阴肿、漏下、寒热；属金则有刚坚削伐之力而可用于浣衣，是可去污浊、破癥结、气血积聚，气血畅通则令人有子，因其久服伤五脏，故可令人消瘦。

白垩土与草木水中金药竹叶，均有祛湿除热的作用。

第六节 从火土同治论心病金石 方例用药简释

一、铁落（木中土，木中水）

《本经》谓铁落：“味辛，平。主治风热，恶疮，疡疽疮痂，疥气在皮肤中。生牧羊平泽。”

《别录》谓铁落：“味甘，无毒。除胸膈中热气，食不下，止烦，去黑子。一名铁液，可以染皂。生牧羊平泽及枋城，或析城，采无时。”

《纲目》引《别录》曰：名“铁汁”，又引苏恭曰：“是煅家烧铁赤沸，砧上煅之，皮甲落者。若以浆为铁落，则钢浸汁更谓何物，落是铁皮，滋汁黑于余铁，故又名铁汁。”

铁落为生铁煅至红赤，外层氧化时被锤落的铁屑，主含四氧化三铁，或名磁性氧化铁。此药的使用历史悠久，生铁落饮为《内经》十三方之一，用于治怒狂病。《辅行诀》拟补从火土论心病补泻方中以木中土、木中水药用之。乃是据其以青属木，《别录》谓其味甘属土，而名木中土；“滋汁黑于余铁”，且治诸火证，有克火之水性，又名木中水。

铁落与从火土论心病方中之草木药通草均主恶疮痈肿，除热止烦。

二、石蜜（土中金，土中火）

《本经》谓石蜜：“味甘，平。主治心腹邪气，诸惊痫，安五脏，诸不足，益气补中，止痛解毒，除众病，和百药。久服强志，轻身，不饥，不老。一名石饴。”

《别录》谓石蜜：“微温，无毒。主养脾气，除心烦，食饮不下，止肠澼，肌中疼痛，口疮，明耳目。久服延年神仙。生武都山谷，河源山（在今广东省东北部）及诸山石中，色白如膏者良。”

《疏证》参《本草崇原》（清·张志聪撰，其弟子高世栻续成，志聪生于1610年，卒于1674年）曰：“蜂居山谷，蜜结石岩者，名曰石蜜；其居丛林，结树木上者，名木蜜，皆以色白如膏者佳。若人家作局收养割取者为家蜜最胜。春分节后，蜂采花心之粉，置之两髀而归，酝酿成蜜，从上下垂，不着边际，其厚若指，故曰蜜脾。若遇牡丹兰蕙之粉，或负于背，或戴于首，归以供王蜂，王所居层垒如台，有君臣之义。寒冬无花，深藏桶内，以蜜为食，春暖花开后，复出采花也。”

《纲目》引弘景曰：“石蜜即崖蜜也，在高山岩石间作之，色青赤，味小碱，食之心烦，其蜂黑色似虻。……”。

又引张华《博物志》云：“南方诸山，幽僻处出蜜蜡，蜜蜡所着，皆绝岩石壁，非攀缘所及，唯以山顶以篮与悬下，遂得采取，蜂去余蜡在石，有鸟如雀，群来啄之殆尽，名曰灵雀。至春蜂归如旧，人亦占护其处，谓之蜜塞，此即石蜜也。”又引弘景曰：“石蜜，道家丸饵莫不须之。仙方亦单炼服食，云至长生不老也。”

石蜜当是古代使用较早的药品，是野生蜜的一种。陶氏对此药的认识比较确切，现代多有家养蜂蜜，石蜜虽仍有但极不易得，故可以家养蜂蜜代之。

蜜味甘是众所周知的，甚至“甜如蜜”已是人们的口头语，以甘属土的理念该之，石蜜属土应是当然的。但又称其有金性和火性，则应从其色味特点进一步分析。

石蜜以色白为佳，生于石上，白为肺金之色，石坚重而为诸金所出，故可属金，特别是陶氏已明言石蜜之味有碱味而色“（青）赤”，碱当与咸同，乃具火之色味，故又称其有火之性。谓石蜜为土中金，又为土中火，是有其理论根据的。

石蜜与火土同治心病方中草木土中金、土中火药升麻，均可止痛解毒、除邪气、轻身长年。

三、理石（土中火）

《纲目》引《本经》谓理石：主“血热，利胃解烦，益精明目，破积聚，去三虫。一名立制石。生汉中山谷。”又引《别录》谓：“理石，味甘，大寒。”“除荣卫中去来大热结热，解烦毒，止消渴，及中风痿痺。一名肌石。如石膏顺理而细。生汉中及庐山。采无时。”滑石为之使，畏麻黄。

理石系石膏中纹理细长如丝而明洁微带青色者。为硫酸盐类矿物石膏中的纤维石膏。《本经》谓其利胃，《别录》谓其味甘，故称谓其属土，但《别录》已明言其性大寒，今却称为土中火药，其火字与寒甚相龃龉，有待进一步解析。

理石以土中火名之，土主长夏，时在夏至到立秋，其气暑。暑为湿热兼挟之气，其中湿为脾土所主，为水湿容纳之所。由于夏至地得太阳照射之热最多，之后则渐减，即所谓“夏至一阴生”，由于热的积蓄作用，地中之热的量仍日趋增加，直至立秋始日趋下降，秋分始降至年平均值。故此，虽然长夏之季得天阳之气渐少，但实际气温却仍趋上升之极点，为一年中温度和湿度最高的季节，并且是夏季的后半阶段。

长夏湿热并重，其湿是地（阴）气脾土纳水之特性而然，乃天（阳）夏火积蓄之热，此湿此热相互兼挟，为天地之气交互合化运动的现象。

从理石之主治“荣卫中之去来大热结热、解烦”来看，其性寒而不当属火。但是此长夏之火，乃是在夏至“一阴生”之后，阴气渐长之时之热，乃阴分之热，在运气学说中，此暑期之主气即为阴中之火——相火，客气即太阴湿土。太阴之经脉络于脾，脾为三阴之长；包络为心之外围，其经脉系于手厥阴心包络，其去来大热和烦心证，又与手厥阴心包络是主脉所生病之心烦、《伤寒论》厥阴证之热厥胜复相关。心包络不但经脉类属阴经，且为代心行气而属火，所以此火当名为阴火，即相火。

此阴火之气亢则为害，一般认为其治法一为厚土以掩火，即甘温除大热，一为敛火归元，即引火归原。二法均是以热治热的从治理法，使“天明则日月不明”之术。理石色白入肺，质重而趋下，具秋收敛降之功，转湿热为凉燥者，故以土中火名之以类暑气之湿热兼挟。

理石与石膏极为类同，而一名土中土，一名土中火，是二者主治有从脾土和从胃土的区别所致。脾为脏，属阴，理石所治多为如前所述之阴火；胃为腑，属阳，石膏所治多为阳燥之火。外感之邪所致者，在腑在经在表之证，如中风寒热，三焦大热，皮肤热，肌热，胃热，头痛等阳燥之证。二者所治有湿热与燥热的区别，故论理的方法，则有石膏重在色（白属金），理石则偏于质（脾湿）的差异。

理石与从火土论心病草木药牡桂，均有止烦、通脉的作用。

四、姜石（水中土，水中金）

《本经》谓：“殷蘖：味辛，温。主治烂伤，瘀血，泄痢，寒热，鼠瘘，结气。一名姜石。生赵国山谷。”

《别录》谓殷蘖：“无毒。主治脚冷疼弱。钟乳根也。生赵国，又梁山及南海，采无时。恶术，防己。”

据《纲目》所载，孔公蘖、殷蘖、钟乳石三物实为一体，根部者为孔公蘖，又名通石，中有孔道故名。较孔公蘖稍小而高耸者为殷蘖，大如牛、羊角，长度一二尺。钟乳则是吊在洞顶上，也有中空者。形如姜者即姜石。孔公蘖条下所载味属甚不一致，引神农为辛，引岐伯为咸，引扁鹊为酸，引《大明》及甄权则为甘。据其形态之不同，又有石床、石花、石脑、石脑油、石髓、土殷蘖、姜石等诸名，所记味属亦各有异同，且石脑油又有苦味的记载。《唐本草》则将姜石另立一项而记为咸味，其主治只记：“热豌豆疮，疗毒等肿”八字而已。此姜石所指非是殷蘖出石洞而形如姜者，乃出于土石之间，《纲目》姜石下引邵伯温曰此石：“天有至戾，地有至幽，石类得之，则为疆砾是也，俗作疆蛎。”

殷蘖类诸药及《唐本草》姜石性味不一的多种记载，应当是在漫长的医疗实践中，对所用药形成过程和产地不同的总结记录，同时也有对同一种药物在不同时代，认识有所不同的问题。但是必定都有一定的临证根据，不应轻易否定和肯定其是非非。

尽管古代文献对此类药品的味属记载已五味俱全，而现代研究却已证明，殷蘖与《唐本草》另立项的姜石，主要成分都是碳酸钙类，而其主治功用大多都可祛湿消肿、解毒疗疮。因此笔者认为以形命名的姜石（殷蘖）和“生土石间”的姜石功用是相近的，二者可以通用，当然也会有其各自的特性，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发现予以区别。

河北邢台地区为姜石的主要产地之一，因此民间流传着一些用姜石治病的便方，笔者身处此地，用之有效者莫过于治金创出血和宫颈糜烂，均是外敷法。20世纪70年代中，当地用此药浸水服用防治食道癌风行一时，邢台医药情报站曾在《中国中医药》报道。

据现代研究，姜石除主要成分碳酸钙之外，尚含铁、锌、铝、铜、钼、锡、锰、钨、硒、碘、钒、硅、铬、氟等多种微量元素。

《辅行诀》从火土同治拟补心病金石方用姜石，主要是根据它和菜类药薤白功用相仿，皆可治疗金疮，祛湿疗肿毒的功效，且现存世诸传抄本中，多有用此味的记载。故而取用此药，而以薤白的五行互含属性命名。然而因为姜石的文献记载甚是简略，其名实问题亦是模糊不清，加之殷蘖类金石药的五味属性是五味俱备，“生于土石间”之姜石味属咸，又与薤白之主味不同，而且属殷蘖类的石脑油，虽然其味属苦，可适应此处金石药的需要，但是此石脑油，即今之煤油、柴油。《纲目》谓其气味“辛、苦有毒”，主治：“小儿惊风，化涎”时珍曰：“杀虫，治疮”，并引钱乙曰：“治小儿惊热肺实，呕吐痰涎……取其能透经络，走关窍也。”1971年第3期《辽宁医药》报道了第一医院等七个单位……用民间单方煤油治疗182例慢性气管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，治疗方法，用抚顺市石油三厂生产的煤油成人用量4～5毫升，每日是一至数二次十天为一疗程。此方在当时曾经推广，但笔者始终不敢轻信使用。仅用煤油棉球塞小儿肛门治疗蛲虫，尚属有效，笔者认为石脑油外用尚可谨慎试用，内服则需严控。虽其有味苦之说，又能通透经络关窍符合胸痹之需亦不堪用之治疗胸痹。

鉴于上述情况，可以说姜石以水中土、水中金称之的古代文献依据不足，如姜石乃感天地戾、幽之气而生者之说，仍用天地之常理论之，自然难得其解，因毕竟古人的认识有其时代理论和认识的局限性，不可解释的现象被称为天地不正之气，对姜石的生成过程了解的程度不深。我们不妨借助现代知识，仍用古代的认识方法进行探索。

现代已有资料证实，姜石的历史已有十几亿年，至今仍有才开始形成者。它们的形成有一共同特点，即在大气降水或地下水溶解较多的碳酸氢钙，在运转过程中，沿某一质点（如土块、沙粒或水滴）凝聚，由内往外愈长愈大，并胶结有地层中的黏土或沙粒，形成结核，而大小不一，形态各异。主要产于黏土质地层中或黄土中。

可见姜石的形成，水在其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，无水姜石即无法形成，水起着媒介作用。姜石与水同类相应的现象，谓其有水之性，是基本问题。水凝聚的碳酸氢钙和其他金属元素，质重而硬，可属金，则可称之为水中金。在漫长的生成过程中，所渐渐附着其上的黏土、黄土等，可谓之属土之物，因之称之为水中土亦不无道理。

姜石与火土同治论心病草木药薤白，皆可去水气、除寒热，治金创、诸疮，散结气。

五、硇砂（金中金，金中火）

《纲目》引《抱朴子》云：“伏硇药甚多，牡蛎、海藻、海螵蛸、晚蚕砂、羊骨、河豚鱼胶、鱼腥草、萝卜、独帚、羊蹄、商陆、冬瓜、羊踯躅、苍耳、乌梅。”引陈藏器曰：“其性大热，服之有暴热损发，云温者误也。”引甄权曰：“酸咸有大毒”，“除冷病，大益阳事”。引《张匡邺行程记》（张匡邺系晋代人）云：“高昌（高昌古城在今新疆吐鲁番东40公里，火焰山南麓，天山北麓）北庭（北庭古城在今吉木萨尔县北12公里，北庭乡）山中，常有烟气涌起而无云雾，至夕光焰若炬火，照见禽鼠皆赤色，谓之火焰山。采硇砂者，乘木屐取之，若皮底即焦矣。北庭即今西城火州（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柳城西70里，吐鲁番东30里）也。”引时珍曰：“硇砂亦硝石之类，乃卤液所结，出于青海，与月华相射而生，附盐而成质，虏人采取，淋炼而成，状如盐块，以白净者为良。其性至透，用黝罐盛悬火上则常干，或加干姜同收亦良。”引张果（唐初，今邢台市广宗县张果寨村人）《玉洞要诀》云：“北庭砂秉阴石之气，含阳毒之精，能化五金八石（五金：黄金、白银、赤铜、青铅、黑铁，八石：朱砂、雄黄、硫黄、雌黄、云母、空青、戎盐、火硝。都是古代道家炼外丹的材料），去秽益阳，其功甚伟，力并硫黄。”引《唐本草》云：“积聚，破结血，止痛下气，疗咳嗽，宿冷，去恶肉，生肌，烂胎，并入驴马不用。”

硇砂一物，《本经》《别录》未载，但《抱朴子》中竟列出含硇砂药达15种之多，说明在晋代已充分掌握了其性能，主含氯化铵，当是炼丹家常用之品。其产地在西域寒燥之区，出自气候特有火热的火焰山处，其所禀之气化亦自当有其特殊性。

首先其产于我国的西北属乾金之地，与陶弘景约同时的甄权又谓其有肺金之酸味，时珍又云色白者良，其产地色味俱属金无疑。不但如此，它还能化“五金八石”，为金药中能量甚强者，故可称之为金中金药。

又因其产于火焰山近处，有火热之性，其原质本系卤碱，为味咸之品，甄权谓其味有火主之咸味，张果谓其含阳毒之精，力并硫黄，就其质、地、味用而论，以其有火之性，名之为金中火药是比较合适的。

它与从火土论心病草木方中白酨浆都可治痈肿邪毒。

六、海蛤（土中土）

《本经》谓海蛤（蛤粉）：“味苦，平。主治咳逆上气，喘息烦满，胸痛，寒热。一名魁蛤。文蛤，治恶疮，蚀五痔。生东海。”

《别录》谓海蛤：“味咸，平，无毒。主治阴痿。生东海。蜀漆为之使，畏狗胆，甘遂，芫花。”谓文蛤：“味咸，平，无毒。主治咳逆胸痺，腰痛胁急，鼠瘘，大孔出血，崩中漏下。生东海。”

《纲目》引弘景曰：“海蛤至滑泽，云从雁屎中得之，二三十过方为良，今人多从相类者磨荡之。”引陈藏器云：“海蛤是海中烂壳，久在泥沙内被淘汰，自然圆净无文，有大有小，以小者为佳，非一一从雁粪中出也。文蛤是未烂时壳犹有文者，二物本同一类，正如蛤蚬、贝壳，所主亦与生者不同也。假如雁食蛤壳，岂择文不文耶。”引吴普曰：“神农：苦，岐伯：甘，扁鹊：咸。”引时珍曰：“海蛤者，海中诸蛤壳之总称，不是指一蛤也。”又云“……文蛤自是一种，……但海中蛤蚌各色虽殊，性味相类，功用亦同，无甚分别也。”

《吕氏春秋》云：“月也者，群阴之本也，月望则蚌蛤实，群阴盈，月亏则蚌蛤虚，群阴亏。”

海蛤生活于浅海泥沙或近海泥沙海底中，海蛤壳是多种蛤类烂壳的总称，主含碳酸钙及壳角质。

蛤出湿土泥沙之中，乃秉湿土之气化而生者，自有湿土之性，且岐伯有其味甘之说，甘为土之用味，故言蛤属土。

月为天象学中与太阳对称者，古人称之为太阴，为阴阳学说中阴气的代表，即群阴之本。与在地之湿土同属阴气之盛大者，故在人之脾土经脉也有太阴之名，二者有同气相感的关系。月有盈缺亏圆，而蛤之虚实变化生理周期与之同步，正是天地之大阴之气相互感应的现象。蛤可谓与天地之至阴之气相通，为诸属阴土类之代表，故可称之为土中土。

海蛤与火土同治论心病方草木药栝蒌，皆可治疗胸痹、润燥祛痰止咳逆。

七、戎盐（火中土）

《本经》谓戎盐：“主明目，目痛，益气，坚肌骨，去毒虫。”

《别录》谓：“味咸，寒，无毒，心腹痛，溺血、吐血、齿舌血出。一名胡盐，生胡盐山及西羌北地酒泉，福禄城东南角。北海青，南海赤，十月采。”

《疏证》参《唐本》《图经》云：“戎盐生河崖山坂之阴土石间，盖海潮浇山石，经久而凝者，石上者形块方棱成垛，明莹而青黑色。”

盐类皆为不流之水凝炼而成，味皆咸。换言之，咸味出于不流之水，为水气所化，故《辅行诀》以咸为水之化味。又因五味中唯咸可软坚，可顺心火之欲而为其用味，故为心火所主之味，而盐乃至咸之物而被称为火性之药。

盐有海盐、井盐、池盐等等诸多不同，不同的盐采炼过程各异。唯独戎盐为“海潮浇山石，经久而成者。”其形成时间之缓慢，可视为性甘缓，其质由液状之海水变化为固态之块状，有水极似土之象，而呈中土甘缓之用，故称之为火中土药。

戎盐之咸有肾气坚闭之德，故可呈作强之用，而使肾气得益而坚肌骨，肾水气化利则可涵养肝木而清泻肝火，润泽其肝阴而愈目明及目痛。

戎盐之咸可助心用而理血脉，更有甘缓之性，即可缓血之急动而止其外出。出血之证，为血流躁动妄行之象，先师张大昌先生尝谓，甘咸同用，《辅行诀》用以除燥，燥除即可止躁，可谓之甘咸亦凝血之法。笔者临床遵之，甚是得心应手。

又戎盐之咸，颇有渗化顽痰之功，此所谓水血同源于中焦水谷之气之故，况咸味本来又是肾水气化之味，与水饮原有不解之缘，如《别录》所以治心腹痛，《本经》所以治毒虫，皆当是顽痰痼饮所致者，戎盐可渗化以劫之而病可除。

戎盐与从火土论心病方草木药元参，均可治心腹痛，有明目，润燥软坚的作用。

第七节 其他用药《本经》录文

《辅行诀》原文中，除明确提出五味五行互含属性的药物及菜、果、谷、畜类外，尚有一些药物在外感天行之六神方、五脏诸补泻方加减及救急开窍方中有所使用。这些药物未涉及五味五行互含属性的问题，故汇为一节，仅将《本经》、《别录》所载的性味主治条文录出，以备参考。

一、外感天行六神方用药

1. 麻黄

《本经》谓麻黄：“味苦，温。主治中风，伤寒头痛，温疟，发表出汗，去邪热气，止咳逆上气，除寒热，破癥坚积聚。一名龙沙。生晋地。”

《别录》谓麻黄：“微温，无毒。主治五藏邪气缓急，风胁痛，字乳余疾，止好唾，通腠理，疏伤寒头痛，解肌，洩邪恶气，消赤黑斑毒。不可多服，令人虚。一名卑相，一名卑盐。生晋地及河东。立秋采茎，阴干令青。厚朴为之使，恶辛夷、石韦。”

2. 黄芪

《本经》谓黄芪：“味甘，微温。主治痈疽，久败疮，排脓止痛，大风癞疾，五痔，鼠瘘，补虚，小儿百病。一名戴糁。生蜀郡山谷。”

《别录》谓黄芪：“无毒。主治妇人子藏风邪气，逐五藏间恶血，补丈夫虚损，五劳羸瘦，止渴，腹痛洩利，益气，利阴气。生白水者冷，补。其茎、叶，治渴及筋挛，痈肿，疽疮。一名戴椹，一名独椹，一名芰草，一名蜀脂，一名百本。生蜀郡、白水、汉中。二月、十月采根，阴干。恶龟甲。”

3. 阿胶

《本经》谓阿胶：“味甘，平。主治心腹内崩，劳极洒洒如疟状，腰腹痛，四肢酸疼，女子下血，安胎。久服轻身，益气。一名传致胶。出东阿。”

《别录》谓阿胶：“微温，无毒。主丈夫少腹痛，虚劳羸瘦，阴气不足，脚酸不能久立，养肝气。生东平郡，主牛皮作之。出东阿。恶大黄，得火良。”

4. 知母

《本经》谓知母：“味苦，寒。主治消渴热中，除邪气，肢体浮肿，下水，补不足，益气。一名蚯母，一名连母，一名野蓼，一名地参，一名水浚，一名货母，一名堤母。生河内川谷。”

《别录》谓知母：“无毒。主治伤寒久疟烦热，胁下邪气，膈中恶，及风汗内疸。多服令人洩。一名女雷，一名女理，一名儿草，一名鹿列，一名韭逢，一名儿踵草，一名东根，一名水须，一名沈燔，一名蓐。生河内。二月、八月采根，暴干。”

二、救急开窍方用药

1. 赤小豆

《本经》谓赤小豆：“主下水，排痈肿脓血。生平泽。”

《别录》谓赤小豆：“味甘，酸，平，温，无毒。主治寒热，热中，消渴，止洩，利小便，吐逆，卒癖，下胀满。又，叶名藿，主治小便数，去烦热。”

2. 瓜蒂

《本经》谓瓜蒂：“味苦，寒。主治大水，身面四肢浮肿，下水，杀蛊毒，咳逆上气，食诸果不消，病在胸腹中，皆吐之下。生嵩高平泽。”

《别录》谓瓜蒂：“有毒，去鼻中息肉，治黄疸。其华，主心痛咳逆。生嵩高。七月七日采，阴干。”

3. 皂荚

《本经》谓皂荚（皂角）：“味辛，咸，温。主治风痹，死肌，邪气，风头泪出，下水，利九窍，杀鬼精物。生雍州川谷。”

《别录》皂荚：“有小毒。主治腹胀满，消谷，破咳嗽囊结，妇人胞不落，明目，益精。可为沐药，不入汤。生雍州及鲁邹县。如猪牙者良。九月、十月采荚，阴干。青葙子为之使，恶麦门冬，畏空青、人参、苦参。”

三、诸方加减用药

1. 牡蛎

《本经》谓牡蛎：“味咸，平。主治伤寒，寒热，温疟洒洒，惊恚怒气，除拘缓，鼠瘘，女子带下赤白。久服强骨节，杀邪鬼，延年。一名蛎蛤。生东海池泽。”

《别录》谓牡蛎：“微寒，无毒。主除留热在关节荣卫，虚热去来不定，烦满，止汗，心痛气结，止渴，除老血，涩大小肠，利大小便，治洩精，喉痺，咳嗽，心胁下痞热。一名牡蛤。生东海，采无时。贝母为之使，得甘草、牛膝、远志、蛇床良，恶麻黄、吴茱萸、辛夷。”

2. 橘皮

《本经》谓橘柚（橘皮）：“味辛，温。主治胸中瘕热逆气，利水谷。久服去臭，下气，通神。一名橘皮。生南山川谷。”

《别录》谓橘柚：“无毒。主下气，止呕嗽，除膀胱留热，下停水，五淋，利小便，治脾不能消谷，气冲胸中，吐逆，霍乱，止洩，去寸白。久服轻身长年。生南山，生江南。十月采。”

3. 厚朴

《本经》厚朴：“味苦，温。主治中风，伤寒，头痛，寒热，惊悸气，血痹，死肌，去三虫。生交阯。”

《别录》谓厚朴：“大温，无毒。主温中，益气，消痰，下气，治霍乱及腹痛，胀满，胃中逆冷，胸中呕逆不止，洩痢，淋露，除惊，去留热，止烦满，厚肠胃。一名厚皮。一名赤朴。其树名榛，其子名逐杨。治鼠瘘，明目，益气。生交趾，宛朐。三月、九月、十月采皮，阴干。干姜为之使，恶泽泻、寒水石、硝石。”

4. 桔梗

《本经》谓桔梗：“味辛，微温。主治胸胁痛如刀刺，腹满，肠鸣幽幽，惊恐悸气。生嵩高山谷。”

《别录》谓桔梗：“味苦，有小毒。主利五脏肠胃，补血气，除寒热风痺，温中，消谷，治咽喉痛，下虫毒。一名利如，一名房图，一名白药，一名梗草，一名荠苨。生嵩高及宛朐。二、八月采根，暴干。节皮为之使，得牡蛎、远志治恚怒，得硝石、石膏治伤寒。畏白及、龙眼、龙胆”。

5. 射干

《本经》谓射干：“味苦，平，主治咳逆上气，喉痹咽痛，不得消息，散结气，腹中邪逆，食饮大热。一名乌扇，一名乌蒲。生南阳川谷”。

《别录》谓射干：“微温，有毒。主治老血在心肝脾间，咳唾，言语气臭，散胸中气。久服令人虚。一名乌翣，一名乌吹，一名草姜。生南阳田野。三月三日采根，阴干。”

6. 梅实

《本经》谓梅实（乌梅）：“味酸，平。主下气，除热烦满，安心，肢体痛，偏枯，不仁死肌，去青黑痣，恶疾。生汉中川谷。”

《别录》谓梅实：“无毒。止下痢，好唾，口干。生汉中，五月采，火干。又，梅根，疗风痺，出土者杀人。梅实，利筋脉，去痺。”

7. 猪苓

《本经》谓猪苓：“味甘，平。主治痎疟，解毒，辟蛊疰不祥，利水道。久服轻身，耐老。一名猳猪屎。生衡山谷。”

《别录》谓猪苓：“味苦，无毒。生衡山及济阴，宛朐，二月、八月采，阴干。”

8. 竹茹

《别录》谓竹茹：“微寒，主治呕啘，温气寒热，吐血，崩中。”

9. 杏核仁

见第二章第二节·五

10. 款冬花

《本经》谓款冬花：“味辛，温。主治咳逆上气，善喘，喉痹，诸惊痫，寒热邪气。一名橐吾，一名颗东，一名虎须，一名菟奚。生常山山谷。”

《别录》款冬花：“味甘，无毒。主消渴，喘息呼吸。一名氐冬。生常山及上党水傍。十一月采花，阴干。杏仁为之使，得紫菀良，恶皂荚、硝石、玄参，畏贝母、辛夷、麻黄、黄芪、黄芩、黄连、青葙。”

11. 茅根

《本经》谓茅根：“味甘，寒。主治劳伤虚羸，补中益气，除瘀血，血闭，寒热，利小便。其苗，主下水，一名兰根，一名茹根。生楚地山谷。”

《别录》谓茅根：“无毒。主下五淋，除客热在肠胃，止渴，坚筋，妇人崩中。久服利人。一名地菅，一名地筋，一名兼杜。生楚地田野。六月采根。”